元和年間出了兩篇驚天動地的奇文，一是白行簡的《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二是柳宗元的《河間傳》。二者都是涉及隱晦話題的“大黃文”，之所以能在憲宗朝集中出現，是有特殊原因的。
白行簡創作“肉文”的原因比較簡單。他在開篇裡說“情所知，莫甚交接。其餘官爵功名，實人情之衰也”，將權欲之樂和男歡女樂作比，不難看出他對當時汙濁官場的厭棄。他性格耿直，不肯屈從，所以終生不過官至五品。既然升遷無望，他乾脆用文字彰顯人性，來個“燃犀下照”，讓偽君子們無處遁形。
《河間傳》的創作背景則複雜得多。一來因為柳宗元創作態度嚴謹，雖不乏寓言作品，但大多“擬人必於其倫”，要有現實原型;二來柳宗元參加過“二王八司馬”主導的“永貞改革”，曾是呼風喚雨的“決策圈”的人物，他的皮裡陽秋往往富含更深的政治意味，不只“涉黃”那麼簡單。
故事的內容相當勁爆，在帶“馬賽克”的情況下大概是這個樣子。
話說河間有個著名的貞婦，未嫁時便水骨冰肌、操守如玉，親戚中的淫奔之徒無不對她敬而遠之。她嫁人後更是善待寡婆、敬愛丈夫，閨門清風遠播四邑。正應了“人比人、氣死人”的俗話，那些“淫親”更加相形見絀。為了拉貞婦下馬，他們假說要辦“閨門講習班”，請貞婦擔任主講，半路上又假說寺廟裡的南方佛畫精美異常，哄她去看。其實那裡早埋伏了幾個無行惡少，準備羞辱貞婦。好在她很警覺，聽到帷幕後有陌生男子的咳嗽聲，馬上赤足奔出，上車逃走。
一年後，那些“淫親”不死心，又百般敦請貞婦出遊。這回他們事先做了手腳，撤去帷幕，把惡少們藏在北邊的一個耳屋裡。貞婦竟毫無顧忌地走了進去，聽到動靜後並沒像上次那樣落荒而逃。大家看有機可乘，便一湧而出，男女之間毫無顧忌地摟抱起來。其中，最英俊強壯的男人抱起貞婦，而她這回稍作抵抗後竟就範了。
一天兩夜後，直到丈夫來接，貞婦才和對方“齧臂而盟”，灑淚分別。回家後她心亂如麻，吃不下，睡不著，見到丈夫更是反射性地惡語相向，後來竟以袖遮面，不願再見丈夫。後來，貞婦假說自己中了邪，讓丈夫設壇祭祀、驅邪避兇，而她卻向官府報告丈夫私下詛咒皇帝，導致丈夫被鞭撻而死。得到自由的貞婦大開四門，延請惡少到家狂歡，未等新歡成舊愛就移情別戀。10年後，貞婦終因縱慾過度而暴亡。
按照韓、柳古文“文以載道”的原則，這篇作品到底載了什麼道呢？此文和蒲松齡“思無邪”的《聊齋志異》不同，不是對純潔愛情的讚美;和《如意君》等作品也不同，少了許多赤裸裸的描寫，看來作者志不在此。那麼他一反敦厚、儒雅的文風，如此異軍突起地留下這篇奇文，罵的是誰，或者說誰和他有如此深仇大恨呢？
著名報人張鐵夫曾論述過此事，認為柳宗元矛頭直指“永貞革新”的實際掌控者唐順宗。為什麼一向理智的柳宗元會向自己的恩主開炮呢？其論據主要來自韓愈所著的《順宗實錄》。
不錯，韓愈在憲宗朝文名大著。但以他和革新黨的關係，（在當權者看來）似乎並非寫實錄的最佳人選。當時正掌權的“守舊派”之所以要借韓愈的大名，就是為了給肆意歪曲史實製造煙幕彈。比如《實錄》中多處反映順宗和王叔文集團“交惡”—李淳（即後來的憲宗李純）在當廣陵王時便洞悉了王叔文的奸謀，累次向皇帝諫言罷黜二王。再加上內官的浸潤、外藩雄陣的壓迫，所以順宗才“厭倦萬機，惡叔文等”，這也是他內禪天下的直接原因。
其實明眼人不難發現，這是擁立憲宗的權奸們的自圓其說。首先，不要說李純以藩王之身不敢議論大政，即便有此心，他即位時不過16歲，會有什麼見識？倒是被觸及利益的藩鎮、內監們詆譭二王更真實些，李純不過是他們事後拉來的擋箭牌罷了。實際情況是，順宗對“二王集團”的支持是一以貫之的，這也是明知他身體不好、時日不多，太監們還要急切地發動政變逼宮的原因。
張鐵夫又說順宗貶逐二王諸人的聖旨是自己決意的，是對改革事業的背叛。其實順宗內禪後一直被軟禁，最後連性命都丟在憲宗派來的小黃門手裡。處於這種生死由人的絕境，又能說出什麼真心話呢？所以，說柳宗元把順宗當作“河間婦”來嘲弄、謾罵是沒根據的。
又有人根據《河間傳》最後那句“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的反問，斷定柳宗元針對的是同為“八司馬”之一的“郴州司馬”程異。理由是他倆同為天涯淪落人，但程異通過走太監的“內線”得到憲宗的赦免，並因搜刮民財有功而坐上宰相高位。這位青雲直上的昔日難友沒對柳宗元施以援手，所以柳宗元對他恨之入骨，不能不借小說一“損”為快。
這麼說就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首先，柳宗元在其他詩文裡從未流露過對程異的不滿;再者，以當時的政治環境而論，走太監路線起復的大有人在，比如名重一時的元稹，可也沒聽說白居易與他反目成仇啊！程異沒有任何賣友求榮的資料，不過是政治操守沒那麼堅定而已。這麼亂戴帽子，估計柳宗元地下有知也是不服的。
那柳宗元到底在針對誰呢？兩宋之交的著名學者胡寅在《致堂讀史管見》中明白無誤地說，《河間傳》懟的就是有始無終的唐憲宗。
從公來說，憲宗取消了“貞元革新”的既定路線，讓內監之禍愈演愈烈，最終要了自己的命，大唐在迴光返照後很快奄奄一息;從私來說，柳宗元被憲宗流放，不僅身中風痺，英年早逝，政治波折更給他帶來精神磨難。他到永州後，當地官府不給房舍，他和母親只能避居簡陋的僧舍，不到半年母親便病逝了;他娶妻時，當地士族竟不屑與婚，逼得生於河東望族的他只能和當地的普通農戶結親，這在將門閥制度當成立身之本的唐代，無疑是一生的汙點。
柳宗元當時的心緒很可能非常紛亂甚至到達崩潰邊緣，他在同時期的另一篇作品《謫龍說》中將自己想象為被貶下凡的龍女，在拒絕凡人侮辱後閉關七天，最後呵氣成雲、化龍昇天。這絕對是一種用來平衡心理的臆想，現實中的“龍女”逃不過世俗的魔掌，一如柳宗元不可能在柳州保留精神上的“完璧”。
所以，彼時怒火焚心的柳宗元不可能像後來寫《永州八記》那般淡定從容、超然物外，一篇把“皇帝”比作人盡可夫的女子的奇文就應運而生了。其實他在文末還是露了些真情，一句“君臣之際，尤可畏哉”所包含的信息量就足夠大家琢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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