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德輿:人稱詩臺,柳宗元、劉禹錫是他門生,但很多人沒讀過詩詞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這句詩出自“詩仙”李白的《將進酒》,由此又令我聯想到李白的另一句“我輩豈是蓬蒿人”。(精簡)說起來,“詩仙”“詩聖”等等大詩人我們都耳熟能詳,那麼,在歷史長河中,

同樣有才同樣非為“蓬蒿人”的“詩臺”大家是否瞭解呢?今天我們就來談談——權德輿

權德輿:人稱詩臺,柳宗元、劉禹錫是他門生,但很多人沒讀過詩詞


一、官宦世家的神童

權德輿是天水略陽人,也就是今天甘肅秦安東北的,後來徙居江蘇。權德輿的家世源遠,且是官僚世家,從十二世祖前秦僕射安邱公權翼以來,他的家族便是世代為官。他的父親權皋曾任安祿山的幕僚,“安史之亂”爆發前,他當機立斷逃離叛逆,這一義勇行為受到當時人們的稱讚。權德輿便是出生在這樣一個祖德清明清風雅正的官宦家族裡,可見德才兼備多數也是與家風薰陶密不可分。

“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權德輿自幼聰明好學,三歲四歲還是大家都在玩過家家的年紀,人家就已經能夠知變四聲,摸得詩韻規律,開始作詩了。還未及笄,十五歲的他便已經著有文章百篇,在當時文壇嶄露頭角,名聲漸顯。權德輿7歲時,隨著父親官職調動而後寓居陽羨(今宜興),不久父親去逝,他守喪十分誠篤,

孝心名揚鄉里,受到大家的稱讚。可見,權德輿德才兼備在小時候就已有顯現,少能作詩、守孝名揚,古今又有多少人如此啊。

權德輿:人稱詩臺,柳宗元、劉禹錫是他門生,但很多人沒讀過詩詞


權德輿的高尚品德在成年當官後更有體現。貞元十九年(803年),關中大旱,自春天開始便滴水不下,田園荒蕪,民不聊生。然而德宗非但沒有實施救災,還於宗廟祭祀,祈禱降雨。權德輿見此情景,十分焦灼,大聲疾呼,多次向德宗上諫請求下詔各縣裁留經費,節約錢物救濟災民,再免除重賦和往年的欠稅,好讓百姓重建家園,除此權德輿還譴責了當時地方官員諂媚貪汙、剝削百姓的卑劣行為。清廉雅正的家風,在他這可謂是得到很好的傳承。

二、德才兼備,官至宰相

十五歲時的權德輿將自己寫的數百篇文章編著成《童蒙集》,在文壇嶄露頭角,名氣越來越大,先後被河南、江西等地方大員聘為幕僚。這也算是為他日後入官場打下了基礎。建中元年,權德輿受闢為淮南黜陟使韓洄從事,官試秘書省校書郎。黜陟使是古代巡察地方官員向朝廷提供獎懲意見的官職,權德輿則是當時任此官的韓洄的幕僚,從事這一職位就相當於幕僚了。

同年改任試右金吾衛兵曹參軍,之後先任掾曹,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助理,而後又當了包佶的幕僚。

雖說剛開始任的都是助理類的小職位,但是怎麼樣也算是初入官場了,既是幕僚,要幫著自家大人盯著政事,官場爭鬥和謀劃定是見識不少,也為他之後的官路起到了鋪墊。貞元二年,被指任江西觀察使李兼的判官,雖然也還是輔助處理事務,但已經算是中級官員了。貞元八年,終於入朝為太常博士,為人剛正不阿,加上多年協助高級官員的歷練,如今也算遊刃有餘,多得朝中大臣喜愛,同事間相處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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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在詩人中,權德輿的官路可謂是很順暢的,貞元十年,任起居舍人兼知制誥。後歷駕部員外郎、司勳郎中、中書舍人,均掌誥命。之後又歷任戶部侍郎、兵部侍郎、太子賓客、吏部尚書等一直官至宰相之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參與朝政。他為政以寬厚為本,這的確很符合他的人設,也難怪在朝堂中與其他大臣相處融洽。雖然寬厚,但是絕對的清廉剛正。

貞元八年,關東等地發水災,權德輿立即上書建議德宗派能幹之人前去賑災,同年七月,司農少卿裴延齡因巧幸恃寵,判度支,兼管國家財政收支,他先後多次上書直言裴延齡無法擔任,義正詞嚴,足見他的為官品行。貞元十八年他任太常卿時,大力選拔人才,“舉賢類能”,不論門第貴賤,只看德才,為朝廷舉薦了不少人才

權德輿:人稱詩臺,柳宗元、劉禹錫是他門生,但很多人沒讀過詩詞


三、文壇也有他的響亮名號

權德輿不僅仕宦顯達,在中唐臺閣體中他也是重要一員。在貞元、元和間執掌文柄,名重一時。四歲就能作詩的他,文學之才卻非一般。權德輿不僅聰穎,更加好學,積思經術,無不貫綜,學習精且廣,著名文學家宋祁就曾說他“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觀”,活到老學到老,並且沒有一天是離開書的,這該有多大的毅力,這好學之性更是超乎一般人了。

權德輿:人稱詩臺,柳宗元、劉禹錫是他門生,但很多人沒讀過詩詞


權德輿的詩作成為贊為“有絕似盛唐者”,已經是很高的評價了,也的確擔得起這一名號。他的詩以五言居多,著作頗豐,且多佳作。著名大詩人柳宗元和劉禹錫都曾拜他門下,成為他的學生,請他品題,足見他當時的影響力和才能。性格直率寬厚,蘊藉風流,好學不倦,他的文章詩作也如他人一樣“尚氣尚理”,著文主張通過事物來體現志趣和志向並且對世上有所益處,不喜歡辭藻過於華麗的等一些衰薄文風。

他的詩也許大家並不熟悉,因為其著作氣勢宏大,意寓所指應該會更偏向於治世一方,若不是專攻此業的人對這類的詩作了解定然不多甚至完全無所知也正常,而且他常為王公將相題寫碑文、行狀等。他還常寫問譴責當朝官員或分析王朝覆滅等等,像《兩漢辯亡論》中他就譴責張禹、胡廣貪圖祿位而敗壞兩漢政治,這樣的時事政辯文頗受史家稱讚。

他還偏寫於閨情詩,感情之細膩有時讓女子都自嘆弗如,其作的閨情詩更是絲毫不遜於女子所著,這也是他頗為著名的文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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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和“詩仙”“詩聖”等更加有名的詩人相比,他稍有不勝的之處也許就是官場的順暢,沒有經歷過什麼大起大落的人生,比如屢遭貶謫或者見證改朝換代等等,因為不論是誰總會遇到瓶頸,苦難常常可以打磨心性激發潛力,正因他沒有經歷過那樣的苦難,所以文風總是儒雅有度氣勢宏大卻少了一些更復雜更深層的內涵,簡單來說也許是比他們少了一些回味之地,所以便只能暫居“

詩臺”了吧。不過像他這樣官至宰相仍清廉雅正,在文學上還能有如此一番成就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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