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發明”這個詞，長期以來，都支撐著國人對中國歷史的驕傲，惹來的爭議，也是相當多。特別是“四大發明對世界意義有多大”這事，鬧出來的“吵翻天”的場景，更是十分多。
不過，有一群人，比起現代人來，確實更有發言權：中國“四大發明”西傳後的明清年間，同時代的歐洲學者們。
他們眼裡的“四大發明”，分別都有哪些意義呢？這事兒，倒可以一樣一樣來說。
一：對指南針“不認賬”
中國四大發明的“西傳”歷程裡，對歐洲帶來“化學反應”的一項，正是指南針。裝載了指南針的歐洲船舶，從此開出了地中海，在接下來的幾百年裡，頻繁駛向未知的海洋。轟轟烈烈的大航海時代裡，低調的指南針，就是催化劑！
但對指南針的“版權”，至少明清同時代的歐洲人，並沒記在中國頭上。雖說北宋年間時，以《萍州可談》等史料記載，中國的海船上就已裝備了“指南浮針”。但歐洲人在13世紀時接觸到航海指南針，主要是通過阿拉伯人。也正是從13世紀中葉起，歐洲學者們開始鑽研指南針背後的磁石理論，終於在明代萬曆年間時，形成了近代磁力學。他們的航海指南針，也在這一系列研發裡，一代代升級。
所以，當時的歐洲人，對“指南針哪來的”問題，基本是倆觀點，要麼是來自阿拉伯，要麼是來自自家研發。直到明代隆慶年間時，出使明朝的西班牙人拉達，記載了中國船舶上的指南針，歐洲人還嘖嘖稱奇：原來他們也有指南針。
不過，當明朝年間，歐洲人來到中國沿海時，他們的指南針技術，也已經後來居上：明代的船舶，用的主要是“水羅盤”，即“浮針於水，指向行舟”，而當時的歐洲船舶，已經有了更加輕便的“旱羅盤”，即中國史料裡的“旱針盤”。明朝“隆慶開關”以後，這種旱羅盤也迅速在中國風靡，裝備這種“新型指南針”的明朝大船，不但揚威露梁海，痛打倭寇艦隊，更從此開出國門，開闢了那個紅紅火火的“海上絲綢之路”時代。
比起較真“版權”，積極的學習才是真理。
二：對印刷術“從不認賬到認賬”
與指南針一樣，歐洲的印刷技術，也經歷了一個獨立發展的過程：十四世紀初時，歐洲人的書籍，還像中國魏晉時代僱“書傭”一樣，主要靠僱人抄錄。十四世紀晚期時，從東方傳來的雕版印刷和木活字印刷開始在意大利德國等地普及。1444至1448年，德國人古騰堡結合前人成就，創立了歐洲的金屬活字印刷技術，是為西方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是，明朝中後期時，當一批批西方學者造訪中國後，在親歷了當時明朝出版業空前發達的盛況後，他們也終於確認：印刷術的源頭，就是中國！
比如曾在明代嘉靖年間的廣州生活過的葡萄牙人克魯茲，就在其著作裡描述了廣州發達的印刷術，不但能印製琳琅滿目的圖書，還有各種精美的圖畫，甚至告訴歐洲人“比我們早900年中國人就有印刷術了”。十六世紀中葉意大利歷史學家焦維奧的《當代史》裡，也給出明確的論點：“早在葡萄牙人到達印度之前，（印刷術）就通過西徐亞和莫斯科公國傳到我們歐洲”。
而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幾乎成了“中國通”的意大利人利瑪竇，更以詳盡的筆墨，向歐洲人介紹了中國人的印刷技術，大讚中國印刷術“十分巧妙”“可以以驚人的速度印出副本”。更感慨明朝強大的印刷技術，讓明朝“發行了那麼大量的書籍，而售價又出奇的低廉”。而同時代與利瑪竇交往的明朝人，比如明朝學者王肯堂，在看過了利瑪竇帶來的歐洲書籍後，對當時歐洲人的印刷技術，也是“甚異之”。
只有開放的交流，摒棄自大偏見的學習，才能真正看到彼此的優點。
三：對火藥武器“有吐槽有好評”
與指南針一樣，中國明清時代時，歐洲人的火藥武器裝備，也是好些方面大幅度反超。明朝正德年間侵擾中國沿海的葡萄牙船隊，就給明朝水師展現了更強大的火銃與船炮，從此引發了明朝軍隊仿製西方武器的熱潮。不過，對於火藥的“發明專利”，他們也是認的。
比如最早與明朝發生衝突的葡萄牙，其歷史學家巴洛斯在十六世紀中葉的《亞洲史》裡就認為，早在葡萄牙來到亞洲前，中國就已經懂得使用火炮了。西班牙學者門多薩則認定，
中國人使用火藥的歷史，要比西方早1300多年，所以“中國人才是首次發明家”。
不過，初來中國的歐洲人，對明王朝的火器裝備，也是常見各種差評，就連早期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在給西班牙國王的信裡，都吐槽明朝的火炮“雖大而劣”，明朝的火槍“質量非常低劣”。但是，那些跟明朝沿海精銳部隊交過手的歐洲殖民者們，顯然不這麼想。門多薩的《大中華帝國志》裡，就記載了一位西班牙戰艦艦長，
對明朝火炮的評估：“比我們造的好，更有威力！”這樣的評價，也契合當時明朝的軍事實際，雖然在許多槍炮技術上，明朝已落後於歐洲，沿海衛所軍隊的裝備更參差不齊。但當時明朝，也有著世界先進的冶煉技術和複合炮管技術，足以生產威力強大的火器裝備。對這事兒，直到清代鴉片戰爭時，英軍都承認：當時清軍用的複合管炮，還被英軍繳獲後掰碎了研究，用於改裝自家管炮——看到並積極學習對手的長處，正是近代西方武器突飛猛進的原因。
四：對造紙術的“瘋狂學習”
而要論明清年間，最讓歐洲人連呼差距巨大的，就是中國造紙術。
雖說在十五世紀時，歐洲國家的造紙術就初具規模。但當時的歐洲造紙作坊，生產出來的紙又粗又硬，而且大紙也造不了。直到歐洲人踏上了明朝土地，他們才見識到了中國紙。16世紀中葉，荷蘭人拜克斯就向歐洲人介紹了中國紙，但他那時懷疑，這精薄的中國紙，是不是也和中國絲綢一樣，是“蠶絲所造”呢？
而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與繁榮，晚明年間，明代的圖書也漂洋過海，大量來到歐洲。明朝萬曆年間時，牛津大學的博德林圖書館，就大量收藏中國書籍。僅牛津大學校長威廉蘭德，就向牛津大學捐獻了一千多冊中國圖書。而圖書上那一頁頁精美的中國紙張，更讓歐洲人愛不釋手：怎麼中國人造的紙，就能這麼精薄？
而歐洲傳教士的記載，更讓當時西方傳教士們開眼：原來中國人不單能造薄紙，還能造出12尺以上的大紙？要知道，當時的歐洲造這樣的紙？想都別想。
於是，到了1765年，即中國清代乾隆三十年，法國財政大臣杜爾果也發了狠，給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們下了硬任務，一定要把中國造紙的各種技術完完全全“照搬”來。隨後，從米漿粘紙技術到紙藥技術等一系列中國造紙的“核心技術”，就這樣火速登陸歐洲，助推了十八世紀下半葉，歐洲造紙技術的井噴發展。
這樣的“發狠”，值得我們驕傲，卻也更值得我們深思：那個歐洲人在發狠學習的年代，不也正是中國的國門緊閉，閉關鎖國到達頂峰的年代？優秀的文化傳承，從來不是一個民族自大的資本，相反，應是指引後人走得更遠的燈。
參考資料：《利瑪竇中國札記》、《大中華帝國志》、《亞洲史》、《當代史》、吳孟雪《明清歐人對中國科技的介紹和應用》 、葛紅《中國四大發明的西傳及其影響》、 陳呈耳《中國與歐洲手工造紙的初步比較》 、金秋鵬《指南針與航海》 、嚴家輝《關於中國指南針西傳問題的相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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