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到戰國，我們的歷史經歷了一次類似西方文藝復興似的文化繁榮，從這一繁榮產生出來的思想家也和文藝復興的藝術家一樣，至今被我們銘記和討論，教科書把這個時代叫做“先秦諸子，百家爭鳴”。
縱觀這一段文化繁榮的歷史，我們能清楚的看到，它和文藝復興一樣，是在激烈的政治動盪中孕育出來的，且被一條清晰的脈絡所催動，那就是貴族階級的衰落和遊仕階級的崛起。
這一脈絡直接促成了三撥文化人的出現，第一撥以孔子、墨子和老子為代表，它們在春秋晚期對周禮做了不同的詮釋，孔子主張繼承周禮的文化，於是提倡“仁愛”；墨子主張對周禮進行揚棄，也就是創造性的轉化，於是提倡“兼愛”；老子主張徹底否定周禮，於是主張“無為”。用政治立場來劃分的話，孔子屬於保守的極右，老子屬於激進的極左，墨子則在中間。
第二撥思潮的代表人物是戰國前期的孟子，莊子，鬼谷子，他們開始思考如何把自己的學術應用到政治中去，從而讓士人階層重回權力中心。
到了第三撥，即戰國晚期，思潮又開始出現變化。這一變化的代表人物是荀子，韓非子，蘇秦，張儀。他們探討和研究的方向，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意識形態，在當時則叫帝王之術。所謂帝王之術，就是幫助統治者把民間有影響力的思想化為己用。鬼谷子和蘇秦，張儀的故事大多為漢朝經學家所杜撰，不可盡信。他們的思想也並沒有形成一個所謂的派別，頂多是儒家和道家的雜糅，因此，儒、道、法三家最終被歷史選擇，成為了奠定此後秦漢制度的思想基礎。
對比這三撥人，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那就是思想家的身份越來越低。起初，“諸子出於王官”，孔子是宋國貴族的後裔，熟悉殷商的禮樂；老子以前是史官，曾任周王朝的圖書館館長；墨子雖然出身貧寒，但他也是宋國貴族目夷的後代。
到了孟子和莊子，情況就不同了。孟子的父親孟激是典型的遊仕，既沒做過官，又沒什麼俸祿，很早就去宋國遊學，不幸早逝，所以才有我們從小聽到的孟母三遷的故事。
莊子更不用說了，一生貧寒，而且甘於隱居，父親的生平基本不可靠，只知道是逃難去宋國的遊仕。至於鬼谷子，傳說他活了三百年，父母和孔子同代，這不是扯嗎？
由此證明，在當時的亂局，學術發展呈下行趨勢，貴族因為驕奢淫逸，思想反倒腐化，遊仕於是取而代之，承擔起繼承和改造傳統文化的重任。
然而有意思的是，這些遊仕，即法家，道家和儒家的代表，發展到最後又不約而同地轉而維護起貴族的利益，荀子把人分為四等，制定了嚴格的等級制度；韓非子寫了《五蠹》，開篇就是：“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要求統統殺掉；老子的思想則直接演變為愚民政策，走向徹底的反智。
這些思想最後被秦始皇採用，開創了一套等級森嚴的制度，為秦漢大一統奠定了基礎，你說其中又是什麼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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