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汝官窯是陶瓷發展史上的一朵奇葩，它獨領風騷，雄居宋五大名窯之首。專家普遍認為，北宋汝官窯只燒製了20年就神秘地失蹤了，目前存世不多。然而，隨著河南寶豐清涼寺窯址、汝州張公巷窯址、汝州文廟窯址的發掘，汝窯遺址及瑪瑙入釉等千年之謎被揭開，但也至少留下三大懸疑。
懸疑一：北宋晚期汝窯是官窯還是民窯？
寶豐清涼寺、汝州張公巷、汝州文廟汝窯，究竟是官窯還是民窯？學術界目前存在五種觀點，各執一詞。
其一，官窯論。一說汝窯有可能或者就是北宋官窯。二說汝窯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專為宮廷燒御用瓷，一部分燒民用瓷。官窯論者依據發掘的器物與傳世品比較，認為清涼寺天青釉汝瓷燒造區是專為宮廷燒造御用汝瓷的官窯。特別是張公巷窯址發掘出土大量碎素燒胎片，說明此窯是宮廷有命則燒，無命則止，平時產品做好素燒後放置，藏於庫內等候宮廷下令待燒。持這種觀點的代表是馮先銘先生。
其二，貢窯論。其主要觀點為，民汝與貢汝可能只是並行的兩條線，不能形成先後或因果關係。稱與越窯秘色瓷、耀州窯青瓷、鈞窯瓷等貢瓷的釉色、造型、裝飾、工藝的比較分析說明汝窯是貢窯，可民可官，優質的由官府進貢宮廷，揀出來的可出售。南宋人周輝的《清波雜誌》雲：“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為釉，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難得。”持這種觀點的代表是汪慶正先生。
其三，貢官論。貢官論者認為汝窯具有官方性質，但從《清波雜誌》所記載的落選品可出賣的情形看，當是從貢瓷向官窯過渡的中間階段。從稱謂上區分，認為河南汝州、寶豐、魯山一帶都出青瓷稱汝窯，燒造民用瓷器的應稱寶豐窯，汝州稱臨汝窯，魯山稱魯山窯。而清涼寺應該是貢窯，燒造御用瓷器。持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是王莉英、張東、馮小琦先生等。
其四，民窯論。有學者提出北宋官營手工業管理機構“文思院”有若干分工細緻的手工藝機構——“作”，卻唯獨沒有陶瓷“作”。再結合故宮舊藏流傳的不可靠性和其他文獻，論證汝窯“非官營手工業的職能”。持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是蔡毅先生。
其五，多元論。多元論者認為清涼寺、張公巷遺址瓷片堆積情況主要是挖溝或挖坑埋藏廢品，屬於官窯性質，但“這一窯場是北宋中央政府的官窯還是地方政府的官窯，目前還有待研究”。同時認為“汝窯瓷器燒造可能呈現出了一種多元化的燒造格局”。持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是陸明華先生。
上述觀點均具代表性，且根據事物某個特徵，揭示了事物的某種本質，這也是研究的必經之路。但筆者認為，誠如事物的發展必然經歷從低級向高級的進程，陶瓷也是從民窯向貢窯再向官窯發展，是一個逐步壟斷的過程。從“棄定用汝”（“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起，汝窯始燒造宮中用瓷。清涼寺汝窯遺址為北宋宮廷燒製御用汝瓷的窯口這一發現，結束了從盛唐始汝窯只屬於民窯的歷史，汝窯從而步入“準官窯”狀態。
而至於是否存在官窯和民窯並行，答案是肯定的。新中國成立以來，考古工作者為尋找汝官窯遺址，曾在汝州市、魯山、寶豐、宜陽、新安等10多個縣市發現多處民窯窯址，均屬汝窯系統，而且“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說明宮廷尚未完全壟斷。但是，“瑪瑙入釉”成本高，燒製難度大，釉料成分和燒製技術又是師徒間口頭傳授，只有官窯才能不計成本地不斷燒製，民窯燒出官窯天青瓷難於上青天。
從2000年至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汝州張公巷窯遺址先後三次進行發掘，從發掘的情況看，該遺址呈現如下特點：
一是燒製年代為北宋末年，與寶豐清涼寺汝窯燒製年代相近；二是產品單一，均為類似清涼寺汝窯的青釉瓷器，但製作更精美；三是從素燒器殘片看，與清涼寺汝窯一樣，也是先經過素燒後，再施釉入窯二次燒成；四是窯具以匣缽、墊餅、墊圈和支釘為主，此種做法在已發掘的古窯址中，僅見於寶豐清涼寺汝窯。
而從文廟遺址和清涼寺遺址出土的實物看，雖是一脈相承，亦有明顯區別：其一，文廟汝官瓷做工精細，和張公巷異曲同工；其二，天青色純正，從配製到燒成均達到非常成熟的程度；其三，大部分器物蟬翼紋刻片清晰；其四，瓷胎色比清涼寺偏白；其五，卷足比清涼寺輕而矮。由此或可推出，清涼寺天青汝瓷受到宮廷賞識，為壟斷汝瓷，官府在汝州文廟建立貢窯為宮廷燒造，從此清涼寺汝窯停燒，文廟汝官窯由州衙管轄。
筆者認為，上述分析足以說明張公巷和文廟汝窯與寶豐清涼寺汝窯一脈相承，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由民窯向貢窯發展、由貢窯向官窯發展的過程；也是由商賈壟斷到官府壟斷、由官府壟斷到宮廷壟斷的過程。其工藝特別是釉料配方也逐漸向純天青色發展，到北宋中期，清涼寺汝瓷以精湛的工藝、獨特的色澤成為瓷中之魁，並影響到宮廷，這才有了後來北宋宮廷的“棄定用汝”和“汝官瓷”。張公巷窯址位於汝州市區東南部，遺址中心區面積約3600平方米，2000年春和2001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後兩次在汝州張公巷配合民房改建工程進行小範圍的考古發掘，發現一些類似汝窯瓷器、窯具和素燒坯殘片，遂引起中國古陶瓷學者的高度重視。2004年2—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張公 巷東、西兩側分別開挖探方兩個，發掘面積124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時期的房基4座、水井4眼、灰坑79個和過濾池1個，出土了一批張公巷窯生產的完整或可復原瓷器和窯具這次發掘獲得古錢幣330枚，其中328枚為北宋時期錢幣，另外2枚為金代海陵王時期的“正隆元寶”銅錢。結合張公巷窯青釉瓷本身的造型、釉色、燒造工藝等來看，顯然承繼了汝窯風格。從地層堆積情況可以看出，元代時的張公巷是一處繁榮的居民生活區，設窯燒造可能性不大。因此，我們認為張公巷窯燒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確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張公巷窯燒製的產品獨特，製作講究，古樸雅緻，質量上乘，顯然不是一般的民間用瓷，它的性質應屬官窯。在2004年5月召開的汝州張公巷窯址考古新發現專家研討會上，不少中外陶瓷學者認為該窯址就是尋覓已久的北宋官窯。2006年5月張公巷汝瓷官窯遺址被國務院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名錄。張公巷窯青瓷器以薄胎薄釉為主，釉色淺淡，釉面玻璃質感強。胎骨有粉白、灰白、潔白和少量淺灰，胎質細膩堅實。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盤、花口板沿平底盤、盤口細頸瓶、鵝頸鼓腹瓶、盞、盞託、堆塑燻爐、套盒和器蓋等。而兩種花口盤、橢圓裹足洗和四方平底盤等則為汝窯所不見。帶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為主，外裹足的較少，器底有支釘痕的呈非常規整的小米粒狀，支釘分別為三、四、五和六枚。汪慶正：“張公巷被發現後,張公巷出土的瓷片是不同於汝窯的。一、瓷片的胎裡含錳少,胎質比汝窯的白;二、釉總體上來說呈乳濁狀,比汝窯的厚一點;三、出現了較多的圓形支釘痕,汝窯為芝麻支釘痕;四、瓷片上的開片魚鱗紋多。談到這兒就與南宋官窯聯繫起來了,在杭州發現的修內司官窯和郊臺下官窯的瓷器上有圓形支釘痕,還有大量的魚鱗紋瓷片。這說明南宋官窯是從北宋官窯演變而來的,而北宋官窯的前身就是汝窯。張公巷出土的這批東西,除了官窯之外一般民窯絕不會有。]參加汝州張公巷窯、鞏義黃冶窯考古新發現專家研討會的專家們,對張公巷窯址出土的文物,暢談了各自的看法,現部分整理如下:
郭木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張公巷窯址考古發掘隊隊長): 首先,在張公巷窯址首次發掘出土較多的窯具、豐富的素燒坯殘片及有別於汝窯的青瓷器,對於我們深入研究汝窯燒造工藝的流程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豐富了中國古代青瓷的文化內涵。其次,這次發掘獲得古錢幣330枚,除2枚金代海陵王時期的“正隆元寶”出現在4號坑第五文化層和第四A層下與地層年代接近外,其餘328枚皆偏早於地層的年代。張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燒造工藝等,顯然承繼了汝窯風格。從地層堆積情況看,元代時的張公巷是一處繁榮的居民生活區,在此設窯燒造的可能性不大。綜合上述幾點,我認為張公巷窯燒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確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第三,張公巷窯的燒造工藝來源於寶豐清涼寺的汝窯。同時,我們也不排除張公巷窯是金代或元代仿汝窯的可能性。趙維娟(鄭州大學物理系副教授):[我們通過對汝州張公巷窯址出土的瓷片與寶豐清涼寺出土的瓷片的化學成分進行測試發現,張公巷瓷片胎質含氧化鋁比清涼寺的高,氧化鈣的含量相近,氧化鐵張公巷的含量比清涼寺的低。用模糊聚類分析可以看到張公巷瓷片和清涼寺瓷片中胎質成分不一樣,說明當時做胎用的原料不可能到太遠的地方去運, 是就近採用。通過對釉樣品的測試比較,張公巷出土瓷片中氧化硅的含量高於清涼寺的,因此張公巷的瓷片釉呈玻璃狀。兩者的含鐵量大致相同,釉中清涼寺的氧化鈣高於張公巷的。清涼寺瓷片中的氧化錳的含量高於張公巷的,因錳和鐵都是重要的著色素,因此張公巷的瓷片釉色稍淡了一些。綜合以上分析,清涼寺汝官窯和張公巷窯的瓷釉配方關係是相承的;清涼寺與張公巷兩處燒瓷用胎原料產地不同;兩者間釉的產地和配方不完全相同,張公巷的瓷比清涼寺的瓷更好。王莉英(中國古陶瓷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看了張公巷發掘出土的東西讓我學到了很多,讓我對張公巷有了一個更全面的瞭解。張公巷從唐代開始,歷經宋、金、元、明、清,燒造歷史長。唐代應為民窯性質,到了北宋末燒造的品種單一,瓷片完全是單一的青色釉。到了金、元文化層又有民窯的東西,還兼有北宋的青釉瓷器。對於出土的北宋灰坑,讓我感到十分驚訝,裡邊瓷片這麼單一,說明這個時期不是民窯,是一個專門燒製御用青瓷的窯。我認為張公巷窯在北宋末期,是官窯性質。到金元時這品種還沒完全消失。我想今後還會發掘出大量的實物資料。張公巷雖取得重大成果,能達成共識的是一處非常重要的窯址,對研究北宋官窯是非常重要的。我呼籲要下大力氣來保護好張公巷這個窯址。李知宴(中國古陶瓷學會副會長、國家博物館研究員):]張公巷窯址有王者氣派,在宋代普通百姓是不可能使用這種瓷器的。宋徽宗很有文化修養,燒造的瓷器也符合其審美情趣。張公巷窯址的發現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發現,其瓷燒成好、明亮、玻璃質感強,開片與汝窯不一樣,像冰狀一片壓一片,有與南宋官窯相承的地方。在瓷片堆積方式上是一堆一堆的,與其他官窯堆積方式一樣,皇宮不允許官瓷向民間流傳。張公巷出土文物的藝術風格和品位只有在北宋這樣的時代才能生產出來,不可能是金代的東西。即便不是北宋官窯它也是河南地區藝術品位較高的窯,還要進一步發掘年我第一次到汝州看到張公巷窯址就認識到了它的重要性,看了出土的碎片,很希望能進一步發掘。我為今天終於看到發掘而感到非常高興。圍繞張公巷最主要的是年代問題,通過看其造型、釉胎,進行成分分析,得出的結論不是隨便簡單地說是官窯的東西。在年代確定上有兩條,一是傳承問題,從清涼寺到張公巷再到南宋官窯,有其傳承的關係。二是使用者的問題。其產地、場地不一樣,從瓷片器型上看,作為官窯它能代表皇帝的審美品位,反映了新一代皇帝的審美觀點,從釉色、胎土、造型氣勢上和徽宗皇帝審美品位是合拍的。2001年我看到時,就推斷至少是金代以前的。如果說是官窯,只有北宋才有,不可能是金官窯,金皇帝沒這個品位。張公巷是北宋官窯這個結論是非常非常肯定的。耿寶昌(中國古陶瓷學會名譽會長、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從張公巷窯址出土的器物造型看,特別是折腰碗等繼承了晚唐的風格,特別追求形式美,在當時是風行的,我判斷應是北宋的,具有唐、宋窯的特徵。要進一步弄清北宋官窯,找到完整的器物還要進一步發掘,進一步確定其年代。[]秦大樹(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關於張公巷窯的最新研究
故宮博物院的汝窯沒有中國古代鑑賞家“認識”汝窯的特徵南宋著名詩人范成大在北宋滅亡四十四年後出使金國途徑汴京時看到：北宋“舊京自城破後，瘡痍不復。”“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犁為田處。舊城內粗有市肆，皆苟活而已。”“門西金水河，舊夾城曲江之處。河中臥石礧磈，皆艮嶽所遺。”“靖康之難”不僅滅亡了北宋朝廷，北宋朝廷一百六十餘年蒐集的珍寶被毀掠無遺。1127年金軍攻陷汴京後數次燒殺搶掠，北歸時“凡法駕、滷薄，皇后以下車輅、滷薄，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壇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玉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書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為之一空。”（2）金軍為運送北宋宮廷珍寶、書畫、禮樂器費時四天裝載兩千五十車。徽宗崇寧四年（1105）費時一年多鑄成的“帝鼐九鼎”和費時更久鑄成於重和元年（1118）的“神霄九鼎”今天不見蹤影。三百三十六件組合而成的“大晟編鐘”金國宮廷奏樂使用，但今天幸免於毀滅的也不過十餘件。《宣和博古圖》中839件器物現在僅遺存一件。（3）《宣和畫譜》中231名畫家，6，396件作品；《宣和書譜》中152名書法家，1，252件作品今天收藏在北京和臺灣兩故宮博物院的合計總數不足譜記的百分之一。（4）厚重耐久的銅器消失了，書畫百中存一，質脆易損的瓷器誠如乾隆所詠：“珍踰夏商鼎，少貴似晨星”（1774）。（5）陸心源《宋史翼》記載，南宋初代皇帝高宗命紹興初年進士綽號“畢古董”的畢良史在金、宋國境的物品交易地“榷場”，不惜重金蒐購北宋宮廷的流失之物。（6）此後各朝代的宮廷收藏仍然不斷流失毀壞，不論戰亂與和平時期皆未能倖免。宋“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詔，瓷器庫除撿封樁供進外，餘者令本庫將樣赴三司行人估價出賣。”（7）明太祖把書畫分賜子女，大內書畫古器賤價出售。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印有宮廷收藏印璽“典禮紀察司印”的繪畫中九幅有“晉國奎章”、“晉府圖書”、“晉府書”、“晉府世子圖書”印，晉王是明太祖第三子朱棡，這是皇帝下賜的印證。（8）永樂十九年宮廷大火燒燬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明朝內府管理鬆弛，隆慶、萬曆年間國庫匱乏朝廷以書畫“折俸”支付朝臣。（9）宣宗皇帝賞賜無虛日，賞賜端硯、御用筆墨、白瓷酒器、茶盅、瓶罐、香爐等。（10）明朝廷沒收嚴世蕃收藏的元代宮廷被盜宋代名畫，十餘年後又賜予翰林院學士韓存良。（11）明朝末年農民起義首領李自成使用騾馬千匹掠奪宮中財寶。清初朝廷把明朝府庫財物賞賜八旗將士、蒙古官員和明朝遺臣。因為大量下賜造成宮中物品不足，為此順治三年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將明朝故宮內庫銅瓷祭器解送北京。（12）清宮發覺失盜現象後繼之發生可疑的宮廷火災，賬目器物燒燬無法查核。慈禧太后在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前倉猝西逃，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的掠奪和圓明園大火均是繼“靖康之難”宮廷藏品的浩劫。清末朝廷為了借款將大量貴重文物包含所謂的宋代瓷器抵押於北平金城、大陸、鹽業、中南四大銀行，結局是數量不清下落不明。（13）1923年清末皇帝溥儀贈送日本捐款三十萬美金以古董、書畫換算支付。溥儀以“借去”、“下賜”為名讓溥傑轉移宮中藏品，溥儀的記憶是一千二百餘件，溥傑的記憶是二千餘件，也是數量不清下落不明。溥儀寫道：轉移天津的文物賣了數十件。偽滿洲國成立後，日本關東軍參謀吉崗安直將珍品全部運往東北，日本投降後物品下落不明。（14）民國三十四年到三十五年在吉林長春街上出售偽滿洲國宮中流出的歷代文物填裝麻袋論價。（15）乾隆詩《詠宋龍泉無當尊》（1777）詩中的無當尊今天不知去向。（16）收錄於《清宮檔案全集》的“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載“乾隆四十四年指示將百什件中之‘平等陳設’加以變價”。（17）英國“大衛德基金所藏大部分是民國時皇室從宮中攜出之物，那裡收藏有數量最多的潑彩式鈞瓷，為北京、臺北兩故宮博物院所不及。”（18）故宮博物院在“1932年至1933年間易培基任院長時，該院古物被盜賣者甚多，易培基曾因此被控告。”（19）歷代宮廷收藏流失的事例不勝枚舉。民間藏品也未能倖免消失，歷史上著名收藏家圖譜和文獻記載的名品大多絕跡於世。
由於帝王的嗜古雅好和大臣、太監的蒐羅供奉，各種珍寶從宮廷不斷流失又不斷進入宮廷。進入宮廷的瓷器必然比較精緻，但瓷器非書畫可憑印章落款辨認，瓷器的真假混淆不可避免。宋，周密《武林舊事》記載紹興二十一年（1152年）清河郡王張俊向高宗進奉汝窯十六件。（20）南宋淳熙六年（1180年）恭請太上太后幸聚景園時陳列天晴（青）汝窯金瓶只有一件。（21）清宮造辦處活計檔記錄大臣、太監奉獻至少近二十次五十餘件汝窯（不包括標明仿汝釉者）。（22）南宋已經“近尤難得”，元朝，王逢比喻為“周鼎”“秦罐”般罕見的汝窯，時隔半世紀，王朝數次更迭反而數量倍增。對這種反常現象不能沒有疑問，貢奉的汝窯誰來鑑識？真假如何鑑識？鑑識的準確性如何？ 雍正皇帝“著人認看”，清宮活計檔中認看者南匠袁景劭屢次出現。（23）乾隆皇帝自己也鑑定，但是南宋杭州修內司官窯的發掘證實乾隆“均窯都出修內司”（1786）(24)認識的根本錯誤。臺灣大學謝明良教授指出：“乾隆也意識到宋代官窯的鑑定難度，如其在《詠官窯碗》就慨嘆少若晨星的宋代官窯‘其間真偽況居半’，其時乾隆已屆七十九歲高齡”。乾隆“承襲自明代鑑賞家的觀看角度來識別古瓷，確實也能有相當程度的正確掌握”。同時指出：“乾隆鑑定失誤的例子似乎也不在少數”。“乾隆有時將鈞窯判定為汝窯，或者又將汝瓷視為鈞瓷是情有可原的。因為直道最近‘鈞汝不分’仍然是學界通行的說法。”（25）
臺灣故宮博物院餘佩瑾研究員指出：“乾隆將鈞窯視為汝窯，如在臺灣故宮典藏的元鈞窯如意天青枕上御題‘詠汝窯瓷枕’詩（1777），在大英博物館典藏（原大衛德基金會典藏）之汝窯天青碗上題《題均窯碗》詩（1786），明顯地表現出鈞汝不分”。“從乾隆題詠汝窯瓷器的御製詩中我們大致可以從中歸納出乾隆皇帝除了將汝窯視為汝窯之外，也將汝窯看作是均窯、北宋官窯、處州章生二窯和修內司窯。”（26）
乾隆為無法辨別瓷器的朝代發出“瓷枕出何代”（1765），(27)“官窯莫辨宋還唐”（1761） (28)的無奈嘆息。乾隆五十四年七十九歲的《詠官窯碗》詩：“其間真偽況居半”（1789）明示了清宮古舊器物不是從宋代開始代代流傳有緒的傳世品，而是歷代皇帝、宮中學士、工匠和乾隆皇帝的評定。“真偽況居半”是乾隆對自己七十九歲以前的古瓷鑑識評定半信半疑的坦率表白。今天的實際情況是北宋官窯器物，文獻記載的北宋“汝州新窯器”；南宋“新窯青器”；“皆是龍泉燒造”的偽物等器物現在仍然不明。故宮博物院的汝窯沒有宋朝文獻記載的證據，傳承有緒是從北宋至清朝時隔六百年後，由乾隆皇帝評定開始的有緒，英國研究家只不過是在乾隆皇帝評定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改。但是與歷代陶瓷鑑賞家對汝窯的描述不合。中國南宋文獻記載：汝窯“有雞爪紋者認真”。（29）明、清文獻記載：汝窯“有蟹爪紋者真”。（30）明朝，曹昭、高濂、谷應泰、張應文、董其昌；清朝，梁同書、朱琰等著名鑑賞家無不認同“有蟹爪紋者真”。（31）故宮的汝窯沒有“認真”汝窯的這種特徵，而且缺乏的不僅是這一種特徵。
明朝高濂《遵生八箋》寫道：“汝窯餘嘗見之，其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隱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細小掙釘。餘藏一蒲蘆大壺，圓底，光若僧首，圓處密排細小掙釘數十。”（32）高濂說汝窯“色卵白”，現代陶瓷專家和愛好者描述故宮汝窯的顏色是“鴨蛋青”、“天青”， 乾隆御詩《詠官窯瓶子》寫：“色佳稱粉青”（1774）；《詠官窯瓶》寫：“粉青真上品”（1772）（33）汝窯漸漸從“色卵白”變成了色天青和色粉青。高濂收藏的汝窯“圓處密排細小掙釘數十”，現在認定的世上汝窯七十餘件掙釘多者六個。董其昌說汝窯“底有芝麻花細小掙釘者乃真也”，（34）現在認定的汝窯掙釘雖然是芝麻粒狀沒有芝麻“花”狀。高濂說：汝窯“汁水瑩厚如堆脂”，現代專家說：汝窯釉薄。文獻寫汝窯“內有瑪瑙末為釉”，生涯鑑賞清宮藏瓷八十一歲時積累終生鑑賞經驗的乾隆《題汝窯雙耳瓶》寫：“虛傳瑪瑙末”（1792），（35）否定清宮中的汝窯“內有瑪瑙末為釉”。反之，鐫刻乾隆御詩：“色潤瑪瑙釉”（1776）（36）的“天藍窯變紫斑如意枕”現在被視為鈞窯。
故宮汝窯的顏色、掙釘形狀、數目、釉汁厚薄、乾隆對釉質的感悟和古代鑑賞家完全不同。如果是高濂鑑賞失誤，“嘗見之”的不是汝窯，他和歷代鑑賞家看到的“有雞爪紋”和“有蟹爪紋”的又該是什麼器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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