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孩子，也許不太有人知道寧鉑是誰，即使是作為“八零後”的我，如果不是因為一些偶然的因素，對他也不會有太多瞭解。然而，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寧鉑是中國第一神童，他兩歲就能背誦30首現代詩詞，四歲識別400個漢字，五歲讀小學，八歲已經會開中藥藥方。
1978年，寧鉑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錄取，成為少年班第一個學生。當年，他與時任國家副總理方毅下圍棋，對弈兩局，寧鉑全勝。至今一張現場的照片還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照片上，方毅緊蹙眉頭，寧鉑卻顯得胸有成竹。日後我們熟知的前微軟全球副總裁張亞勤等人就是看了這些新聞才下定決心要讀少年班的。講述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的紀錄片《中國1978》將“寧鉑”列為當年的代表人物。
寧鉑成了全國兒童可望而不可即的學習榜樣，也成為中國家長們教育子女的參照。
一個例子是，曾有一名畢業於北大物理系的學生在撰文中記錄了當年寧鉑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當時父親拿著報紙，對我說‘看看人家寧鉑，再看看你’，我立刻覺得，如果寧鉑願意做他的兒子，父親一定會把我像倒垃圾一樣丟掉。那種痛苦、傷心的感覺，我至今不能忘記。”
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畢業後，19歲的寧鉑留校，成了“最年輕的大學老師”。如果按照既有的軌道走下去，這應該是一個天才人物成長的完美故事。不過，在學校待了數年後，他最終選擇了出家為僧，出家前還在電視節目上公然批評“神童教育”。外界將他看作“神童教育”失敗的典型，就連他的父親也說，兒子的選擇，讓“整個家族都抬不起頭來”。
寧鉑
2016年夏天，我和寧鉑約在杭州的一個咖啡館見面。我去的時候，寧鉑正在找座位。他的頭髮剃光了，藍色短袖搭著短褲和涼鞋，斜挎著一個公文包，看起來很樸素。我倆是咖啡館僅有的客人，寧鉑瞻前顧後地選了半天，最後看中了咖啡館拐角靠牆的僻靜處。很顯然，他不想被關注到。
寧鉑告訴我，他做心理諮詢的目的是希望家長能夠更多地瞭解孩子，“青春期的孩子都在嘗試新事物，如果周邊的環境好，就能成長得很順利，反之則比較痛苦。所以我是在幫助家長理解孩子，孩子的一些價值觀產生的問題，需要家長轉變才能發生改變。”當時，我就在想，寧鉑的青春期應該充滿了迷茫和痛苦吧。“那個年代需要一個寧鉑去喚醒人們對於教育和科學的重視，這種需要形成巨大的壓力，最終卻壓垮了寧鉑。”寧鉑的同學秦祿昌曾如此表示，他如今已經是美國一所大學的教授。
潮流來了，擋也擋不住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成立的背後是整個國家被壓抑十年的科學熱忱。1977年，鄧小平發表關於《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講話。隨後，“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成為當時響亮的一句口號。
巧合或者是偶然，寧鉑的出現滿足了這個需求。當時，寧鉑的一個長輩、江西冶金學院教師倪霖從廣播中完整地收聽了講話；不到13歲的的寧鉑，也已經通過了1977年的高考。“寧鉑不就是國家要找的人嘛？”倪霖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寫了一封信，推薦了天才少年寧鉑。方毅將此信轉給當時中科院的下屬單位中國科技大學，上有批示：“如屬實，應破格收入大學學習。”
信才寄出去十天，中國科技大學的兩位老師就抵達江西，到寧鉑就讀的贛州八中面試。通過對寧鉑的文學、數學、中醫甚至圍棋等方面的全面考查，他們得出結論，“寧鉑的確很優秀”。隨後，寧鉑被中科大破格錄取。寧鉑被錄取後，開始有人不斷地效仿倪霖給中科院和中國科技大學寫信，向他們推薦更多早慧的兒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由此成立。
早期的少年班學生在宿舍裡討論功課
剛開始的大學生活無疑是美好的。相比於其他同學的嬉笑打鬧，他看上去文雅許多，面容也成熟一些”。他的一位同學還記得初見到寧鉑的樣子：眼鏡鏡片像玻璃瓶底，臉色蒼白，頭顱碩大，眼如銅鈴，“盯著人的樣子讓我有些不自在。”這不妨礙他成為大家的偶像。寧鉑圍棋下得好，不少同學為此學圍棋，找他下；他還是校橋牌隊的，打得一手好牌。除此之外，寧鉑還參加了學校的詩社。
然而，生活被大批湧來的媒體迅速打斷。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科學的春天由此到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是沉寂十年的中國最直接和迫切的需求。大會召開的第三天，新華社記者張石畏、宣奉華在《人民日報》上刊發了關於少年班的專題報道，題目是：《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豪邁誓言：我們要跑步奔向祖國的未來》。少年班的關注度達到了巔峰，全國各地的記者聚集到中國科大。“當時的情況，什麼都不用說，也明白，整個學校乃至國家，對我們的期待很高。”一個少年班學生如此表示。
學校裡的一些教師慢慢覺得不妥。“不停地有媒體找來，孩子們根本就沒有辦法念書。那時的精神就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你不可能對抗中央的精神吧。”一名退休的負責教學任務的教師告訴我，“對少年班的宣傳已經變成了一股潮流，潮流來了，擋也擋不住。”
張亞勤還記得那時校園裡到處都是記者。他與母親說起過這個情況。他的母親聽了後，反覆告誡張亞勤，要婉言謝絕記者的採訪。“你只是個普通的孩子，並不是他們所說的‘神童’。被記者過多報道，別人談論，只會給你帶來壓力，不利於你的成長。”母親的訓誡使得張亞勤一直努力躲在“神童”的背後。
張亞勤
父親說：“孩子，你就把那個榜樣當做自己的榜樣吧！”
在宣傳和崇拜的包裹下，寧鉑開始變得自大。一名當初教過寧鉑的老師向我回憶了一件往事。當時，數學大師張廣厚到學校來做報告，跟少年班的孩子見面，“其他的小孩都跑去找張廣厚簽名，只有寧鉑沒去。他對張廣厚不認識他很氣憤，我說了一句‘寧鉑別這樣’，但他根本聽不下去。”
“當時外界也都認為我是個很了不起的人，沒有人說你其實是個很普通的孩子, 你應該做個正常的人。”寧鉑告訴我，很長一段時間，社會對他的要求是“七步成詩”。寧鉑說，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也覺得自己是“不同於常人的”。他甚至開始剋制自己的想法去迎合“神童”的定位。有不少媒體在採訪的時候，說個病症，要求寧鉑開個中藥方子，他也照做了。
入學一年後，少年班的學生們要結束在少年班的學習，選擇去各個專業方向。寧鉑也曾給自己做過分析：他數學成績雖然不錯，但當時並不想學數學；對醫學、化學和天文學有興趣；物理是他文化課中最差的一門，也最難，不可能有興趣學。然而，他依然按照安排選擇了當時紅極一時的理論物理專業——最聰明的學生都會去選擇這個專業。
寧鉑在認真聽科大教授授課
後來，他曾有想法轉校到南京大學學天文，或者是在本校讀化學。結果，學校的一名領導將他叫到家裡，勸他放棄轉系的想法，“科大對你是很重視的。把你招進少年班就是為了專門培養你；你是一個懂事的乖孩子，又是全國少年兒童的榜樣，要聽話！”
聽完這位校領導的話後，寧鉑覺得臉上發燒，再也沒有提過轉學的事情。“如果我當時是個成年人也許要好些，可是我只是不諳世事的小孩，長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順從、克己復禮，痛苦充溢著我的內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壓抑自己的個性中度過的。”寧鉑後來在自傳中寫道。
類似的事情在他畢業的時候又一次發生。1982年寧鉑本科畢業，他選擇了留校，而沒有像其他同學一樣考研。“我當時虛榮心非常強，覺得我就是不出國不考研，也會照樣乾得很好甚至幹得更好。”寧鉑這樣告訴我。
寧鉑想不明白，為何同學們都活得很輕鬆，自己卻會感到這麼多的痛苦？他彷彿一個矛盾體，渴望走出“神童”頭銜的禁錮，又時時刻刻在迎合“神童”這個頭銜。“是不是我腦子有毛病了？”學校裡也開始有傳言出來，說他得了“精神病”。班主任也覺得狀況不對，找他談話，他只是說身體上有些不適。最後校方的研究結果是“體弱多病”，特批他到教工食堂去吃小灶。
在給家人的一封信中，寧鉑開始思考自己目前的現狀。他說自己像是“一條被摔死賣了的活魚”，任由擺佈，“‘神童’稱號剝奪了我許多應該享有的生活和娛樂權利。”
即使他的父母，在當時也更願意接受媒體所塑造的那個寧鉑。“他們不接受也不允許我身上出現什麼與那個榜樣看起來不相同的地方。”寧鉑告訴我，家人的回信讓他萬分失望：“你剛剛進入社會，心態不要這麼陰暗，不要隨便猜疑他人。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正反兩面，應該多看光明的一面。國家和學校對你都是負責任的，讓你到一個全國最好的名牌大學學習，應該相信組織，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自己也要堅強一點，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不要感情用事！”
此後，寧鉑很少再對人談個人的感受。他的同學也慢慢發現，寧鉑的脾氣開始變得很怪。比如，他把自己理成了光頭，拍合影的時候總是最後一個出現，喜歡站在最角落裡，腦袋還要躲在別人的後面。他也不喜歡打橋牌了。曾有同學問他原因，他的解釋是：“這樣我就不用被送到北京去，陪鄧小平打橋牌了。”寧鉑還曾經對一個愛好圍棋的同學評論過與其下棋的人：“那些棋技並不高超的人要求和我下，他們不在乎我的技術，只在乎我的名聲。”
終於，有一天，寧鉑的父親對他說了一句話，“孩子，為了國家，我們把你貢獻出去了。我們知道你很難受。不要記恨我們。那個榜樣到底沒有教人學壞，你就把那個榜樣當做自己的榜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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