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馮玉祥。
現有的資料顯示，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最早的聯繫始於1926年6月3日，當時廣東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和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電邀人在蘇聯的馮玉祥赴廣東共籌“北伐”大計。其後更於1928年2月18日，“互換蘭譜，結為異姓兄弟” 。自此一直到1948年9月1日，馮玉祥在黑海敖德薩港附近因蘇聯“勝利號”輪船起火去世，兩人交往一共二十年又六個多月。
正如臺灣“中研院”陶英惠在《蔣介石馮玉祥交往實錄：蔣馮書簡新篇》中所言：“在這二十多年中，他們兩人、時而兵戎相見，時而握手言和，反覆較量，可以說恩怨一直不斷，最後終於分道揚鑣，徹底決裂。”
眾所周知，蔣介石和馮玉祥，在中國近代史上曾是舉足輕重的風雲人物，是民國時期左右政局之人，分別代表了中央(黃埔)、國民(西北)兩個軍系的領袖。他們同另外兩大派系閻錫山(晉軍)、李宗仁(桂系)一起，各自手握重兵，雄踞一方。
蔣馮兩人之分合，影響民國政局至深。正是如此，有關兩人公私來往函電，頗具史料價值。然而，如果不加以詳細的註解，實在難以說明他們二人之間交往的真相。所幸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輯注者陶英惠教授，終於為這批函電整理出一條清晰可辨的脈絡。同一封電函內容，陶英惠會對照相關書籍資料，力求找出電函所指究竟為何，以及電函內容產生的前因後果和各方的真實意圖，讓讀者在閱讀時，對蔣馮兩人的歷史角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對研究中國現代史者，提供一份難得的資料。
正是通過陶英惠對1926-1948年間蔣馮書簡的蒐集、整理和註釋，不難發現：蔣馮兩人從北伐戰爭時期南北呼應相見恨晚、惺惺相惜而義結金蘭；到中原大戰期間為了不同利益而相互傾軋，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兵戈相向；進而到抗日戰爭時期，再度攜手，推心置腹；最終卻在國共內戰時期因政見不同而徹底決裂。正所謂，蔣馮之間複雜關係，堪稱中國現代社會變遷的一個縮影。
北伐時期：蔣“捧”馮到鄭州結盟
1927年之時，蔣介石和馮玉祥頭上都頂著“總司令”的頭銜，這是早期蔣馮電文多以蔣總司令、國民聯軍馮總司令開頭的原因。
不同之處在於，蔣介石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而馮玉祥是國民聯軍的總司令。
蔣介石的崛起同黃埔軍校分不開。孫中山為建立革命武力，於1924年6月成立黃埔軍官學校，任命蔣介石為校長。同年10月，軍校學生平定廣州商團事變，蔣介石的黃埔系開始嶄露頭角。1925年2月，蔣介石率軍校教導團以及粵軍第一次東征，連戰皆捷；6月，蔣介石又討平了楊希閔、劉震寰的叛亂，鞏固了廣東這塊革命根據地的同時，也為自己後來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馮玉祥成為國民聯軍的總司令頗有一番曲折。
馮玉祥本名馮基善，字煥章。1882年出生於河北保定，十一歲因家境貧寒失學，只得住在父親的營盤裡自修功課，其父希望替他補上兵額，領得一些“恩餉”以補助家庭用度。當時他父親所在的清朝保練軍是著名的“父子兵”，一般人是很難補得上的。後來營中終於有了一個缺額，管帶苗某就說：“這回該叫馮大爺的兒子補上去。”主管人員問：“叫什麼名字？”苗管帶一時想不起來，又怕耽誤這一機會，就隨手寫了“馮玉祥”三字。從此，這個名字就正式使用起來。
從軍之後，馮玉祥歷任哨長、隊官、管帶、協統、師長，一直做到陝西督軍、河南督軍、陸軍檢閱使等，以治兵嚴厲聞名。1924年9月，北洋軍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以直系部將，率所部自古北口班師回京，與老同盟會員胡景翼、孫嶽兩軍會合，號國民一、二、三軍，趁機倒戈，反吳佩孚發動首都革命。從此，國民軍成為新興崛起的獨立軍系。1925年1月，馮玉祥專任西北邊防督辦，將國民一軍各部統轄於西北邊防督辦署，改稱為西北陸軍。
1926年初，由於曹錕、吳佩孚的直系聯合張作霖的奉系在華北夾擊馮玉祥的國民軍，廣東的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指出，“國民軍退出京津，尚未被完全消滅前，英、日兩國比協定以奉軍對西北之國民軍，以吳佩孚對南方之廣東革命軍，故應聯絡國民軍，使其退守西北，保留固有之勢力；並於三個月內出兵北伐，在吳勢力尚未充足之際，一舉佔領武漢。”
正是如此，1926年6月3日，蔣介石電邀馮玉祥來粵共籌大計。6月11日，人在蘇聯莫斯科的馮玉祥覆電：“我救國軍隊非會師武漢，不能達救國之目的。”並電文派李鳴鐘、劉驥全權赴粵會商。按照陶英惠教授的理解，蔣介石與馮玉祥互通函電，“可能自此始”。
其後，7月9日，廣東國民政府誓師北伐。這年的9月16日，馮玉祥自蘇聯歸抵五原，17日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實際上，國民政府誓師北伐之時，國民軍正在與直奉聯軍酣戰。誓師之後的馮玉祥，收拾殘局，重整旗鼓，正式加入國民革命行列，平定甘陝，出潼關而鏖戰中原。
這一時期，蔣介石對馮玉祥可謂“讚譽有加”，其在1926年12月6日的電文中就寫道：比聞督師出陝，節麾載道，風威所播，遐邇欽崇。吾兄救國之赤誠，奮鬥之熱忱，西北推為柱石，同僚視為導師。
1927年，中國的政治局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民黨分裂成武漢和南京兩派—寧漢分流，再加上佔據北方的張作霖，出現了3個政權對峙的局面。統轄豫陝甘三省，控制著隴海、京漢鐵路交叉口的國民黨員馮玉祥，一下子成為南京蔣介石和武漢汪精衛都極力爭取的對象。
對於雙方的拉攏，馮玉祥採取了兩面手法，一邊派劉驥為駐武漢代表，一邊派熊斌為駐南京代表。當寧漢兩方都委任他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時，他均不就職，仍以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自居。
蔣介石最終用“雪中送炭”打動了馮的心。坐擁重兵的馮玉祥也有煩惱—西北窮苦，40萬大軍的軍需供應始終是個難題。在寧漢之間，馮玉祥選擇支持蔣介石，雖然婉拒後者要他“向武漢進兵”的提議，但在“清黨”和聯合北伐上都決定和蔣結盟。
寧漢合流後，蔣介石於1927年8月13日被迫下野，南京群龍無首，馮玉祥為張宗昌奉魯聯軍進犯所苦。於是，他於1927年8月14日、9月25日、12月1日再三呼籲迎蔣復職，並約閻錫山一起於12月11日擁蔣出山，還派出部下張之江等東渡日本迎蔣回國，電文說“介公一身緊繫黨國安危，無論如何艱辛，無論如何謗毀，必須努力完成革命工作。”
1928年1月9日，蔣介石通電馮玉祥、閻錫山等繼續行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同時，馮玉祥大敗張宗昌，蔣介石再次專程從南京到河南與馮相會。在鄭州，兩人交換蘭譜，作了盟兄弟。蔣送馮的帖子上寫著“安危共仗，甘苦同嘗，海枯石爛，生死不渝”；馮回贈“結盟真意，是為主義，碎屍萬段，在所不計”。
從此，蔣給馮來電必稱“馮總司令煥兄”，馮去電必稱“蔣總司令介石我弟”，煞是親密。
特別是1928年4月6日的一封蔣介石答謝馮玉祥贈馬的電文尤見兩人關係之密切。其文如下：馮總司令煥兄同志勳鑑：章密。賜電敬悉。承賜馬匹，無任欣感。如此間派員往運，來往費時，候用甚急，務請兄派員送來為荷。弟中正。
1928年，國民革命軍的三大將領（左至右）馮玉祥、蔣介石、閻錫山的合影。
“煥章兄”與“中正弟”分裂端倪
1928年4月7日，蔣介石在部署妥當之後下達北伐總攻擊令。由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別擔任第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揮師北上。6月2日，張作霖宣佈退出北京，北伐宣告成功。
後來的歷史很清楚：馮玉祥先是於1929年5月19日佈置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國民軍)反蔣；又與第三集團軍的閻錫山一起於1929年10月10日通電討蔣；再和閻錫山、第四集團軍的李宗仁一起於1930年4月1日通電反蔣，並掀起了1930年的“中原大戰”。
“煥章兄”與“中正弟”的親密不再。這一點我們從1929年馮玉祥呈蔣主席第一封電文即是請假函可看出：
(1929年2月14日)介石主席我弟如握：年來用兵，因兄失於檢點，致操勞太過，體氣大不如昔。……不料一時不慎，至今每日午後五時前後便發熱一次，以為初愈以後之態，不久當大愈也。
到了南京的馮玉祥“空歡喜”一場，其實早在1928年的電文中同樣可以看出端倪。
在1928年5月22日的蔣介石致馮總司令請贊成由閻錫山和平接受京津電寫道：奉軍退出關外，閻部和平接收京津，事屬可行。電文還稱：如果馮玉祥接管京津，會讓日本、英國等北京的外交使團對他心生芥蒂。可是，之前蔣介石向馮玉祥許下諾言：如攻克平津，即以馮部將領鹿鍾麟擔任平津衛戍總司令、韓復榘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馮玉祥日記》記載，此事令馮玉祥大為光火。一直稱病，不參加北平舉行的善後會議。後在李宗仁“顧全大局、忍辱負重”的調停勸說之下，才動身北上。而蔣介石自知虧待了馮，為安撫他的情緒，任命馮的部將孫良誠為山東省主席、何其鞏為北平特別市市長。
據說，當閻錫山極力勸說蔣把平津分給他，蔣還非常猶豫。閻說：你看看誰沒有吃過他的虧。蔣聽聞此言，立刻下了決心。後來的歷史學家解釋，這是馮玉祥後來反蔣介石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伐成功後，身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部長的馮玉祥率先入都，其重要文武幹部，也都帶到了南京。原來，北中央為促成全國統一，對馮玉祥、閻錫山、李濟琛、李宗仁等高級將領，分別給予專職。
此時，馮玉祥手握40萬重兵，又是蔣介石的結拜大哥，前思後想覺得蔣介石不會虧待自己；而蔣介石此時也需要馮玉祥作出表率，造成兩人結盟以壓迫閻錫山、李宗仁等勢力的目的。
但是，編遣會議在南京一召開，馮玉祥就意識到了蔣介石對他早有戒備之心。
當時，身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部長的馮玉祥提出了“強壯者編，老弱者遣，有槍者編，無槍者遣”的方案，主張各集團軍部隊混合來編，軍權歸中央統一掌握，各軍總司令均到中央供職。特別在自己的方案中提到，第一、第二集團軍各編12師，第三、第四集團軍各編8師人馬。
結果閻錫山提出四大集團軍各編11個師，另設立一箇中央編遣區，也編11個師，歸蔣介石掌握，這樣，“拆散了馮蔣合作關係，最大程度地便宜了自己，也討好了桂系”，這個方案得到蔣、閻、李的認可。
當時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最強大，按這個方案，他首當其衝地成為“削藩”的對象。馮玉祥自然不會認可，最終編遣會議無疾而終。
難怪到了3月12日，人已經在河南的馮玉祥乾脆給蔣介石發了一封請辭軍政部長的電文：南京國民政府蔣主席鈞鑒：竊以為軍政部為全國軍事行政最高機關，範圍既大，指責尤重。玉祥猥以菲材，忝長斯職。……卒以才有所不逮，力有所不勝，精神體氣，漸覺不支。……伏乞俯體微忱，准予開去軍政部部長職位……
這又可看做是蔣馮分裂的重要原因。
1929年，桂系首先在武漢發難反蔣，蔣桂戰爭爆發。從3月24日、4月2日、4月3日、4月6日和 4月10日蔣馮之間的電文可以得知，當時馮玉祥出動了13萬大軍到武勝關。
但後來的歷史是：馮玉祥的大軍一直按兵不動，電文只是為了應付老蔣，表示服從中央。而蔣為防止他兩面討好，公開發表了馮給他的電報。馮又向李宗仁表示，此舉只是為了麻痺老蔣。同時密令韓復榘緊急行軍，搶奪湖北地盤。韓問佈告內容是寫“討桂”還是“討蔣”，馮說，“哪方都不寫。你仔細觀察，若桂系勝了，就填上蔣逆，若蔣勝了，就填上李、白逆。”
馮玉祥的兩面做法惹惱了蔣介石。打敗桂系後，蔣介石拉攏馮已沒有必要，於是命令部下搶在馮部到達48小時之前佔領了武漢三鎮、並通電山東省主席孫良誠，不得在日軍撤出後接收濟南，隨後在山東聚集重兵，活生生從馮玉祥手裡搶了地盤。
原來，困於西北的馮玉祥一直渴望擁有港口和鐵路，部下孫良誠雖然擔任山東省主席，因為青島和膠州鐵路掌握在日本人手裡，始終未能完全如願。蔣桂開戰時，為穩住馮玉祥，蔣介石派邵力子赴豫會談，除許諾200萬，還答應讓他完全控制山東全境。
山東事件，讓“結拜兄弟”公開決裂。於是有了5月19日馮部將領劉鬱芬、孫良誠等28人聯名通電“護黨救國”，要求蔣下野，並擁馮為“護黨救國西北路總司令”。另一方面，南京方面宣佈開除馮的黨籍和一切官職，著令緝拿軍辦。
正當這個關口，不願聽命西撤、放棄地盤的馮玉祥部下韓復榘突然離馮而去。他說服石友三和馬鴻逵等幾位高級將領一起投靠了蔣介石。三人帶走十餘萬精兵，約佔馮玉祥的三分之一。不久，楊虎城也脫離而去。於是就有了馮玉祥1929年5月27日下野的通電。
“如果不是山東被奪，他們之間還不至於兵戈相見。”馮玉祥的小兒媳、馮史研究專家餘華心曾在《馮玉祥傳》中指出。
1927年6月20日，馮玉祥與蔣介石在江蘇徐州開會，決定合作反共、反蘇，並促成南京政府和武漢政府合作。
兄弟再攜手到最後的決裂
正是這三大“過節”直接導致後來的馮玉祥聯合閻錫山、李宗仁起來反對蔣介石。並有了馮玉祥的隊伍中“蔣介石是敵人，閻老西是仇人；敵，可化為友，仇則不共戴天”故事。
事實上，馮和閻之間是有樑子的。早在北伐前，閻錫山曾參與直奉的“討赤聯軍”，攻打過馮玉祥的國民軍。北伐時，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打到靠近保定，遭遇奉系精銳王牌部隊的猛烈攻擊，曾向馮玉祥求援，馮以無兵可調拒絕了。
特別是1929年在閻的邀請下，馮玉祥興沖沖地奔赴山西共商反蔣大計。結果，在晉祠，閻錫山一邊盛情款待馮玉祥，隔三差五攜公子、夫人前去拜訪，商談反蔣策略。另一邊到北平“檢查身體”，與蔣介石密談，討價還價。
直到1930年4月，原二、三、四集團軍組成反蔣聯盟，推舉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就任副總司令。
當時馮玉祥的許多部下都反對聯閻，認為其陰險狡詐，反覆無常，不可與之共事。之前，鹿鍾麟曾對何應欽的代表說：“蔣介石是敵人，閻老西是仇人；敵，可化為友，仇則不共戴天。”
中原大戰因為張學良通電入關，蔣介石大獲全勝。失敗了的馮玉祥移居泰山腳下，過了一段山居讀書生活。
1933年5月，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兵力迅速擴大到10萬，一度收復、接管察省全境。這引起了南京政府的驚恐。在日蔣聯合進攻下，馮被迫通電全國，辭去總司令職務。幾個月後，抗日同盟軍戰敗。馮玉祥再回泰山讀書。
1935年由於日軍步步緊逼，蔣介石在抗日態度上有了變化。1935年9月，蔣介石公開表示：“中國對於日本的妥協讓步，畢竟有一定的限度。”10月蔣介石再次發電報邀請馮玉祥出山。這年的11月1日，馮玉祥乘專車前往南京，為了表示敬意，蔣介石讓出自己在中山陵四方城的官邸，讓馮玉祥居住。
馮玉祥到南京初期，蔣介石與他幾乎朝夕相處，事事向他請教，他每提出一個建議，蔣介石都諾諾答應，甚至用紅鉛筆記下。
正是如此，在這段時間內，馮玉祥致蔣介石的多封書信開頭寫道“昨晚聚談，以鄙見所及，荷蒙嘉許”、“昨晚承招飲，相談甚歡，所陳三事，頗蒙嘉許”、“昨談各事，快甚！”等的話語。而馮玉祥確也將自己關於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甚至包括法律的一些觀點，寫給蔣介石閱覽。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為逼蔣抗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後，馮玉祥致電張學良、楊虎城，請求釋放蔣介石，同時表示，自己願意去西安做人質，以保證張楊的安全。
在12月13日這封致張學良的電文中，馮玉祥寫道：“若猶難釋然，祥當約同知交多人留居貴處以為釋回介公之保證。”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國共兩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戰爭爆發後，馮玉祥選擇全力擁護蔣介石，到南京就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兩人攜手走向抗日戰場。
從陶英惠教授蒐集的電文看，淞滬會戰期間，馮玉祥被蔣介石任命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其後馮又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期間馮玉祥舉薦的人才如馮治安、鹿鍾麟等一概予以錄用。
自1939年下半年起，蔣介石、馮玉祥的互動日漸減少。對此，陶英惠教授解釋：此時馮玉祥經常接觸者，多為共黨或左派人士。而馮玉祥又遇事好作批評，致蔣介石對其“敬而遠之”。
此後，馮玉祥基本無公事可辦，直至抗戰勝利。
1945年，馮玉提出出國考察。蔣介石給了他“水利特使”的名頭，並給他辦了退伍手續—1945年7月31日。“他為這個事很傷心，他可是個終身的職業軍人啊。”據餘華心介紹，這是馮玉祥後來始終不肯原諒蔣介石、反蔣到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6年9月14日，馮玉祥攜夫人李德全、參議馮紀發等八人抵達美國。
不過，蔣馮最後的決裂是在1947年。 這一年的9月9日，馮玉祥在美國組織“華僑和平民主協會”，以促進其呼籲美國政府停止對中國之一切援助。其後，又多次在美國街頭髮表演講，呼籲美國民眾不要支持蔣介石。
1947年11月12日，蔣介石以其反政府言論和行動，過於離譜，撤銷了其赴美考察水利專使名義，令即回國。馮玉祥不予理睬，隨即國民黨開除了馮玉祥的黨籍。1948年元旦，李濟琛領導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馮玉祥被選為中央委員之一。
2月8日，馮玉祥在《紐約下午報》發表了一封致蔣介石的公開信，信中馮玉祥指斥蔣介石撕毀了政治協商會議全部議案和諾言。要求蔣介石，“下野，立刻離開中國，把所有的交還人民！如果你仍是基督信徒的話，那麼，你應該向上帝招認你的罪過。”
信中，馮玉祥告訴蔣介石，我寫給你這一封信，或者是最後一封信。沒想到，一語成讖，1948年9月1日馮玉祥在黑海敖德薩港附近因蘇聯“勝利號”輪船起火去世。（嚴友良 原載於：時代週報）來源：海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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