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評價《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離騷》作為戰國時期楚國大夫屈原的詩作，無論文才或者思想境界都極高，魯迅先生把《史記》放在一起對比，自然是對《史記》有極高的讚許。
而且，《史記》跟《離騷》的成書經歷也都極為坎坷。屈原創作《離騷》時，正是他被放逐的時候。司馬遷在遭受宮刑後，仍繼續創作《史記》。
公元前99年，在大漢帝國的邊境上，一支五千人的漢軍步兵正與匈奴交戰。此戰極為慘烈，漢軍領兵將領是李陵，而匈奴軍那邊率領軍隊的則是統帥單于。匈奴擅長馬戰，弓馬極強，加上這支漢軍步兵長途跋涉而來，缺少後勤補給。
雙方在交戰的瞬間，漢軍就陷入被動當中，李陵迅速指揮軍隊反擊，經過一番長時間交戰，漢軍不敵，後勤補給逐漸消耗殆盡。戰爭打到最後的時候，李陵原本想著自己一人於匈奴單于戰鬥，手下將領不從，認為應該分散突圍，這樣才能有人把消息傳給京城。沒想到突圍不成，反被俘虜。
消息傳回京城後，朝堂上皇帝十分不滿，大臣則順從漢武帝的意見，認為李陵該殺，只有司馬遷反對。後來漢武帝也醒悟，認識到李陵投降並未沒有緣由，就派遣使臣到匈奴去迎接李陵，可使臣到匈奴後，卻誤聽傳言，以為李陵已經投降匈奴，為匈奴練兵。
實際上當時是另一位名叫李緒的漢人降將為匈奴。漢武帝大怒，誅殺李陵全家，司馬遷因為曾出言幫李陵說話，也受到牽連，被處以“腐刑”。
這個時候，擺在司馬遷面前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接受死刑，有一個是接受“腐刑”。相比前者，腐刑對司馬遷的屈辱更大。死刑可以引刀從成一快，腐刑卻意味著要忍受旁人許多不解、鄙夷甚至是羞辱的眼光。
在《報任安書》裡，司馬遷曾言：“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司馬遷願意忍受這個他認為最羞辱的處罰，選擇苟延殘喘，就是希望能夠編纂史書。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就曾擔任漢朝太史令，所處理的事務，就是編纂史書。在很早以前，他就把司馬遷送到外面，讓他去考察山川名勝，尋找舊聞古事。司馬遷很早就在父親影響下，開始編纂史書。
在司馬談即將去世時，他告訴司馬遷，他們家族從周朝時就開始擔任太史，記載史書。甚至在上古時期，司馬家還曾主持天文工作。司馬談讓司馬遷接過這份任務，也把記載歷史的筆交到他手中。
那一年司馬遷45歲。中國從很早以前就有記載歷史的傳統。五千年中華文明不滅，跟不斷被記錄的歷史有很大關係。歷史不僅是已經發生的故事，還代表一個民族最久遠的記憶。
司馬遷為了承諾而活著。他繼續發奮，前後14年時間，才將《史記》編寫完成。跟過去的史書不同，《史記》從上古到漢朝，一共三千多年的歷史記載完備，全書達52萬多字。而且，它是一本記傳體的通史。過去《左傳》、《春秋》都是編年體史書，也就是它們都是以時間為排列順序。
而《史記》是以人物為主，按時間順序寫的。比如《史記》中的《高祖本紀》、《呂太后本紀》。而且，《史記》又把項羽這樣一個在爭奪天下的失敗者也列入史書。
《史記》中的文筆也極好。在項羽失敗前夕，司馬遷是這麼寫的：“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至今讀起，仍能感到霸王的無奈。但《史記》在問世也十分曲折，司馬遷在寫完《史記》後，並未能發表。因為其中涉及到很多官員漢武帝的事情。直到漢宣帝劉病已繼位後，《史記》才得以公開，並流傳後世，也使後人得以一睹太史公風采。
歷代對《史記》都有不同註釋。而跟古代人相比，現代人閱讀史記最大的問題在於，閱讀文言文比較困難。想要了解其中記載的內容，已經十分困難，更不用說在其他方面領略司馬遷的高明之處。
近代以來，也有很多作者在嘗試將《史記》翻譯成白話文。但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或者是翻譯上沒有忠於原文，或者是字句翻譯後不優美，或者翻譯後的文字依然晦澀，不適合現代人閱讀。
後來著名學者和作家臺靜農先生又跟四十多個歷史學家和教授一起，精心翻譯兩年多的時間，寫完一本《白話史記》。跟一般《史記》版本不同，臺靜農先生不僅忠實原文，在翻譯上採用現代用語，遵從“信、達、雅”的原則，將《史記》翻譯給更多讀者。
這本書在問世後，受到很多人歡迎，在臺灣就暢銷了幾十年。而且，跟市面上一般的《史記》註釋不同，新世界出版社的《白話史記》在書中，融入了上千幅插畫，近千條註解，融於白話譯文中。
對於很多想要讀原著，卻對文言文感到有極大壓力的讀者而言，《白話史記》能起到極大的幫助。在歷史中領略歷史，知曉人心人性，懂得做人處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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