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如果單從明神宗“朱翊鈞”執政後期那30年不上朝的表現來看的話，確實很容易讓人在主觀意識上認為明神宗是一個怠政的君王。但如果我們從明神宗執政後期的政治格局來看的話，相信大家不難發現，在明神宗執政後期並沒有出現宦官擅權，外戚專權、以及權臣攬權等現象，也就是說，“皇權”依舊還牢牢的把持在明神宗的手上，並沒有旁落，充其量只能稱得上是個不上朝的皇帝。
明神宗動漫畫像
相信在很多人的意識裡，明神宗之所以會怠政，其主要原因在於萬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86年開始的“國本之爭”，“迨國本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竟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益堅”，各方勢力黨派為了立個太子你爭我駁的爭了15年，直到公元1601年，才算是得出了一個結果。——《明季北略·卷二十四》
因此也就讓很多人認為，正是由於這次事件的爆發，讓明神宗對朝臣失去了信心，覺得自己身為一個皇帝，卻連自己的意志都掌控不了，那還不如啥也不管，安心當一個“太平天子”了事。
故而從萬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590年開始，在“國本之爭”爆發四年後，明神宗開始“怠於臨朝,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決定眼不見為淨，並沒有對朝堂臣子之間那愈演愈烈的紛爭加以遏制。——《明清史講義》
顧憲成畫像插圖
從而也就導致，到了萬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以後，由於吏部侍郎“顧憲成”得罪了明神宗而被革職，所以其在家鄉東林書院“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逐漸的就和同樣在東林書院講習的“高攀龍”、以及“錢一本”等人出現了共鳴，形成了東林黨——《明史·顧憲成傳》
與此同時，“東林黨”對於朝政的各種諷刺和片段讓朝臣得知後，這些朝臣會怎麼想？自然是要反對的，故而在明朝朝堂之上就又形成了一個以“齊楚浙黨”為首的“東林黨”反對派，“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明史·夏嘉遇傳》
一場長達數十年的“東林黨爭”事件也於此時正式開始，使得明朝末年的朝堂秩序在你爭我駁的過程中變得極為混亂。
但這種種跡象又能說明什麼呢？說明朝政混亂？而明神宗作為明朝的統治者非但置之不理，反而扭頭以養病為藉口“宅”於後宮？
這很明顯就說不過去嘛！畢竟那隻能稱得上是明神宗執政後期的政治表現，並不能將其作為明神宗執政後期的“政治主張”來看待。
張居正畫像
而且，從明神宗執政初期的表現來看，他對內閣首輔張居正大膽放權，一切軍政大事皆由張居正全權代理，有力的推動了“張居正”的一系列改革舉措，諸如“一條鞭法”的稅法改革、“考成法”考核官吏等等。而後在張居正的輔佐下，更是成就了“萬曆中興”的盛世景象，
但如果說此時是因為明神宗年幼，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去親政，故而才迫不得已選擇讓“張居正”輔政的話。
那自萬曆二十年開始，一直到萬曆二十八年才結束的“萬曆三大徵”又怎麼說呢？
這可都是在萬曆十八年之後，也就是明神宗不上朝以後才發生的事件，在這期間，明神宗曾先後發動了“朝鮮之役”、“寧夏之役”、以及“播州之役”等數次對外戰爭，且均獲得了勝利，這些案例足以證明明神宗自身其實是有慾望治理好明朝的，並非對朝堂大事完全置之不理，不管不顧了。
明神宗畫像
除此以外，如果我們再從明神宗執政後期並沒有出現宦官擅權，也沒有外戚專權、以及權臣攬權等現象來看的話，也足以證明明神宗之所以會選擇以這種看似“怠政”的手段來管理明朝朝政，必然是另有原因的。
畢竟明神宗身為明朝的最高統治者，如果他真就甘心放棄明朝那龐大的疆域的話，又怎麼會去勞民傷財的推動“萬曆三大徵”呢？
所以，我們不妨換個角度，暫且不去管明神宗執政後期的結局如何，而是站在明神宗自身的角度去看下這個問題。
明朝官員畫像
一、明神宗“不上朝”
既然要說明神宗“怠政”，那這首當其衝的第一點，就是明神宗“不上朝”這一說，萬曆四十年，也就是公元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曾集體上疏，“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沈之憂”，赫然就是在訴說明神宗常年身居宮中，一個大臣也不見。——《明史·神宗二》
這也是很多人認為明神宗怠政的主要觀點之一，但是如果我們分析下明朝的政治決策體系，就可以很容易的發現，這種看法其實是站不住腳的。
因為自宣德年間開始，明宣宗為了制衡“內閣”，就已經在明朝宮廷中“設內書堂，而中人多通書曉文義”，通過讓一些學識淵博的官員給宦官授課的方式，培訓了一批明文識字的“司禮監秉筆太監”。——《明史·列傳第五十二》
然後讓這些“司禮監秉筆太監”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配合，“
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硃”，協助明朝統治者一同處理政治事務，而且是除非皇帝自己要求，否則內閣的“票擬”就必須經“司禮監”之手才能到皇帝跟前的那種。——《明史·職官三》
明朝司禮監宦官畫像插圖
換句話來說，明宣宗通過這種提高“司禮監”政治權力和地位的方式，輕而易舉的就奪回了逐漸被內閣所控制的“決策權”，形成了一個“司禮監”制衡“內閣”的局面，有效的實現了壓制“內閣”權力膨脹過快的目的。
使得內閣的大學士只剩下了一個“議政權”，政治事務的“最高決策權”依舊還是把持在明朝統治者的手上。
所以，對於明神宗而言，他上不上朝其實並不會對“皇權”的穩固產生什麼太大的影響，畢竟君主專制的政治體系已經基本“完善”了，如果想要處理政治事務的話，完全就可以通過小範圍的召集臣子來商議一下就行。
至於朝臣之間的“黨爭”，既然想爭，那就暫且讓他們爭去唄，既然對皇權的穩固影響不大，明神宗自己又怎麼會去上心調解朝堂關係呢？
如此一來，也就引出了明神宗怠政的第二個觀點。
明神宗不理政劇照示意插圖
二、明神宗“不理政”
顧名思義，即是明神宗不批奏章，也不處理政治事務，完全就是採取了一種“不批、不講”的政治態度。
但我們從《明史·神宗一》以及《明史·神宗二》中所記載的萬曆十五年以後的記載來看的話，明神宗對於“賑災平叛”、“興修水利”、“發展經濟”、甚至是“對外外交”等方面所下達的指令卻是一個不少，毫無疑問，這種訴說明神宗不理政的觀點同樣站不住腳。
或者說明神宗確實有不理政的現象，但是卻是有選擇的去處理政治事務的那種。
就好比萬曆三十一年，“吏部奏天下郡守闕員，不報”，吏部奏請地方官員不太充裕，想要讓明神宗調撥一批官員加以補充，明神宗沒有管；以及萬曆三十二年，“閣臣請補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報”，內閣再次請求補充地方郡守官員，明神宗同樣不管，——《明史·神宗二》
明朝官員畫像示意圖
再比如萬曆三十五年，“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宜候命”；萬曆三十七年，“大學士葉向高請發群臣相攻諸疏，公論是非，以肅人心”；以及萬曆四十年，“吏部尚書孫丕揚拜疏自去”等等，明神宗同樣置之不理。——《明史·神宗二》
但相信大家不難發現，這些案例基本都是一些“官員任免”以及“朝臣黨派紛爭”等方面的政治事務。而反觀“體恤民生”以及“朝堂外部局勢”等方面的政治事務，明神宗卻是幾乎一個不拉，皆下發了相應的政治指令。
諸如萬曆三十六年，明朝多個地區發生饑荒、洪澇、更有一些地區發生了叛亂，而這些事件明神宗很明顯是親自處理過的，“八月癸亥，治雲南失事諸臣罪，巡撫都御史陳用賓、總兵官沐睿下獄，論死。庚辰，振南畿及嘉興、湖州飢。......十二月戊午，再振南畿，免稅糧。是年，琉球入貢。”——《明史·神宗二》
明神宗畫像
在其它明神宗不上朝的時間裡，這些賑災平叛之類的政治事務也皆是如此，明神宗同樣曾親自下達過相應的政治指令。
試問，內閣又沒有“決策權”，司禮監想要決策也必須經過“明神宗”的親自口諭，然後由“秉筆太監”代為書寫才行，那麼這些賑災救濟、平定叛亂的指令除了“明神宗”又還能有誰呢？
很多人可能會說了，難道就不能是司禮監的一號人物“司禮監掌印宦官”自己下達的嗎？可是這既然是為民著想，司禮監又何苦冒著欺君罔上的罪名去私自擅權幹這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呢？
明朝饑荒插畫示意圖
三、明神宗“勇於斂財”
萬曆四十六年，“九月壬辰，遼師乏餉，有司請發各省稅銀，不報。辛亥，加天下田賦。乙卯，京師地震。”以及萬曆四十七年，“廷臣伏文華門，請發章奏及增兵發餉，不報。秋八月乙卯，山東蝗。......冬十月丁巳，振京師饑民。”——《明史·神宗二》
其實從這兩段中，我們就很明顯的能看出一些有關明神宗“斂財”的疑點。
雖然這兩次請求派加軍餉的奏章明神宗非但沒有批覆，甚至還緊隨其後就追加了“田賦”的徵收。
但是從而後緊隨其來的饑荒、地震等“自然災害”的情況來看，明神宗顯然是把通過追加田賦籌集而來的款項用在“賑災”上面了。
明朝軍隊劇照
如此一來，明神宗執政後期那“勇於斂財”的現象也就說的通了，屬實是因為明朝當時的自然災害數量確實有點多，這點在史書資料中也很明顯的就能看出來；同時外部的敵對勢力也並不安分，頻繁滋擾明朝邊境，在這內憂外患之下，又時常鬧災荒，國家財政所面臨的壓力勢必不小。
另外，古代有這麼一句話，“攘外必先安內”，明神宗身為明朝統治者，這個道理他不會不懂，所以只能是先行一步將籌措而來的軍餉用在“賑災”這個刀刃上來，想要從根本上去緩解明朝所面臨的財政壓力，而不是飲鴆止渴，拆東牆補西牆。
而後於萬曆四十八年，“太子遵遺詔發帑金百萬犒邊”，顯然也足以證明明神宗是知道軍餉缺乏的現狀的，但面對明朝內部那嚴重的“災情”，他也只能選擇暫且拖延軍餉，讓邊疆的將士再忍忍，轉而將籌措而來的軍餉用在了“體恤災民”上面。——《明史·神宗二》
明朝政治體系示意圖
結束語
綜上所述，相信大家已經對明神宗這種看似“怠政”的治理方法有了一定的概念了吧？
畢竟對一個封建政治體系而言，朝堂之上的政治局勢無疑很能顯現出一個政權是否安穩的現狀，所以，明神宗對朝臣的不作為，也就帶給了我們一種明神宗“怠政”的假象。
但事實上，明朝的政治格局顯然與之前的封建政權政治體系有著很明顯的差別，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體系讓明朝朝臣的作用變得不再那麼明顯，最高的決策權始終都保留在明朝統治者的手中。
不過又不能置朝堂之上的“黨派紛爭”於不顧，那又該怎麼辦呢？
那就是“儘量不任免官員”，整頓吏治，造成一種官員稀缺的狀態，儘可能削弱黨派勢力的擴充基礎，從而也就間接的達到了裁剪“黨派勢力”，控制朝堂局勢並捎帶節省一部分“財政開支”的目的，畢竟這些黨派的官員終究都還是一些臣子不是嗎？
既然沒了官員，那黨派勢力自然也就沒了賴以為系的官員基礎。
明朝官員畫像
與此同時，早在萬曆十三年，明神宗就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慨，“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幹天和，今後宜慎選有司”，毫無疑問，明神宗早在還未不上朝之前，就已經有了“精簡機構，裁汰冗員”的想法，之後發生的“國本之爭”無疑更是讓他堅定了這一點。——《明史·神宗一》
繼而於萬曆十八年，明神宗抱病在身拒不上朝以後，勢必就無法對朝堂內部的局勢進行較為全面的管控，所以為了遏制明朝再次出現宦官擅權，或者是權臣專權的現象，明神宗只能是選擇對政事“不批不講”，打起了太極拳。
- 通過“不批”的政治主張來控制“朝堂內部”的黨派紛爭亂想，反正爭來爭去也爭不出個什麼結果，民間事務或者軍事事務他親自處理就好了，頂多累一點，從而巧妙的在黨派紛爭之間找到了一個相對平衡的點，同時也間接的抑制了“權臣攬權”現象的發生。
- 再通過“不講”的政治主張來遏制“司禮監”勢大所可能導致的“宦官擅權”事件，既然明神宗不下詔書，那司禮監手握大權的“司禮監掌印太監”和“司禮監秉筆太監”也就成了擺設，又怎麼去實現擅權專制呢？
明朝官員畫像插圖
至於“外戚專權”就更不用說了，執掌軍事的“五軍都督府”由皇帝直接管轄，朝堂上的臣子就算單方面支持某些“外戚宗族”之類的，那又能如何呢？同樣爭不出個什麼結果。同樣無法專權。
那麼問題來了，明神宗的這種治理朝政的辦法算的上是“怠政”嗎？
答案很明顯，屬實是算不得的，充其量只是明神宗控制朝堂“黨派紛爭”的一種方式方法而已，明神宗也正是通過這種辦法來實現緊握“決策權”的目的，讓朝堂勢力無法對“皇權”構成有效的威脅，自然也就無法危及明朝政權的穩固。
毫無疑問，這種“不作為”的治理方法對明神宗治理明朝屬實是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的。“怠政”自然無從談起。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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