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14代皇帝-明神宗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或稱

明神宗在位前十五年，明朝一度呈現中興景象，史稱萬曆中興，而在位中期亦主持萬曆三大徵，保護藩屬，鞏固疆土。在張居正死後始親政，因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於朝政，自此不上朝，國家機器運轉幾乎停擺，徵礦稅亦被評一大病。萬曆年間也走向活潑和開放，利瑪竇覲見萬曆帝，開始西學東漸，但同時朝廷內東林黨爭開始萌芽、塞外又有後金勢力虎視眈眈，在其晚年佔領明朝東北大部分地區，使明朝退守山海關，終走向滅亡的局面。

明神宗是明穆宗的第三子。出生時，父親尚為裕王，母親李氏為王府宮女出身。父親裕王的第一任王妃李氏所生二子──朱翊鈴、朱翊均早夭。他實際上成為裕王的長子。另，嫡母繼妃陳氏無子。

在其父繼位後的隆慶二年（1568年），他被立為皇太子，明穆宗對其很有期望，改名鈞，意思是“夫鈞者，言聖王制馭天下猶制器者之轉鈞也”。幼時朱翊鈞就十分聰惠，明穆宗在宮中騎馬時，年幼的朱翊鈞就大叫道“父皇為天下之主，獨騎疾騁，萬一馬驚，卻如何是好？”穆宗聽後恩喜萬分，就更喜愛朱翊鈞了，馬上下馬過來摟朱翊鈞在懷裡褒賞一番。其母李貴妃教子非常嚴格，隔三差五就把兒子叫到面前諄諄教誡一番，每次經筵結束以後，都少不得督促考問他今天所學的內容。朱翊鈞小時候稍有懈怠，李貴妃就將其召至面前長跪。

隆慶六年，父親明穆宗駕崩，朱翊鈞即位，改元萬曆，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而他每天讀書亦十分用功，朝章典故都讀很多遍，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以後隨朱翊鈞年漸長而學愈進，他自己後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說：“朕五歲即能讀書。”另外他的書法也十分出色，筆劃遒勁，經常親自賜墨寶給大臣，連張居正仔細端詳作品，也不得不承認皇帝的書法是“揮瀚灑墨，初若並不經意，而鋒穎所落卻是奇秀天成”，但張居正終究認為他應該成為一位聖君而非書法家，便劈頭蓋臉奏訓一頓，自此直到張居正死後朱翊鈞才重新接觸書法。

定陵出土明神宗冕服像

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尚處年幼，由母親李太后代為聽政。即位之初內閣紛爭傾軋，閣臣之間關係惡劣，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偶然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引起朱翊鈞極為不滿，最後在張居正與馮保添油加醋下罷免了高拱。太后將一切內務大事交由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軍政皆由張居正主持裁決，獨握大權。

在小皇帝朱翊鈞以及李太后全力的支持下，張居正大刀闊斧地實行了一條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清丈田畝，改革賦稅，整飭軍備，考察官吏，使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一改前弊。萬曆初年太倉的積粟達1300萬石，可支用十年，僅僅是太僕寺的銀兩儲蓄便多達四百餘萬，國家繁榮昌盛，扭轉明中業以來的頹勢，是為“萬曆中興”。後人在論及此段發展情況時，多歸功於張居正的鞠躬盡瘁，而對朱翊鈞的傾心委任卻往往忽視，實際上，隨朱翊鈞年紀長大，他也不再是名義上的擺設，張居正可以勸導、利用他幹什麼，卻不能強迫他做出違心之事，因此張居正也有無可奈何之時。

神宗幼年，太后及張居正都希望其成為儒家所倡導的皇帝典範。萬曆八年，神宗因和太監孫海、容用出遊行為輕浮不檢，太監馮保告知李太后。太后大怒，數落道“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並拿出以霍光罷黜昌邑王之事威脅神宗，帝師張居正又乘機捉刀，寫下罪己詔，言詞犀利，以警惕皇帝。雖然保住皇位，但也因此使神宗認為顏面盡失。一次神宗在讀《論語》時，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聲音太大，嚇得神宗驚惶失措，在朝的大臣無不大驚。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張居正輔政）宮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受成，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江陵(張居正)以天下為己任，客有諛其相業者，輒曰我非相，乃攝也。”晚年張居正的權勢之大，威權赫奕，連神宗都有所忌憚，曾經有丘嶽由亞卿左遷藩參，曾以黃金制對聯饋張居正“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嶽，四方頌太嶽相公。”張居正奉旨歸喪時，地方大員行長跪禮，撫按大吏越界迎送，空前絕後。而奪情以後，張居正也日益偏恣，好同惡異，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時人益惡之，神宗亦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為後期清算張居正埋下伏筆。張居正死後，二十歲的神宗始親政。

古籍文獻記載，神宗親政後勵精圖治，虛心納諫，屢蠲賦稅，生活節儉，如僅在萬曆十一年間，蠲免並災傷織造議留就已達銀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兩。北京乾旱，神宗關心民瘓，親自以旱詔中外理冤抑，釋鳳陽輕犯及禁錮年久的犯人。另親自步行至天壇祈雨，皇上齋戒，親躬步行將近二十里的路程而不乘車輦出，且絲毫沒有因驕陽酷日而為難的樣子，其舉止從容不迫，表現的肅穆得體，百姓能一睹天顏，紛紛舉首加額高呼“聖德爾”，另外又敕六部都察院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幹天和，今後宜慎選有司。”蠲天下被災田租一年。

朝鮮使者於《朝天記》、《朝天日記》中記載神宗年輕時儀容莊嚴穩重，額頭廣闊、下巴飽滿，步伐矯健、神采威嚴，目光炯炯有神、舉手投足之間使人敬畏，而帝王氣度更是深不可測，是中外一至認為都有道明君。他在位的前十五年被評價“勤於朝政，勵精圖治，大有作為，足以稱道，儼然如一代賢君”。

神宗在軍事上任用幹練將校，先後主持發兵平定了播州（遵義）楊應龍之亂的播州之役、平寧夏哱拜之亂的寧夏之役、抵抗日本豐臣秀吉發兵侵略朝鮮以及奴兒干都司的朝鮮之役，維護了明朝的內部統一及宗主國的權威。此三場戰爭合稱萬曆三大徵。後世有說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鉅，如僅朝鮮一役消耗國庫便高達銀八百八十三萬五千兩，米數十萬斛，對晚明的財政造成重大負擔。但實際上明代晚期僅對後金的戰事，耗費就高達六千萬兩之巨，遠超三大徵，且三大徵都是不得不打之戰，如朝鮮一國勢拱神京，地牽關海，薊、遼之外藩，東江之咽噎，一或失守，重險撤焉，如若不打甚至打敗了，明朝都有亡國之危。而三大徵實際軍費則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徵結束後，內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而面對薩爾滸之戰的大敗，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屯兵築城，才稍稍將東北局勢扭轉。

萬曆皇帝指揮的萬曆朝鮮之役使朝鮮保全了國家，避免了亡國的巨大危險，儘管朝鮮人對萬曆皇帝有著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鮮使臣的記錄中，更多的還是對萬曆帝消極怠政、貪婪奢侈等惡劣行徑的批評。而朝鮮使臣塑造的萬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葉之後朝鮮對中國社會集體想像的轉變，大明國的形像已經由朝鮮前期塑造的天朝上國，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環，而走向了沒落。但在明清鼎革後，朝鮮對明朝的推崇思念又走向一個新的巔峰，朝鮮君王設大報壇，萬東廟祭祀明太祖，明神宗和明思宗。朝鮮孝宗甚至一度打算北伐清廷，朝鮮士子儒生暗中使用崇禎年號幾近三百年，鄙視清朝，並以宋時烈等為首推崇“尊周思明”“春秋大義”，稱自己是“皇明遺民”，那怕隱居山中，一生不出仕為大明守節者也大有人在，甚至到近代朝鮮高宗稱帝時，大明滅亡已超過二百餘年，其即位時諸臣勸進仍是“神宗皇帝再造土宇, 則義雖君臣, 恩實父子...嗚乎! 天命靡常, 皇社既屋, 帝統墜地, 獨大報一罈, 乃皇春一胍之所寄...陛下聖德大業，宜承大明之統緒”，一切禮節皆取自《大明會典》。

薩爾滸之戰後，遼東失陷，神宗鬱鬱寡歡，焦勞國事。隔年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皇后王喜姐病逝，神宗心力交瘁，過了三個月(七月)明神宗駕崩於弘德殿，享年五十七歲。臨終前遺詔指出大臣應勉以用心辦事，以及廢礦稅，起用建言而得罪的官員等。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1620年8月18日），明神宗朱翊鈞崩逝於紫禁城弘德殿內，享年五十七歲，在位四十八年。朝鮮一國為此舉哀。太子朱常洛立即發內帑（皇帝私房錢）百萬犒賞邊關將士。停止所有礦稅，召回以言得罪的諸臣。不久，再發內帑百萬犒邊。八月即位，改元泰昌，是為明光宗，光宗即位後，內閣先是為萬曆帝擬諡上廟號顯宗恭皇帝，但後來朝臣認為諡號的“恭”是晉恭帝，隋恭帝兩位末代皇帝的諡號，先帝聖謨不可殫述，而帝堯運乃神之德，於是後改成為其上廟號神宗，諡號顯皇帝。九月，在位不足三十天的明光宗便在紅丸案之中暴斃。因光宗即位不到一個月即告駕崩，孫子熹宗即位後葬神宗於定陵。

明神宗遺詔：

朕以沖齡纘承大統，君臨海內四十八載，於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挕有年，郊廟弗躬，朝講希御，封章多滯，寮寀半空，加以礦稅煩興，徵調四出，民生日蹙，邊釁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維新。而遘疾彌留，殆不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後人。皇太子聰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尚其修身勤政。親賢納諫。以永洪圖。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瑞王，惠王，桂王。各擇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務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乂王室。是皆朕惓惓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為簡任，卿貳大僚盡行推補。兩次考選幷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建言廢棄及礦稅詿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榷稅倂新增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司查審，可釋放者釋放。東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急需。陣亡將士，速加恤錄。喪禮遵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屏為重，勿得輒離本國。各處總督、鎮邊、三司官地方攸緊，不許㹡去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幷土官，幷免進香。詔告天下，鹹使聞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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