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來到中國的外國人，雙方怎麼交流

第一個來到中國的外國人，雙方怎麼交流

可能有讀者會問：第一個來到中國的外國人，雙方究竟是怎樣交流，再到之後的貿易、朝貢和學習呢？１６世紀中期，西方傳教士剛到中國，就遇到這種情況：語法、發音全不一樣，怎麼傳教啊？於是，他們就開始想辦法讓中國人聽懂，開始通過模仿、手舞足蹈和筆畫的形容等慢慢理解彼此想表達的意思。加上中國人也想了解對方是什麼意思，就開始學習慢慢了解。經過長期的接觸，雙方互相大概都能進行簡單的交流。之後，為了和歐洲商人談生意的中國商人，發明出一種漢語和外語雜交的“混合語言”，叫“洋涇浜英語”（Ｐｉｄｇｉｎ－Ｅｎｇｉｌｓｈ）。

洋涇浜，原為舊上海華界和租界間隔的一條小河（今延安東路附近）。鴉片戰爭後，上海闢為商埠，洋涇浜一帶聚集了大量外國商人，那一帶的華商出於跟外國人打交道的需要，常用夾雜著上海話的蹩腳英語交談，他們所說的英語被稱為“洋涇浜英語”。

前期的洋涇浜英語主要以廣州英語為主

作為中國最早的洋涇浜英語廣州英語，最早誕生於１７１５年的清政府唯一開放的口岸城市－－廣州。郝德森《社會語言學》認為：“鑑於要求和其他社區的成員進行交流的原因常常系貿易，所以洋涇浜語可以是所謂貿易語言，但不是所有的洋涇浜語僅限於用作貿易語言，也並非所有的貿易語言都是洋涇浜語。”

不過，作為中國洋涇浜語言的最早形式並非廣州英語，而是廣東葡語。當時抵達澳門的葡萄牙人難以和當地人進行溝通，而當地人也希望在與葡萄牙人的交往中能找到餬口的工作，就這樣雙方都想打通相互之間的交際障礙，於是“在那些日與葡人相周旋，負責傳譯語言、媒介交易的中國通事和包攬對葡貿易的攬頭中間，逐漸形成中葡貿易的商業專用語——廣東葡語。”（《嶺橋春秋一嶺南文化論集》）

為了更深一層地進行貿易合作，其次則是為了傳教。１５６５年，天主教耶穌會在澳門建立了聖保祿公學，教授傳教士中國的文字和禮儀。剛開始時，他們只能依靠中國人畫圖識字。１５８８年，利瑪竇完成史上第一本《葡漢詞典》，給歐洲人指明瞭道路。

１６３５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倫敦”號第一次到達中國，並在澳門停留三個月。自此，英國人在澳門的貿易活動日益頻繁，企圖霸佔澳門甚至中國市場的利益，於是一直擠壓葡萄牙人。隨著英國殖民勢力增強，於是誕生了廣州英語。

廣州英語最早的“詞典”《紅毛通用番話》，裡面收集了廣州英語近４００詞彙，分為“生意數目門”、“人物俗語門”、“言語通用門”和“食物雜用門”四項；所有詞語都是繁體漢字與廣東土語標音對應，整冊沒有一個英文符號，共１６頁；無編著者，無具體編寫年代，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它是由中國人編寫的廣州英語最早的“詞典”。該小冊子裡所記錄的廣東洋涇浜英語主要是作為一種口頭交際語，其發音為一種廣東土語的發音。如“一”標音為“溫”（即ｏｎｅ），“二十一”標音為“敦地溫”（即ｔｗｅｎｔｙ－ｏｎｅ），“非常”標音為“梭梭”（即ｓｏｓｏ），“醫生”標音為“得打”（即ｄｏｃｔｏｒ），“江擺渡”（ｃｏｍｐｒａｄｏｒ，買辦）;“拉司卡”（ｌａｓｔｃａｒ，末班車、最後一個）、“何洛山姆”（ａｌｌｓａｍｅ，全部）、“溫淘籮”（ｏｎｅｄｏｌｌｏｒ，一美元）等，並有了很多英語中沒有的用法的意義，這也算得上是洋涇浜英語的特點之一了等。從注音我們得知，早期的洋涇浜英語帶著濃厚的廣州方言。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將廣州闢埠為商，在中西貿易中，英國迅速增長至第一。後來，美國也一躍成為廣州貿易第二位。這樣一來，在廣州地區的中西貿易往來中，英語就逐漸成為西方商業通用語，１８１４年，英國人馬禮遜編寫出最早的英漢漢英字典《華英字典》。而廣州英語作為廣州地區的商業貿易專用語迅速傳遍東南沿海地區。

後期的洋涇浜英語主要以上海英語為主

上海開埠之初，沿河一帶與黃浦江的匯合處成為外國商人的聚集地，但是華洋原本就屬於兩個世界。１８５３年發生小刀會起義，華人裡的很多中產以及以上階級攜著家小、資產，湧入租界，於是造成“華洋雜居”局面，很快佔了上海全體的優勢。據宣統年間統計，上海一百萬人口，租界已佔六十萬。租界裡面的華洋比例是中國人佔絕對優勢。１８５５年租界人口總數為２０２４３人，華籍居民為２００００人；到１９３０年租界人口總數為１４４２６７５人，華人為１３９３８６３人（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中國人裡面，浙江人、廣東人、蘇南人、蘇北人、本地人，組成人口的五大來源，本幫恰恰是小幫。所以人稱上海是“五方雜處”。

這樣一來，上海成了各種文化與人種的混合之地：既有中外文化、人種的匯合，還有中國內部“移民文化”“融合”。僅從中、外的關係來講，“上海是兩種文明會合，但是兩者中間哪一種都不佔優勢的地方”。（《羅茲墨索《上海一現代中國的鑰匙》）如果用一個具體的名稱來代表這種特殊的文化形態，可以稱之為“洋涇浜文化”。

在這一基礎上，洋涇浜英語就誕生了。自１８５３年起上海取代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首要港口，作為主導性的貿易通用語的廣州英語，逐漸被上海洋涇浜英語取代，成為中外商貿交往不可缺少的工具，不過“前者對後者無論是語音上還是用詞上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它們的關係是前後繼承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關係”（周毅《洋涇浜英語在近代中國產生的歷史淵源之探討》）。

１８７５年７月２５日《紐約時報》指出：“洋涇浜英語是清國人用來代替‘商業英語’的最直接的方法。在大清國，英國商人和買辦把這種‘洋涇浜英語’應用於處理同當地清國人的業務聯繫”。為了商業利益，人們“日與西人交接……不講別琴語者，百不得一”，這種商貿語言“之所以在上海吃香是因開埠和商貿所致，反過來開埠和商貿又促使了洋涇浜英語在上海的盛行”。

我們從汪仲賢《上海俗語圖說》裡的這段滬語和粵語混合漢字注音的歌訣中，可以窺見一下當年上海洋涇浜英語的原貌：

來是“康姆”(come)去是“谷”(go)，

廿四銅鈿“吞的福”(twenty-four)；

是叫“也司”(yes)勿叫諾(no)，

如此如此“沙鹹魚沙”(soandso)；

真嶄實貨“佛立谷”(verygood)，

鞋叫“靴”(shoe)，洋行買辦“江擺渡”(comprador)。

小火輪叫“司汀巴”(steam-boat)，

“翹梯翹梯”(chowtea)請吃茶；

“雪堂雪堂”(sitdown)請儂坐，

烘洋山芋“撲鐵禿”(potato)。

東洋車子“力克靴”(rickshaw)，

打屁股叫“班蒲曲”(bamboochop)；

混帳王八“蛋風爐”(damnfool)，

“麥克麥克”(mark)鈔票多。

“畢的生司”(pettycents)當票多，

紅頭阿三(Isay)“開波度”(keepdoor)；

爹要“發茶”(father)娘賣茶(mother)，

丈人阿伯“發音落”(father-in-law)。

綜述，洋涇浜英語的產生主要有一下因素：

第一，１９世紀初，晚清時期，清政府與西方進行貿易往來主要有英、美兩國。於是，來到開放的廣州和上海做生意的外國人，基本以講英語為主，對形成洋涇浜英語十分有利。

第二，清政府自１７２３年起就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和西方交流就少了，更不要說雙方能進行語言學習了。開埠後，中外雙方除政治交流外，經濟往來才是重頭戲。一下子就打開過門，哪裡找來那麼多英語翻譯呢？加上做生意都是外國人說了算，外國人用什麼語言就用什麼語言，處於經濟的弱勢地位的中國，難以把握自身的命運，只能跟著用英語交流。

洋涇浜英語的消亡

這種中英混合的上海洋涇浜英語，在中國一直持續至２０世紀的３０、４０年代（在香港到６０、７０年代），約有二百多年的歷史。由於它無法發展出符合時代的新詞彙、缺少語法等方面，以及歷史原因，逐漸失去了賴以生存與發展的殖民土壤，逐漸消亡了。

圖文轉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