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一词的由来

原在彝区地带的地名，随着历史演变至今，彝语和汉语相互以谐音取用甚多，又多以汉文记载，沿袭流传，却不知谐音取用来自彝语是什么意思。就今黔西城关的地名，在未启用“黔西”二字之前，汉语取谐音于彝语的就有：觚著、个仲、郭张等名。

启用“黔西”二字的时年，是清康熙五年(1666)二月。由于对水西改土归流，将包括今金沙县境部分辖地在内的三个则溪范围，划编成为一个府，取名黔西府。按“黔西”二字的含义，其所在方位应该是在黔(贵州)省辖地内西方，可是实际位于黔西北而又偏正北度。但是又为何取名“黔西”呢?这要从卑鄙无耻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顺治入主中原，而西南的抗清势力却延续了15年不得统辖，朝廷又令吴三桂挥军辗转经山“郭张”地入滇简略谈起。

清军入关，顺治由沈阳迁都北京，但只占领北面几省，南明小朝廷的皇位更迭而立，并且还拥存一批明军。农民大西军占领西南几省。大顺军余部活动于鄂湘之间。锐利的清军南下扫荡东南明军后向中南进军，却相遇渗透有5万多“猓兵”(多在李定国部)的大西军，在湘桂盘旋阻击清军不得进。又在李定国提出“扶明抗清”的口号下，孙可望把东逃西奔的南明永历帝于1652年移宫贵州安龙，一时以大西军为主的抗清势力凝聚云贵，并由此出师川、湘、桂等省与清军抗衡，捷报频传，引起清廷的重大忧患。顺治十四年(1657)清廷召吴三桂进关内，授他平西大将军，率部向汉中进军，伺机南下入川，形成清军由川、湘、桂围攻云贵之势。次年清廷趁永历朝臣党争，大西军内室操戈，孙可望成败类降清，云贵抗清势力极大削弱之际，清廷调兵补将又以三路进攻云贵。吴三桂入川后率部由重庆南下占遵义。他在遵义时就留心水西地形，寻访水西的情况。顺治十五年(1658)冬，他自遵义向西出师，经由“郭张”南河岸时，见有彝妇在河边洗线，便吩咐一马弁去向彝妇问这里是什么地名。彝妇不懂汉语，只按她正在干的活用彝语回答：“呐马阿拿切启”，其意是“老娘在这洗线”。马弁也不懂彝语，只将尾节音较重的“切启”回报吴三桂，吴就牢记在心，继续往大方进军，欲速入滇。顺治十六年(1659)二月清军占领云贵后，清廷命留吴三桂镇守云南，总管军政。接着吴三桂上书请求云南、贵州总督、巡抚归他节制。顺治虑及能如此顺利进关并取得惊人的胜利，得力于吴三桂实属不小，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加授他的权利，相机行事。顺治又指令吏、兵部，凡云贵将吏的用免，由吴三桂安排，费用开支不受户部监制。吴三桂在云贵得到了权利增长，势力扩大，引起他欲望已久夺取皇位的野心。本来在西南特别是云贵两省，接连不断地遭受兵戈蹂躏达十六七年之久，人民深受其苦。清廷最后统一云贵，人民应该是得以休养生息，但是吴三桂却以“边境不宁，不宜减兵力”为由，使清廷不因云贵息兵而裁减他的军队和削饷缩俸。他刻意寻衅而连年用兵，一面使清廷确信“边境不宁”；另一方面他居心叵测地借机除掉他野心施逞的障碍。首先他于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奏报清廷，诬陷水西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乘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腑之患。”安坤本是水西地方封建统治者之首，早在顺治十五年二月清军由湖南进贵州时，由于大西军阻击不得进，有降清明将洪承畴密召安坤，许以阿画、霭翠为例，坤喜而派汉把缴印投诚，并导引小径而进，势如破竹，四月进占贵阳，冬月入滇。又吴三桂进师遵义时，坤仍派汉把投诚三桂，五月遂导之取开州、修文、广川。三桂军经由大方入滇行至七星关，被大西军白文选严阵把关不得进，坤令人导之取道俄波出乌撒至沾益入滇。由于安坤为清王朝征服云贵有功，当年12月清廷封安坤为“水西宣慰使加都督佥事”，次年8月又赐其袍、靴、彩印，并颁印信。坤受宠而忠于清廷。就在吴三桂捏造奏报坤的当年，有抗清的明将吏吕宏炀，窜匿水西陇革，权时泰、贺鼎、李健、王泗等亦匿于水西陇纳，被坤查觉，速告巡抚卞三元而擒拿。直至康熙二年(1663)七月，抗清明将刘鼎败逃水西，坤擒其“于境内，送贵阳杀之”。可见坤对清廷并无二心。所谓“久蓄异谋”非安坤，正是吴三桂自己。又所谓“刑牲祭鬼，将为不轨”，更是无稽之谈。自唐代以来的汉史所载和历朝通晓“彝人尚鬼”有丧必披甲杀牲以祭，本为起源很早的彝俗，不足为怪。时因在大方总兵刘之复“会其有丧……遣人责问”。后又“诛求未遂，心衔之”。告于吴三桂，三桂借以凑作坤罪材料具疏清廷，清廷于当年10月议复“应如所请，悉心筹划，相机歼剿。”

由于老奸巨猾的吴三桂为防备清廷识破其“尾大不掉”而露骨，同时在云南耍尽淫威使无人敢于对其反抗，他又将对安坤进剿事暂搁置，而上奏对早已逃缅甸的明永历帝进行斩草除根，清廷复准。他于顺治十八(1661)腊月初，出兵缅甸将朱由榔父子捕回，于康熙元年(1662)四月初八日残酷绞死于昆明。百姓目睹，咬牙切齿、骂不绝口，就连三桂的卫队也多愤恨，正蓝旗章厄尔特、莽尔洒还想起兵反抗三桂的无人道手段，事被发觉，两满将也被吴三桂杀害。

时至康熙三年(1664)初，吴三桂才率大军进入水西，“坤欲引罪出降”，只因“国公车噶喇专政”，“不听、遂偕坤走宜那噶”。在之前，水西各族人民与安坤的动态相反，持坚决抵抗。但坤虑及抵抗是以卵碰石，而人民遭殃。此时坤欲降不得，又不能坐以待毙，还是被迫起兵反抗。三桂分兵进剿，12月坤就擒被诛戮。这次“吴三桂剿水西”，对水西各族人民肆加屠戮，凡经过处步步肃清，“擒斩九千六百余众”，任意焚掠，动辄“以炮击之，焚其村寨”，仅公鸡山一仗 “虏蔡家苗猓女子三佰人以还”，并获其马数千。事件平定后清政府不得不“以水西剿绝，无可追征”而“题免水西秋粮二千石”。就吴三桂对水西人民大屠杀后向清廷《请设新疆三府疏》中，也不掩其恶地自白“人民死损甚多”。接着吴三桂奏请康熙对水西地进行改土归流。他在《请设新疆(水西)三府疏》中说：“臣拟将十一则溪设三府……”但“不便以比喇、水西、大方为称，宜改新名”。康熙四年(1665)五月清廷议复：“其三府应易新名，即令该藩拟定具题”。三桂将比喇易名平远府，大方易名大定，对水西的易名时吴三桂思索回忆前路经“郭张”时马弁问彝妇地名的回答：“切启”应是“黔西”，只是土人音谐而已，则易名黔西府。由是具以上报，康熙五年(1666)二月清廷议复，依题下达正式启用。之后平远、大定先后更名为织金、大方，惟黔西之名延用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