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經濟的“面子”與“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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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PEXELS

製造業是經濟的“裡子”， 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是經濟的“面子”。對一般人而言， 對一國最直觀的印象， 往往是該國經濟的面子， 比如， 林立高聳的辦公樓、住宅樓， 四通八達的公路、鐵路， 現代化的機場、港口， 以及高速、便捷的光纖、移動互聯， 等等。一國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搞得好， 就會給人留下“經濟發展快、 有活力、 有前景”這樣的好印象， 遊客、投資客也好， 滿腹經綸的經濟學者也罷，皆未能免俗。

相比之下， 製造業往往集中在各種各樣的“區” 裡， 不顯山不露水。中國是製造業第一大國， 但也不是“村村點火、 處處冒煙”。北京這樣的大城市， 製造業基本遁跡， 只是在亦莊這樣的經濟開發區， 才得見一些天藍色廠房的影子。對一般人來說， 走馬觀花似地轉一圈， 是無從判斷中國製造業的實力的。

所以，從公關的角度， 一國不僅要做好經濟的裡子， 也要好經濟的面子。只悶頭做製造業的裡子， 道路橋樑機場港口破破爛爛， 這個國家的形象就會大打折扣， 不僅普通的遊客回去後會口口相傳、說“這個國家太破、不行”， 淺嘗輒止的投資者也會望而卻步。即使是理性的經濟學者， 也會從物流、 效率等經濟的角度， 給一國經濟的後勁打個“差評”。

中國經濟的成功， 就是裡外齊發力。製造業做到全球第一， 高速公路、 高鐵里程也是全球第一， 房地產建起的辦公樓、 住宅樓更如雨後春筍， 與只漲不跌（這些年的總趨勢）的房價一起， 令人不免揪心。中國經濟強大的 “裡子” 和光鮮的 “面子”，給所有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某種意義上， 土耳其的經濟也是 “表裡兼修”。埃爾多安執政十九年， 土耳其的經濟成就非凡， 人均 GDP 從 3000 美元， 一度突破一萬美元， 高收入國家彷彿觸手可及。其經驗，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前是製造，把裡子做足；2009 年至今， 則是房地產加基建，把面子做亮。

土耳其發展製造業， 有其得天獨厚之處， 背靠三大市場， 又缺少直接競爭的近鄰。西為歐盟， 北為俄羅斯， 東、南是中東、北非。歐盟自身有強大的製造實力， 但勞動力成本過高。相比之下， 毗鄰的土耳其簡直就是理想的製造業外包基地。就好像現在， 中國勞動力成本高了， 毗鄰的越南成了理想的製造業外包基地一樣。今日之土耳其， 是歐洲最大的電視機和輕型商務車製造基地。土耳其機械的精密程度， 甚至可與德國媲美。佔出口額三分之一的紡織， 至今仍是土耳其工業的強項。至於鋼鐵， 特朗普宣佈對土耳其鋼鋁

北面俄羅斯， 東、南的伊拉克、沙特以及卡塔爾、 阿聯酋諸國， 都是渾身流油但不擅長製造的經濟體， 是再理想不過的製造業出口市場。土耳其得此地利， 製造業不發展也難。何況又有天時、 人和。埃爾多安執政之初， 採納了 IMF 的建議， 經濟指導思想與西方同步， 甚受歐盟青睞， 入盟的美好前景彷彿就在眼前。處於蜜月期的歐盟與土耳其， 相互示好， 為土耳其製造業發展創造了難得的氛圍。土對歐盟出口一個勁地翻筋斗， 一時間勢不可擋， 生生的一隻 “安納托利亞之虎” （Anatolia Tiger）。

但是， 這隻歐洲小虎畢竟只有數千萬人口， 當它遇到 14 億人的中國龍， 無論是勞動力成本、 工業體系之完整、供應鏈之豐富、市場敏感度、規模效應上， 都自嘆弗如。就勞動力成本而論， 2008 年土耳其人均 GDP 超過一萬美元， 中國只有 3000 美元。不僅背靠的三大市場紛紛倒向中國， 土耳其自身也無法抵禦價廉物美“中國製造”的魅力。

2009 年， 在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之下， 土耳其經濟也陷入衰退。像大多數國家一樣， 土耳其的應對之策是財政刺激加寬鬆貨幣。但在外圍需求不振的背景下， 刺激的重點只能流向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就像中國 2009 年後的房地產市場一樣， 土耳其房地產市場一路高歌猛進， 房價連番飆漲。政府從中獲得的收入， 又使其有財力獨力或藉助 PPP 模式，大搞公共工程、機場、橋樑、道路、舊城改造， 以及供水、 汙水處理、 發電、 電信等基礎設施， 不僅伊斯坦布爾、 安卡拉這樣的大城市面目一新， 就連一向陳舊、破落、邊緣化的安納托利亞高原諸城， 也顯示出令居民滿意、 外人刮目的新氣象。埃爾多安的人望，一時間也如日中天。

這就暴露出中土之間的不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 在 2009 年後出現多輪暴漲。我所在的小區， 房價已翻了 8-10 倍。但是， 中國在發展房地產市場和基礎設施的同時， 並沒有忽略製造業。2010 年， 中國超過美國， 成為製造業第一大國。2013 年， 中國成為貨物貿易第一大國。2009 年後的中國， 雖然“面子” 亮得耀眼， “裡子” 也依然殷實。正如三十歲的男子， 肌肉滿壯的同時， 筋骨隆盛。

土耳其這一時期的發展， 則暴露出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特點。製造業的發展遠遠滯後於房地產和基建。2008 年前連續翻番的對歐盟出口， 2009 年後幾乎陷於停頓。“土耳其製造”， 讓位於“土耳其建造”。

瞭解一國經濟的結構， 一個簡單的辦法是看它的大公司最集中於那些行業。中國經濟的結構相對合理， 故既有製造業巨頭如海爾、格力、上汽、中船， 又有新經濟巨頭如 BAT、京東、嘀嘀， 也有基建巨頭如中鐵建、 中電建、 中交。中國以其對基建的重視， 被戲稱為基建狂魔。僅就海外業務論， 全球 250 家基建巨頭中，中國最多，有 60 多家。

2009 年後的土耳其經濟結構就有些畸形， 耳熟能詳的製造業巨頭不多， 新經濟玩家更是少之又少。相形之下， 基建巨頭過多、 過於突出。同上的基建排名中， 土耳其緊跟中國之後， 有 43 家企業上榜，基建實力之強，可見一斑。

這樣的畸形經濟， 正如一條腿的桌子， 是令人不安的。房地產怎樣拉動經濟， 就可以怎樣毀滅經濟。這已被九十年代的日本、 2008 年的美國 “人肉試驗”過， 沒必要再去做什麼論證。中國經濟有殷實的製造業“裡子”墊底， 有悠久的儲蓄傳統和全球最高的儲蓄率（之一）支撐， 依然對房地產的過快發展忌憚頗深。“去庫存”、 “只住不炒”、金融“去風險”對房地產“釜底抽薪”， 都是對房地產過快發展的防範和未雨綢繆。即使在貿易爭端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當下， 中國在房地產問題上仍然未有絲毫鬆口。

相比之下， 製造業已嚴重滯後於房地產的土耳其， 就有點太不小心了。相比於中國， 土耳其的房地產風險只高不低。這是一個低儲蓄率的國家， 開發商和居民都在借債、 加槓桿， 而且借了大量的外債。在里拉崩跌的背景下， 再簡單的算術都可以算出他們的債務負擔會惡化到什麼程度。還不上錢， 企業可以破產， 個人也可以破產， 慘的是銀行。銀行也可以破產， 最終慘的是一國經濟和國家的未來。這個路子， 美國在 2008 年剛剛走過， 殷鑑未遠。

顯然， 土耳其的為政者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要麼就是選擇性漠視。其最津津樂道的， 仍然是那些巨型工程。比如， 耗資 100 多億美元的伊斯坦布爾新機場； 跨越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新大橋； 連續黑海與馬爾馬拉海的新運河； 伊市亞洲區的土版 “曼哈頓” ； 橫跨東西的天然氣大通道， 等等。在為政者看來， 這些工程意味著更高的經濟增長和 GDP 數字。其沒有看到，或選擇性無視的是， 這些工程的債務如何償還。特別是， 如果債務中外債的比例很高（土耳其基建的常態）， 在里拉崩跌的背景下， 只會雪上加霜。此輪里拉暴跌， 已有數百家建築商申請破產保護， 風險已經不是黑天鵝， 而是灰犀牛，再明白不過了。

對房地產和基建的過度依賴， 要溯源到“增長至上” 的 Erdoganomics。這個經濟學， 簡單說來， 就是為了增長， 可以不惜一切代價， 不計風險與後果。其主要工具， 一是低利率； 二是房地產與基建。這兩大工具的特點， 都是簡單、容易、見效快。至於風險與後果， 經歷過次貸危機的人， 應該不難理解。

埃氏自稱是 “利率的敵人”。其對利率的敵視， 部分源自於伊斯蘭教義， 部分源自於刺激經濟的現實需要。伊斯蘭教義反對高利貸， 進一步拓展至反對利息。實際利率必須為零， 是一種信仰。信仰的力量， 加之刺激經濟增長的需要， 已造成埃氏與央行的多次齟齬。對央行的挑戰， 贏了面子， 輸了裡子。這個裡子， 就是市場信心。投資者選擇用腳投票，所以里拉會暴跌。

對貨幣漲跌的態度， 取決於四個因素： 一是經常項目， 二是外儲， 三是錢緣， 四是底氣。經常項目好比一個人的工資， 是最靠譜的收入來源； 外儲好比存款， 反映一個人的家底厚薄； 錢緣好比個人信用， 決定了你在缺錢時可以借到多少、按什麼利率借 ； 底氣就是俗話說的 “怕不怕”， 沒什麼好怕的， 就有底氣。如果經常項目順差、 外儲充足、 投資者看好（錢緣）、 沒有多少外債（底氣）， 則無懼於貨幣貶值或暴跌， 反而因為貨幣貶值可以改善經常項目收支。

土耳其的情況恰恰相反。經常項目頑固性逆差， 進入本世紀以來一直如此， 逆差佔 GDP 之比經常高達 5、6%。外儲有限， 與短期外債之比低於70%， 有捉襟見肘之窘。錢緣差， 投資者選擇用腳投票。底氣不足， 因為外債纏身。四個不利條件齊備，里拉崩跌的後果自然就嚴重得多。

勿庸諱言， 在新興經濟體中， 土耳其與阿根廷處境相對困難。阿根廷的問題是積重難返。相比之 下， 土耳其的條件其實要好得多得多。當下之計， 要儘快恢復投資者的信心， 不可以意氣用事。投資者信心恢復， 里拉回穩， 有助於降低通脹， 央行降低利率自然水到渠成， 則低利率不求自來， 有助於刺激經濟增長。為政者的最終訴求， 不就是要低利率嗎？道家的學問， 曲則全， 枉則直。完全可以用變通的辦法實現的事情， 未必非要訴諸於對抗的方式。何況， 對抗的結果只能是把投資者嚇跑， 里拉繼續

山重水盡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皆在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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