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对峙争胜，征伐兼并不断，出纳质子成为这一时期相当独特的社会现象，是诸侯国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强国对弱国实现有效控制的特殊方式。“质子”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争的破坏性。

交质以调和双方关系为出发点，以互信互惠为保障，以诸侯国国君的至亲或重臣为媒介，以实现弱国对强国的臣服为目标。弱国为了保全自己，以“太子”为质获取强国政治“援助”的现象大量出现，交质遂成为这一时期维持社会整体均势的重要政治活动。

战国末期，开始出现华夏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质现象。秦以后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交质也成为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政策而被沿袭和完善，在我国政治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

（一）平王东迁与春秋政治格局的初步形成

西周末年，周幽王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立宠妾褒姒为后，以其子伯服为太子，违背了嫡长子继承制，引起朝政混乱，诸侯叛离。故太子宜臼逃亡申地，申侯联合缯与西戎等部，发兵进攻宗周，攻占镐京，“幽王见杀于骊山下”，西戎“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公元前770年，在郑武公、秦襄公、晋文侯等诸侯的护卫下，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开启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

平王东迁，西周的封建制逐步瓦解，周王室衰微，天下共主的权威一步步走向衰落，孔子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大厦已轰然坍塌，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分封制开始解体，旧的政治平衡被打破，新的政治秩序亟待建立。

新势力与旧秩序的冲突，促使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有待重新确认，而“礼”的约束力的降低，则迫使人们寻找新的政治媒介来实现彼此关系的有效确认，交质也适时地在周王室和初霸的郑国之间发生了。

（二）王权衰微后的列国争霸

春秋时期所谓的“五霸”主要是就中原的局势而言，但是据各诸侯国所处的地理疆域而言，即使有诸侯国能在中原取得霸主地位，其他各国在各自区域内仍处于强势。因此春秋五霸并非依次崛起，而是交叠兴起的，所不同的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霸主的实力在诸强中尤为突出。

整个春秋时代，齐、晋、秦、楚四国最为强盛。《史记•周本纪》云：“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其它诸国大多只能强盛一时，如在齐国之后兴起的宋国，强大时先与齐争，后与楚争。吴国和越国也在春秋末年争霸中原，但很快便昙花一现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中原地区诸侯忙于争霸的同时，地处西陲的秦国渐渐强大起来。秦国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为诸侯，周平王以岐山以西作为秦的封地。秦在东进受阻的情况下，努力向西发展，与戎狄不断战斗，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秦穆公以后，秦国实力强大，虽然多次与晋国的战争都以失败告终，但仍取得了独霸西戎的地位。

晋楚两国的争霸持续时间很长，耗费巨大，之后在宋国的倡议下，举行了弭兵之会，使两国的争霸逐渐平息。在北方政权忙于国内政治的时候，南方的吴越两国积极扩张，成为春秋后期争霸的主角，渐次推动着列国政治向着战国发展，历史逐渐向一个新的时代展开。

（三）诸国兼并与战国大势——趋向一统

经历了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战国时形成了齐、楚、秦、韩、赵、魏、燕七个大国争雄的局面，其大致方位与春秋时期相同。除了新兴的燕国和初入战国时的吴、越两国，战国时期处于强势的大国，仍是春秋以来一直保持雄厚实力的齐、晋、秦、楚四国，不同的是晋国因韩、赵、魏三家分裂实力有所降低。大国之间的征战更加激烈，与春秋时期主要以迫使小国与之结盟表示臣服不同的是战国时期的战争完全以吞并土地、拓展疆域为目的。

后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化，大国的兼并战争不再局限于吞并小国，大国之间也进行着兼并，战争也逐渐以结束割据、谋求统一为目的。无论魏国、齐国、楚国还是赵国，都想完成统一大业，在经历了长期的争斗后，秦国最终消灭了六国，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而曾经处于天下共主地位的周王室在经历了东西分裂后，残存到公元前249年，最终被秦国灭亡。这段由列国兼并战争最终走向统一的历史，从魏惠王迁都大梁初霸中原起，经历了齐秦对峙、秦赵大战和秦国独大、翦灭六国实现一统的四个时期。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交质现象

（一）互遣质子

最早出现的交质活动发生在东周王室和郑国之间。周王室遭逢巨变不得不依靠郑、晋等诸侯国的辅弼，郑武公和郑庄公因有功于周室，相继成为平王的卿士，权势日隆。鉴于郑庄公的强势，周王“贰于虢”，想通过任命虢成为卿士来制衡郑庄公的权势。

“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於周。”

周郑交质的出现，是春秋时代的重大事件，周王室的权威衰落在这一事件中暴露无遗。周王室希望通过交质的方式来缓和本已紧张的周郑局势，通过交质的方式来重新确认周郑之间的君臣关系，以此保证郑国对周的辅弼，对新君的支持。

然而，新即位的桓王没有继续隐忍，“周人遂成平王本意”，将政事交予了號公，周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之后，周王率领陈、蔡、虢、卫诸国伐郑，“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从此周王室更加衰落。

因此，在存在重大利益关系的政治斗争中，通过交质的方式来稳固或确认君臣关系都是不现实的。

不论是松散的臣属关系还是明确的君臣关系，在利害关系面前都会经不起考验而使彼此的关系趋于崩坏，周郑交恶，说明以毫无信任基础的交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关系是不稳固的。

（二）单方出质

春秋时期齐、晋、秦、楚四国占据着整个春秋时代政治活动的中心，在中原交互称霸。春秋时期发生的遣质现象多和他们的争霸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纳质是在列国争霸的过程中确认相互间的臣属关系的重要手段和尝试。

弱国单方面向强国派送人质的现象非常集中，在春秋时期发生过的20余次遣质活动中，一方单方面向另一方出质的现象多达18次，入质方基本集中在齐、晋、秦、楚和越国，其中又以楚国最多，就出质的原因而言，又以战败求和为主。

（三）战国时期的质子

与春秋时期诸侯国单方面向强国出质为主不同，战国时期的交质活动多为诸侯国之间互遣质子，且质子数量更多，交质活动更频繁。列国之间的互遣质子是交叉进行的，并没有严格的出质国与入质国的对应关系，大多时候某国在接受一国入质时，可能同时向其他诸侯国亦有出质。

终战国之世，七国之间的交质大约30例。其中，列国入质于秦的共10例，而秦出质于列国的7例，其它13例则为东方六国之间的交质。秦与六国交质独多，占全数二分之一以上，表明秦国已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较为强大的。

三、交质反映出的春秋向战国的转变

（一）质子所反映出的信义问题

周郑交质之后，君子感叹道“信不由衷，其质无益”，交质以无信为前提而希望建立信任确实很不合逻辑。但是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尚存，由西周时期发展起来的礼乐制度还继续存在，社会观念中仍保持着“重礼义”的传统。交质事实上重构了诸侯国之间的信任和臣属关系，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信义的重建。而“信义”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对作为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礼”的坚持和遵守方面。

交质对约束诸侯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使部分“礼”的观念得到了维护。在晋国和楚国交替称霸的时代，郑国处于双方争霸的中心，楚国欲北上需要经过郑地，晋国要防御楚国的北侵也需要郑国的合作。因此，当晋国怀疑郑国贰于楚时，郑国义正言辞的表达了自己居于强国之间的艰难，强调虽处境艰难，但郑国仍坚持参加晋国主持的盟会和征战。

这一方面是因为晋郑两国以交质的方式建立了臣属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这一时期“信义”确实得到了尊重和提倡。而正是出于对“信义”的坚持，郑国在看到晋国因财货贿赂而放弃对齐国不义行为的征讨时，郑穆公认为“晋国不足事”，而倒向了楚国。

战国以后，信义的观念已经十分淡薄了，诸侯之间的征战以灭国拓疆为根本目的。质子出现之初所内涵的信义问题完全不见了踪影，有的只是现实的功利。

交质成为国家间邦交的重要手段，质子则成为权衡政治利益的重要筹码。交质和盟誓也几乎没有了关系，交质的目的表现出赤裸裸的功利性，不是乞降求援，就是政治迷惑。

（二）从盟誓到交质

随着西周宗法封建制度的逐渐崩解，周天子地位衰落，春秋时代遂变成“相与逐利而弃信”的局势。宗法“尊尊亲亲”的精神纽带逐渐瓦解，作为社会规范的"礼”的约束力降低，无法规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诸侯国彼此展开争斗，进入了争霸的时代。

春秋时期为了加强彼此信任，诸侯国之间出现了大量会盟，大家通过盟誓实现互现的信任，在尚未完全崩坏的礼乐的基础上，寻求建立信任。主盟的诸侯国，以“信义”为基础结盟，不必担心盟国会有二心和背盟的事情发生。小国则在可以安心结盟而无需担心遭到侵略。盟主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就像子服景伯所指出的那样：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

当晋国替周王与戎讲和，刘康公想趁机侵略戎时，周内史叔服劝谏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

随着列国争霸战争的开始，齐桓公、晋文公等相继称霸中原，他们在尊王攘夷的号召下主持会盟，以“信义”为基础结成联盟，小国履行参会朝聘的义务，大国则以其强大的国力保护弱国征讨不义。盟誓在齐桓公称霸的时代仍是诸侯实现互信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也鲜见列国交质的现象。

而到了晋国与楚称霸的时代，盟誓已经不足以保证彼此间的信任，交质作为盟誓的补充便开始大量出现了。

综观整个春秋时期。自周郑交质始的遣质活动无不与霸主争霸有着密切关系，交质也成为这一时期对盟誓无法约束的背信弃义行为的有效控制，因为质子与会盟国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由此而产生的政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期的。

进入战国以后，诸侯国之间虽有“无相攻伐”的盟誓，但能起到事实的约束作用的盟誓寥寥无几，盟誓和交质也渐行渐远。战国时期会盟比较少，与春秋时期相比相差很大，交质行为更是大多屈从于强力。

小结

东周以后，周王室衰微，其共主地位和权威下降，诸侯间征伐兼并不断，交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争的破坏性。春秋时期，入质方与出质方有较明显的强弱对比关系，且多为弱国单方面向强国派遣质子，而主要的入质国几乎都是当时的中原霸主。

战国时期因具体的利益关系诸侯国之间的交质大多是相互的，出现了强国和弱国之间的互遣质子，有明显的求援或缓和关系的“外交”色彩。两个时期质子的不同特点反映了春秋到战国各诸侯国实力的盛衰消长。同时，诸侯国在以征战、会盟等的方式追求比肩于周的权威的过程中，也通过遣质的形式建构和确认了彼此间的臣属关系，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质子比较重要的一个政治寓意。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研究》，作者：陈金生

《春秋战国时期质子制度考论》，作者：杨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