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節，我含淚寫下這篇文字。昨晚11點半，爸爸因突發心臟病去世。謹以此文沉痛哀悼
一個留守父親的不斷送別
一
2016年2月9日，大年初二。
下午，我收拾行李，準備從隔蒲潭鎮張家坡的鄉下老家去雲夢縣城。回家時帶的牛肉、羊腿，給父母帶回的衣服都已“減負”，自己的衣物原值不變。本以為，回北京的行李會輕一些。不料，伯母送來了土雞蛋和鹹菜，母親讓我帶上她揉好的鹹蘿蔔，父親讓我帶上十幾斤他自己種植的綠豆……土雞蛋是無法帶到北京了，但是，我的行李卻不可避免地變得更重，巨大的旅行箱有了與體積相稱的重量。
母親在院子裡和我們一家四口作別。我、妻子和兒子一人拉著一個旅行箱，女兒提著兩個白色的手袋。我們徐徐而行，旅行箱在水泥地面發出呼呼的響聲。父親佝僂著身子，一手夾著香菸，跟在後面。走過巷子，經過村後約60米的水泥路，向北轉彎，跨過村子中間的小橋。我轉過頭，看到父親舉起右臂，揮動了幾下。
父親送別了我們。這二十幾年裡，在他生活了大半生的村子裡，他先後送別了我和弟弟，以及兩個妹妹。去年夏天，他又送別了兩個考上大學的孫子，欣慰地看著他們踏上通往城市的道路。然後，他和母親在家，在思念和回憶中品味孤獨。
二
湖北省雲夢縣是全國人口密度最大的縣，而隔蒲潭鎮又是雲夢人口密度最大的鎮。我所在的張家坡壪，人均僅有六七分地。
我的父親張金明生於1949年，他的求學生涯，因為“文革”而終止。後來，他到村小學任教，並當過副校長。父親是縣裡、公社聞名的筆桿子，經常被政府抽調去寫材料。
本來，他至少有兩次絕好的機會跳出農門，成為拿“月月紅”的公家人。但是，因為我爺爺的短視和其他原因，這兩次好機會都被錯過了。1978年高考恢復以後，父親直接報考了華中師範大學的研究生。但是，他沒有易中天和秦暉那樣的好運，遇到劉道玉這樣的校長和趙儷生這樣的導師——因為外語成績太差，父親沒有被錄取。
從此以後，父親就斷絕了自己跳出農門的念頭，到武漢大東門做了一名被城市人和當地菜農歧視的菜販子，養活我們一家。
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分田到戶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在近500人的張家坡，年末有幾百塊結餘的人家大概很少。父母在地裡辛苦勞作，農閒時去武漢做菜販，也只能做到勉強度日，歲末盤點，基本沒有存款。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父母將家裡承包的土地轉出一大半給村裡人耕種，自己長年累月在武漢賣菜，我則留在老家照顧弟弟和兩個妹妹。
父親最早送別的是小我兩歲，1972年出生的弟弟張英。那還是1994年。弟弟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跳出農門了。這時的父親格外高興，因為弟弟可能實現了他的兩個夢想：當作家和跳出農門。父親很清楚，弟弟這次求學之後，再也不會回到農村，被迫過著和自己一樣卑微的生活。
在四個子女中，父親最喜歡弟弟。1991年，攢下一些血汗錢的父親，決定在村裡蓋樓房。此前，弟弟勸他在武漢購買一套二手房，但是，父親對未來沒有把握，沒有聽。經過幾個月的施工，樓房在1991年冬天到來之前竣工。當時，張家坡僅有三四棟樓房，而我家的新房最為耀眼。村裡人口頭的恭維，以及羨慕的眼光，讓父親很是得意了一陣。
但是，他最大的心願，還是讓子女跳出農門，脫離自己經歷的生活。我和妻子1993年結婚，1995年女兒出生,1997年兒子出生並被罰款。在他和村裡人看來，這已經註定了當一個農村人的宿命。當弟弟有機會通過個人努力進入城市，他倍感欣慰，長長地噓了一口氣。
弟弟沒有讓他失望。他先後在上海、北京的多家媒體工作，後來進入《南方週末》工作了十幾年，併成為有限的幾名高級記者之一。2015年春節，弟弟攜帶妻女，開著自己的小車回到張家坡。父親看到，四個子女之中，他最疼愛的小兒子“衣錦還鄉”。春節幾天，他的情緒格外地好，興奮一直在臉上盪漾。
前兩年春節，父親和全家人在縣城居所的小區附近遛彎兒
三
繼弟弟之後，父親又送別了他最小的女兒，我的小妹劉亦航。
和我一樣，1976年出生的小妹上完初中以後，就沒有繼續上高中。但是，她的英語極好，通過自學，考入湖北大學的外貿英語專業，並取得了大學文憑。畢業後，她在武漢找到了工作，在父母身邊待了一陣，然後隻身去了廣州。
小妹在父母身邊時間較長，也是四個子女中被父親打得最少的。90年代初期的中國，廣東是最開放的地方。張家坡前面的歐陽壪，因為有臺商在東莞開鞋廠，村裡的年輕人大包小包回家過年，節後成群結隊出門，讓其他村子人很是羨慕。以就業前景而論，廣州無疑遠遠好於武漢。小妹孤身一人離家遠行，父親心中萬般不捨。但他深知，自己不能耽擱女兒的前途。就這樣，他送別了小妹。
小妹在廣州工作了幾年。每年春節，她基本都回家。我們兄弟姐妹四人中，她最為父母疼愛。2000年我到北京不久，小妹也從廣州來到了北京。她曾經在汪峰、李亞鵬的策劃、宣傳團隊工作，並在一家娛樂刊物做過編輯。此時，我已經在《新京報》當記者。自己的四個子女中，出了三個記者，這讓父親感到很光榮，覺得在老家人面前很有面子。我回到老家，一些多年不見的親朋和熟人和我攀談，都大致知道我的情形。後來，我和弟弟都勸他在老家要低調些。
這些年，小妹回家的次數較多。每一次，她都會緊緊擁抱父親，用溫情撫慰他的寂寞。
四
90年代末，父親在老家送別了大妹。
1974年出生的大妹沒有上初中。那還是80年代。有一年春節過後，弟弟帶著父母給兩個妹妹上學的學費，從武漢回到了張家坡。這時，大妹因為成績不好，和小兩歲的小妹一起，都在讀小學四年級。弟弟對我說，父母只讓他帶回了小妹妹的學費，大妹妹以後就不讀書了。我不知詳情，信以為真。後來父母回家，發現大妹妹沒有上學，就問我。我這才知道，父母給了兩個妹妹上學的學費，少不更事的弟弟覺得大妹妹成績不好還費錢，不如不讀，就這樣，大妹妹失學了。
因為這樣的原因，父母和弟弟一直覺得虧欠了大妹。稍大一點之後，大妹來到了武漢，先後在幾家餐館做服務員。大妹比較節儉，除了女孩子必須的化妝品和衣物，她剩餘的工資都交給了父母。但是，在戀愛和結婚的問題上，大妹堅持己見。她愛上了一位安徽省肥東縣的農家男孩，並決定和他結婚。儘管對這樁婚事並不滿意，父母也沒有棒打鴛鴦。1998年春節，大妹在老家舉辦了婚禮。
幾輛婚車從武漢開到了張家坡，帶走了大妹。就這樣，父親送別了他的大女兒。有兩年春節，他和母親遠赴安徽，在大妹那裡過年。
五
四個子女中，父親最後送別的是我們夫妻。
2000年，我的女兒5歲，兒子3歲。此時，51歲的父親和52歲的母親繼續做菜販已經很吃力了。他決定回到張家坡，幫我們照看兩個孩子，讓我們夫妻倆到北京。
這主意，其實是弟弟兩年前提出來的。當時父親考慮到，我們的孩子年紀太小，照看不便，因此把這一計劃延後。2000年春節過後，他才做決定。正月下旬，我和妻子收拾好行李，拖著箱子在兒子的哭聲中離開了張家坡。父親和母親把我們送到村子中間的橋上。當兒子哭喊著掙脫他的懷抱，追趕我們時，父親一把抱緊了他。
得益於從小到大的圖書閱讀，到北京之後，弟弟介紹我到野夫的成誠圖書公司做了一年的圖書編輯。2001年，我又到了辛繼平做總經理，苗洪做總編輯的正源圖書公司做了三年半的圖書編輯。2004年6月，我進入《新京報》，在那裡足足工作了11年。
從2000年至今的16年裡，幾乎每年春節我都會回家。進入《新京報》之後，五一和十一長假，我們一般都會回到雲夢，看望父母和子女。作為曾經的留守兒童，我深知孩子對於父母的思念，對親情的渴望。儘管父親一改他年輕時的火爆脾氣和棍棒教育，對我的兩個孩子很好。但是，對孩子而言，父母始終是無法取代的。因此，我們儘量多給孩子打電話，並儘可能多回家。
很長一段時間，父親很看重他在張家坡建造的樓房。他曾經“威脅”我們說，這棟房子，張英和兩個妹妹都有份。意思是說，儘管我是長子，經濟狀況很差，但這棟房子不一定都會留給我。對此，妻子一度很生氣。2005年，我們在北京購買了自己的房子，並且在2006年接父母和兩個孩子到北京過春節。父親知道，他看重的樓房，我們以後也不會要了，再也沒有說過類似的話。
先後送別了四個子女，父親的身邊只剩下孫女和孫子。然而，他的送別並未終結。
六
2015年，父親和母親送別了孫女和孫子。自此以後，身邊再無一個子女，也沒有任何親人。
2000年我們夫妻來北京不久，女兒和兒子就先後進入村小學上學。到他們上到五六年級時，因為生源減少，雲夢縣搞起了學校大合併，他們就到離張家坡四里地的隔蒲潭鎮繼續上小學。此前，儘管父親在村裡覺得很風光。但是也有人說，我們都不是通過正規的高考考出去的，因此不怎麼樣。儘管耳背多年，這句話還是傳到父親的耳中，並對此耿耿於懷。兩個孩子學習成績不錯，這讓父親看到了希望。他對我岳父說，我一定要把孩子送入大學！
然而，我女兒上到初二時，一直領先的學習成績大幅下滑，再也沒有趕上來。好在我兒子比較爭氣，學習成績一直穩居前列。2012年，兒子考入縣一中，妻子覺得，兩個孩子在一起更容易照顧，於是花了四五萬元，讓女兒到縣一中借讀。我們出錢在鄰近一中的村子裡租了房子，女兒住在租住的房子裡，由我母親照料。兒子因為是實驗班，每週末才能到租住的房子一次。
和母親很少分開的父親，仍然住在張家坡。前一輛電動車壞了，小妹為父親買了一輛新的電動車。 從張家坡到雲夢縣城關的縣一中，大約有12公里路程。想孫女和孫子了，父親就會騎上電動車，到租住的房子，為母親和兩個孩子送去他種植的白菜、蘿蔔、土豆、茄子、豇豆、西瓜等等。有時吃不了，母親就把這些蔬菜拿到附近的早市出售。
父親很喜歡我的兩個孩子。由於年歲漸高，有時，他也會對孩子們講一些不曾對我說過的往事。村裡一個本家叔叔閒聊時曾說，大饑荒時期，自己剛分到一坨飯，父親就一把搶了過去，三口兩口就塞進了嘴裡。父親告訴兩個孩子，大饑荒時，自己只有十一二歲，有一次餓狠了，因為母親沒有東西給自己吃，父親拿著斧頭要砍自己的母親，追著母親繞著房子跑了兩三個圈，後來，母子倆抱頭痛哭。
聽到孩子向我轉述這一經歷時，我突然明白，為什麼父親總是喜歡喝酒吃肉吃魚，而不愛吃米飯和蔬菜。我也突然明白，為什麼他最高峰時，一天能夠抽五包香菸。甚至在吃飯時，一手舉著酒杯，一手夾著香菸。
兩個孩子上到高二時，弟弟賣掉了北京的房子，決定在縣城最好，房價最高的隆盛華府買一套三居室，讓父母居住。到2015年夏季，我的兩個孩子高考時，房子已經裝修得差不多了。
弟弟在縣城購房之前，父親曾經中風，他的語言能力受到很大影響，好在漸漸恢復了大半。2015年7月，我兒子考入北京郵電大學，女兒考入北京吉利學院。父親大喜過望，他的孫子終於通過高考，進入了在北京的一本重點大學。十一期間，應父親的堅決要求，我們在張家坡管客，招待前來祝賀道喜的親戚和鄉親，然後才在縣城擺酒席。孩子告訴我，爹爹（即爺爺）這幾天格外高興，在村裡走來走去時，連幾十年的駝背也挺直了幾分。
就這樣，在送別四個子女之後，父親又送別了孫女和孫子，目睹他們離開自己，進入城市和異鄉。陪伴他的，只有同樣年邁的母親。
七
客觀地說，我們一家的遭遇，比梁鴻筆下大部分的梁莊人要好很多。
在張家坡，我自幼見慣了太多這樣的場景：為了爭奪有限的生存資源，甚至一些蠅頭小利，兄弟之間刀斧相向，父子之間大打出手，鄉親之間勾心鬥角……直到80年代中期，我的一位本家叔叔和姑姑，因為對生活的絕望而服農藥自殺……90年代中期，小我一歲的女孩魯春蓉出嫁之後，因為對生活的極度絕望，扔下年幼的女嬰，服下農藥自殺而亡。直到90年代後期，打工的渠道漸漸增多，村子裡自殺的現象才得以減少。
太多的悲劇已經發生，並且仍在繼續；太多的苦難已經經歷，今天依然遺傳。
我曾經作為留守兒童，在老家照看弟妹；而我的女兒和兒子，也由於北京的戶籍政策，以及高考的限制，不得不和我們分開，再度在老家成為留守兒童。我們夫妻雖然和孩子在奮力15年之後團聚，但被迫犧牲的親情，卻永遠無法彌補。
迄今為止，戶籍的藩籬，仍然阻隔農民進入北上廣，他們也難以帶著孩子，在打工的大城市享受和當地市民完全同樣的待遇。父親一次一次的送別，無非是希望兒孫們不再重複自己和上輩人農奴的命運——而實際上，他的兒孫們在城市也並未得到公平。
父親看到的，只是兒孫命運相對的改變。正因如此，他甘心獨居老家。這樣的故事，既非獨有，也未終結，它仍然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週而復始，在千家萬戶的際遇中重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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