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晚，來自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3名代表加上馬林、尼科爾斯基兩位共產國際代表，總共15人出席了會議。然而，黨的兩位最重要創始人“南陳北李”卻都沒有出席。“南陳”陳獨秀雖然被確定為大會主席，但當時他正在廣州擔任廣東大學預科校長，為籌備校舍經費而四處奔忙。
對於“北李”李大釗（生平）未能參加一大的原因，史學界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李大釗當時是北大教授併兼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正值北大學年結束，校務繁忙，不能抽身。
這是最流行的說法，多數涉及此問題的文章及圖書均採用這種說法。這一說法主要源自當年參加一大的代表。1961年，曾擔任過一大會議主席的張國燾受美國堪薩斯大學以每月2000港元為“研究費”報酬之邀請，寫了一部個人傳記。自1966年起，這本傳記在香港《明報月刊》上以《我的回憶》為題連載，反響很大。文章中寫道：“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①另外一位一大代表陳公博，也是北大的畢業生。他在1946年寫的《我與共產黨》中記述道：“當時的代表大會，所謂共黨的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邇時仲甫（即陳獨秀———引者注）以主持廣東教育會的關係，且為上海租界當局所注意，故未來滬，而李大釗則尚主持北大圖書館，也未南來。”②
張國燾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派出的代表，同時是一大的主要籌備者之一，會議期間又臨時代替陳獨秀擔任大會主席，會議結束時，還被選舉為中央局的組織主任。按理說，張國燾的說法應該最具權威性。
但是細細推敲一下，問題就來了。首先，一大開會的時間正是全國學校放暑假的時間。參加一大的代表中，教師學生佔的比例最大。13名代表除去李漢俊、李達兩位上海小組的代表外，其餘11名外地代表中，教師職業的總共有5人，分別是長沙小組的何叔衡和毛澤東、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武漢小組的陳潭秋和董必武；在校學生也是5人，分別是濟南小組的王盡美和鄧恩銘、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和劉仁靜、旅日小組的周佛海；只有包惠僧一人算是新聞記者。其實，一大選擇在暑假召開，很可能有照顧多數代表是在校師生的緣由。當時外地9名代表就租住在已放暑假的上海博文女校二樓的三間房內。而此時的北京大學的教師肯定也在假期，難道只有李大釗沒有放假嗎？
其次，查閱一下李大釗的履歷，李大釗是從1918年初開始替代章士釗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從1920年7月起，李大釗身兼北大教授、圖書館主任兩職，公務可能很繁忙。但文獻顯示：李大釗除了忙於年終校務外，他還幹了別的事務，說明李大釗還是有多餘的精力去上海參會的，但是他沒有去參會，說明有些事在李大釗那裡可能比一大更重要。
①張國燾：《我的回憶》（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頁。
②陳公博：《我與共產黨》，《建黨風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頁。
為何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說是“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繁忙，不能抽身前往”呢？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另一位代表劉仁靜，在1979年12月21日撰寫的《一大瑣憶》中對此解釋說：“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說李大釗因校務繁忙，不能前往。這也許是他和李大釗事先研究時得到的印象。”①這說明，在劉仁靜看來，李大釗不去上海參加一大，其實是與他的學生張國燾早就私下商定好了的，如果別人就此發問，就按提前“研究”的回答。
第二種說法：在1921年6、7月間，李大釗正忙於籌備並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
提這一說法的是現代的一些學者、專家。有文章說：“李大釗正在北京召開‘少年中國學會’的會議，陳獨秀在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均未參加（黨的一大）。”②還有一篇文章說：“1921年李大釗同志因籌備召開‘少年中國學會’之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另派兩名代表參加了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③
李大釗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人之一，也是學會的靈魂人物之一。少年中國學會每年7月召開年會，與中共一大召開的時間大體一致。部分學者據此認為，李大釗沒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為要出席“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
這種說法經認真推敲、查閱文獻，也是不可信的。李大釗那時在北京，並沒有參加1921年7月1日在南京召開的少年中國學會年會。
第三種說法：李大釗正參與領導索薪鬥爭，所以未能親自參加中共一大。
這種提法最早是羅章龍提出來的。羅章龍當時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骨幹成員。他在《亢齋回憶錄———記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說：“1921年暑假將臨的時候，我們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時獨秀亦從南方來信，不在上海）要我們派人去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的性質並不如事後所認識的那樣，是全黨的成立大會。時北方小組成員多在西城闢才衚衕一個補習學校兼課，就在那裡召開了一個小組會議，會上推選赴上海的人員。守常先生那時正忙於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原索薪會主席為馬敘倫，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這次索薪罷教亙十個月之久），在場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長辛店、南口之間，忙於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④
在這段文字中，羅章龍以當事人的身份詳細敘述了北京小組選派張國燾、劉仁靜二人為代表的經過。這段回憶向我們透露了兩條信息：一是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召開一大的重要性；二是李大釗正在忙於主持北大教師的索薪工作，而且還代理正生病的馬敘倫先生為索薪會的主席。過去人們只注意李大釗“領導索薪鬥爭”是他沒有出席一大的原因，卻忽視了這段文字中最重要的信息：當時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沒有意識到一大的重要性。
①劉仁靜：《一大瑣憶》，《建黨風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頁。
②胡華、肖效欽：《中國共產黨創建史實》，《百科知識》1979年第2期，第5頁。
③藥英、陳文秀：《李大釗同志革命史略》，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史》1979年第9期。
④《回憶李大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41頁。
1921年春，直係軍閥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為財政困難，竟然斷絕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八校的教育經費和教職員薪俸，使北京國立八所高等學校的正常運轉無法維持，教職工的生活難以為繼。八校的教職員被迫於1921年3月14日舉行罷教罷工。3月16日上午，八校教職員代表20人在美術專門學校開會，決定由每個學校選派3名代表組成“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馬敘倫被推選為聯席會議主席，李大釗和美術專門學校的代表徐瑾被指定為新聞幹事。在馬敘倫生病期間，即自4月26日起李大釗代理八校聯席會議主席，參與領導了這場鬥爭。這次索薪鬥爭歷時4月餘，幾乎天天有會，李大釗總是每會必到。他還數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國務院請願。6月3日，在國務院立等7小時未得接見，代表們堅行進入，遭到軍閥毒打，李大釗“率領八校教職員工索薪團到北洋政府總統府交涉，遭反動軍警毆打，頭部受傷”。①據1921年6月5日的北京《晨報》報道：李大釗被打得“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後來李大釗被送進了醫院，待李大釗傷愈出院，聯席會議主席馬敘倫仍在治療中，李大釗則代任主席為索薪與北洋政府方面繼續鬥爭。“大釗同志因為公務繁忙和正在領導‘索薪鬥爭’，戰鬥在反對軍閥政府的第一線，無法脫身參加這次代表大會。”②
但當時擺在李大釗面前兩件事，一是去上海參加一大；一是留在北京領導索薪鬥爭。為何李大釗偏偏選擇了留在北京領導索薪鬥爭呢？
李大釗沒有參加一大的真實原因是：北京小組的成員沒有預見到一大的歷史意義。他們接到李達自上海寄來的通知後，認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組織活動中就沒有驚動李大釗。他們相互謙讓後，推舉張國燾和劉仁靜兩位學生為代表。
上述羅章龍的回憶已明確說明，當時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並沒有意識到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另一位骨幹成員劉仁靜也在《一大瑣憶》中說：“1921年夏天，我們在北京西城為考大學的青年辦一個文化補習學校，由鄧中夏教國文，張國燾教數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們接到上海通知，要我們派兩個代表赴滬參加建黨會議，於是我們就在這個學校開了一個選舉代表的會。”選舉時，“我依稀記得，那天李大釗沒有出席。當時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開會，但並沒有誰想到是去出席一個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也沒有誰想爭當這個代表”。“我記得會上沒有選李大釗。”既然會議不是很重要就沒有必要去驚動李大釗這個小組的重要人物，因為李大釗要利用假期時間忙於索薪鬥爭這樣的大事。
劉仁靜在回憶中還說：“由於對一大的意義認識不足，一般習慣於在組織活動中不驚動李大釗，因而沒有選舉他是並不奇怪的。”當時北京小組選舉一大代表的“實際情況是：首先大家一致選張國燾當代表。在選第二個代表時，曾經提出過鄧中夏和羅章龍，然而他們十分謙讓，以工作忙不克分身為由謝辭，這樣最後才確定我當代表”。那麼鄧中夏是不是很忙呢？不是的，只是在鄧中夏看來開這樣的會議意義不大，隨後他就南下南京去出席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了。劉仁靜說：“總之，選代表的那次會是認真的，氣氛也是好的，缺點在於我們沒有預見到‘一大’的歷史意義，因而使得這莫大光榮不適當地落到了我的頭上。”
事實上，當年參加一大的代表們也沒有意識到會議的重要性，以至於十幾年後，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等當年的代表們竟然沒有一人記得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他們每個人回憶的日子各異，最後，只得由毛澤東與董必武商量後，把黨的生日定為7月1日，與實際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作者苗體君，廣東海洋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廣東湛江524025；竇春芳，廣東海洋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講師，廣東湛江524025〕
①《李大釗傳》編寫組：《李大釗傳》，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頁。
②萬安叢書《李大釗傳略》，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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