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滅亡很大程度上都要歸咎於朋黨之爭，這也是為什麼歷代傳統史學家認為王安石是造成宋朝的滅亡的罪魁禍首。不過這種觀點自然是一種狹隘的偏見，甚至就像有人說明朝的滅亡應該歸咎於張居正，其無疑有甩鍋的嫌疑。

歐陽修寫過一篇大名鼎鼎的《朋黨論》，他是這樣看待朋黨的：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歐陽修認為“朋黨”的形成是難以避免的，畢竟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志趣異同都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對立，以前有個段子說七個人的寢室建了八個群，其實就是說人會因為觀念、志趣以及性格的不同而組成不同的圈子。

朋黨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圈子裡進入了小人，所以歐陽修說“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就是說只要能夠分辨小人和君子，朋黨也並不是那麼可怕。

而審望宋朝的整個朋黨之爭，就會發現裡面確實混入了小人，進而導致宋朝的朋黨之爭已經脫離了針對改革的爭論，而是變成了打擊政敵的意氣之爭，當然這也是因為新舊黨爭演變到後期已經脫離任何人的控制所導致的結果。

新舊黨爭，爭的是什麼？

宋朝的黨爭分為元佑黨（舊黨）和元豐黨（新黨），元佑黨的代表人物有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人，新黨以王安石為代表，有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呂惠卿、章惇、曾布這些人。

另外王安石又改革選拔制度，這讓很多通過“恩蔭”進入政壇的享受政治特權的官員也受到了影響，總之新舊黨爭最初的爭論主要還是集中在對這些政策的爭論上，還沒有上升到成為一種陣營之間的意識形態上的對抗。

但很快，這種由於政治觀念的不同而引發的爭論很快就演變為對政敵的打擊。

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為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宋史·王安石傳》

除了舊黨對新黨的打擊，新黨也不遺餘力的對舊党進行排斥。

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範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 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為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範育論定不孝，皆罷逐。 翰林學士範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宋史·王安石傳》

而比較著名的新舊黨爭之間引發的一件案子就是“烏臺詩案”，事件的主角是蘇軾。

烏臺，即御史臺，蘇軾被人新黨彈劾他妄議朝政之後，就被關押在御史臺裡受審，因此稱為烏臺詩案，事件的起因就是因為他曾經寫過一些譏諷變法內容的詩歌，最後從一件文字案上升為妄議朝政的政治事件，並擴大為對舊黨的排擠打擊。

這件事發生在變法實施後的第二年，正是新舊黨爭愈演愈烈的時候，這次事件蘇軾險些喪命，最後幸虧王安石、曹太后以及其他人的解救，蘇軾才倖免於難，而受此事件連累的人包括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多達二十九位舊黨大臣和支持舊黨的名士。

從此，新舊黨爭就不再是單純的針對變法的爭論，從而演變成為新舊黨之間的陣營對抗。

新舊黨爭的發展以及後續影響

元豐八年，王安石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病逝，這個時候的王安石已經被罷相，新上臺的是舊黨的司馬光，十歲的宋哲宗即位，由宋神宗的母親高太后垂簾聽政。

高太后和司馬光都是新法的反對者，因此高太后垂簾聽政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掀起廢除新法的一場風暴，這就是著名的“元祐更化”。

在“元祐更化”中新黨的所有法令全被廢除，導致新法實施以後取得的許多成果瞬間化為烏有，很多成果十分顯著的變法內容也在舊黨完全沒有加以評判的情況下被廢除，如置將法、方田均稅法都無一例外的被廢除。

實際上這標誌著新舊黨爭從最初的對政策的討論已經演變“新法即等於誤國”的意識形態的鬥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司馬光任相期間的所作所為無疑加劇了新舊兩黨之間的矛盾，將宋朝的新舊黨爭推向了更一個高潮。

舊黨執政後，新黨在朝的官員也遭到嚴厲的排斥，如新法的支持者蔡確被貶死於嶺南，章惇也被貶到嶺南，舊黨可以說因此得以揚眉吐氣。其中還發生了遠比“烏臺詩案”更加嚴重的打擊新黨的“車蓋亭詩案”。

事件的起因是因為不滿於舊黨的宰相蔡確在被貶往安州途中，在安陸一個叫車蓋亭的地方寫了一首詩（很長，就不貼了）發洩心中的不滿。結果這首詩被舊黨拿來大做文章，將新黨在朝廷的官員悉數罷免，還將王安石和蔡確這些新黨人士的名單寫在紙上。

此外還將蔡確、章惇和韓縝斥為“三奸”，把司馬光、範純仁和韓維譽為“三賢”，可見這時候的新舊黨爭已經完全脫離了針對變法內容的鬥爭，新黨由此一蹶不振。

但新舊黨爭並沒有因此而結束，更加嚴重的是還出現了皇帝和大臣之間存在的矛盾。

宋哲宗即位時不過十歲，朝政主要由高太后和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執政，大臣們遇到有政事的時候也是直接越過宋哲宗，轉而向高太后彙報，這種無視和邊緣化小皇帝的行為激起了宋哲宗的不滿，他後來回憶說：

宣仁登仙，上親政，數與臣僚論昔垂簾事，曰：“朕只見臀背。”——《鐵圍山從談》

正因為大臣們毫無君臣之禮，再加上高太后遲遲不讓宋哲宗親政，這些都引發了後來的“紹聖紹述”事件。

紹述，繼承也，也就是繼承神宗新法的意思。

戊午，詔："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輕重議罰，佈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宋史·哲宗》

宋哲宗即位後，恢復了所有的新法，對舊黨大力打擊，追奪了司馬光的諡號，皇帝的參與使得宋朝的新舊黨爭更加複雜，政治風氣更加敗壞，而新舊政策的頻繁變動也導致社會深受其害。

而宋哲宗去世後，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簾聽政，再次開始啟用舊黨，不過向太后僅僅一年後就去世，宋徽宗親政後在在新黨的建議下重新啟用新黨，並任用蔡京為相。蔡京上臺後開始推行新法，但是蔡京這個人政治作風有問題。

他上臺後宋朝進入“六賊當政”時期，時人有語“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可見當時的宋朝政治風氣已經腐敗到這種程度，而蔡京上臺後，也不遺餘力的打擊舊黨。

這就是“元祐黨籍”事件。

在宋徽宗的授意下，蔡京將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範純仁、韓維、蘇轍、蘇軾、範祖禹、晁補之、黃庭堅、程頤共計三百多位官員統統列為所謂的“奸黨”，並把這些人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即大名鼎鼎的“元祐黨籍碑”。

當時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也被收錄其中，後來宋徽宗又下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奸黨子孫為婚姻”，次年又下詔“尚書省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闕下”。於是李清照不得不被迫和丈夫趙明誠分離，離開都城開封。

這一舉措毫無疑問的嚴重損害了宋朝的政治風氣，使得忠良賢直人士被排擠出朝廷，而蔡京等人卻大權獨攬，宋朝內部愈加腐敗，國力日益衰敗，內部起義不斷，最後終於引發“靖康之變”，北宋由此滅亡。

南宋建立後，隨著國家形勢發生巨大變化，宋朝內部的意識形態立馬又變成主戰與主和派之間的鬥爭，終宋一朝，朋黨之爭都沒有從其內部徹底消失過，總是以某種形勢而呈現，譬如宋寧宗時期，還發生了“慶元黨禁”事件。

宋朝自從范仲淹發動“慶曆新政”開始，就顯現出政治內部那種難以調和的政治矛盾，文官集團之間相互對抗，而皇帝被夾在其中左右搖擺，甚至連皇帝有時候都不得不考慮自己應該依靠那一方，這種內部的尖銳矛盾導致宋朝的政治始終無法出現以皇帝為最高決策者的一個自上而下的統治秩序。

大臣們在爭權，皇帝也在爭權，這種多個利益集團共同角力的爭鬥最終使得國家無法走上正常發展的軌跡，導致自身像一棟搖搖欲墜的大樓一般勉力在暴風雨中苦苦支撐，但讓人不得不思考的是，就是這麼一個矛盾的王朝，卻存在長達三百一十九年的時間。

不過倘若拆開來看，北宋僅僅存在167年，南宋僅僅存在152年，那麼也就不難看出“朋黨之爭”對於兩宋產生的巨大影響，這種政治構架上的矛盾和分裂無疑大大縮短了它們的統治時間，說宋朝亡於“朋黨之爭”可謂是毫無誇張。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就更加不難理解傳統史學家評價王安石說“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顯然是把朋黨之爭的根源歸咎在了王安石身上。

不過正猶如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說“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朋黨自古就有，就看皇帝能不能任用具有能力的官員，從此出發，也可以說宋朝皇帝缺乏識人、用人的遠見能力，非但如此，反而推動和加劇新舊黨爭的矛盾，這也就不難怪北宋要滅亡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