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現狀
治平四年（1067 年），宋英宗病逝，年僅20 歲的穎王趙頊即位，史稱宋神宗。
新皇登基，躊躇滿志，然而，擺在宋神宗面前的這個國家，卻讓他嘆息不止。
因為，大宋帝國外部雖然繁花似錦，無比繁榮；但其內部，卻早已矛盾叢生、腐敗透頂，猶如一堆殘羹瓦礫，只要輕輕一推，就能傾倒在地。
這個說法絕非危言聳聽。要知道，因為慶曆新政的半途而廢，昔日的“三冗”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
最終，新的“三冗”問題，成為壓倒帝國的三座大山了。
這個新“三冗”問題，就是困擾大宋多年的冗官、冗兵、冗費。
先說冗官。
史料記載，宋朝的官員數量之多，堪稱歷史之最。當時，光登記在冊的官員，就有2.5 萬人之多。各種編外的“臨時工”，更是不計其數。
之所以有這麼多的官員，一部分是宋朝“恩蔭制度”胡亂冊封的結果；另一部分則是宋朝科舉制度盲目擴招的結果。但最大的原因，則是從宋朝建國開始，宋太祖趙匡胤建立的一套神奇的制度，導致帝國必須使用很多的官員。
這套制度，就是宋朝神奇的“官、職、差遣”三相分離的制度。
那麼，這是一套什麼樣的制度呢？又為什麼神奇無比呢？
因為在這套神奇的制度中，上到宰相，下到鄉縣看門的老頭，大家全都“名不正言不順”，都不擔任與官職名稱相符的職務。同時，雖然不擔任這個官職，大家卻幹著這個官職的活，還拿著這個官職應有的“工資和獎金”。
看暈了吧。其實，只要明白了趙匡胤創造的這套“官、職、差遣”，就能真正明白這位皇帝的良苦用心。
所謂的“官”，就是“官職”，用來確定官員的等級、俸祿的高低以及待遇的薄厚等。但是，這個官卻有名無權，一點兒權力也沒有。
比如，朝廷任命你為教育部部長了。從此，你得到教育部部長這個官職， 也擁有教育部部長這個頭銜，但是，你不能幹教育部部長的工作，也沒有教育部部長的權力。
這個“官”，就是一個虛銜。除了每月領工資，這個“官”一點兒權力都沒有，所以也稱“寄祿官”。
那麼，怎麼獲得權力呢？
這就得靠“職”來解決。
所謂的“職”，就是“職務”，代表著你要幹什麼活以及行使什麼樣的權力等。但是，這個官卻“有權無名”。
比如，朝廷讓你幹教育部部長的工作了，你就能夠履行教育部部長的職務，也擁有教育部部長的權力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你就是教育部部長了。
畢竟，你沒有教育部部長的頭銜，因此拿不了教育部部長的工資，也沒有教育部部長的待遇。除了工作增加了，啥好處也沒有！
可見，這個“職”，雖然有權力，但基本上就是一個“榮譽虛職”。官員得到了這個“職”，常發出“名不正言不順”的唏噓感嘆了。
那麼，怎麼讓權力和頭銜掛等號呢？
這就得去問“差遣”了。
所謂“差遣”，就是皇帝臨時派你去幹一件事情或去完成某項具體任務，而特意派遣的工作。
比如，皇帝任命你為教育部部長並派你去搞教育，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你有了皇帝的“差遣”， 才能讓“官”和“職”掛等號，才真正擁有了權力和責任，變成一個“真正”的教育部部長。
這種差遣的官員，也叫“職事官”。
當然，即使得到了權力和頭銜，變成了一個有權有勢的官員，也別美，因為趙匡胤在這裡還埋下了兩個“撒手鐧”，讓你根本無法釋懷。
第一，時間。
雖然在皇帝的“差遣”下，官員有了權力和官職，但是等事情辦完了，皇帝的“差遣”就結束了，這些權力和官職就得上交。
因此，對於這些官員而言，即使有了皇帝的“差遣”，他們也不過是一個“臨時工”。等幹完工作了，這些官員就下崗待業，只能重新找工作了。
第二，專業絕不對口。
為了防止官員專業對口、培養自己的勢力，趙匡胤在“差遣”工作的時候，一般不找“對口”的行業官員，反而繞來繞去，去別的部門找一個“稍微對口”的兼職生，對其委以重任，讓他管理這件事情。
還拿教育部部長舉例，在任命時，趙匡胤絕不會任命搞教育的專業人員，而是讓商業部的人員來兼職。他這樣做，就是為了防止教育部部長大權獨攬、結黨營私、脫離管治。
以上，就是趙匡胤建立的“官、職、差遣”制度的大概內容。
趙匡胤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最大限度地控制官員的權力，讓官員有名無實，或者是有實無名。即使官員有名有實了，也可以用“專業”和“時間”來控制他們的權力，讓他們無法做大做強。
不得不說，趙匡胤為了建立這麼一套制度，真可謂嘔心瀝血。但他建立的這套制度，也讓帝國管制混亂，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幹什麼的了。
這種說法，絕非危言聳聽。按照已故大師柏楊《中國人史綱》的說法，如果把宋朝的官職套用到現代，用今天的官制比喻，應該是這樣子的：教育部部長只是一個頭銜，他並不能實際過問教育部的事務，必須由商業部的副部長兼任教育部副部長，然後再代理教育部部長。 徹底暈菜了吧。宋朝的官員制度，就是這麼亂！
不得不說，趙匡胤設計了這麼一套深奧無比的制度，其本質目的就是更好地管理這些官員，防止他們造反。同時，它可以把帝國的權力全部集中在皇帝的手裡，讓趙匡胤大權獨攬。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套制度並沒有阻擋官員們拉幫結派、結黨營私，反而出現了更大的弊端，並且愈演愈烈。
這個弊端，就是困擾大宋數百年的冗官。
咱們可以想象一下，因為官員是“官、職、差遣”三種任命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一定會出現有名無權的閒官。
大宋剛建立時，閒官少，危害不大，但隨著恩蔭制度的不限制和科舉考試的玩命擴招，閒官數量越來越多，最終一發不可收拾。
據史料記載，至宋神宗時期，這種有名無權的閒職官員，佔據了官員總數的70% ～ 80%。也就是說，每十個官員裡面，就有七八個是吃閒飯的（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
對於這種閒官，朝廷也沒有辦法裁減。
畢竟，官場關係錯綜複雜，你知道對方什麼來頭？恐怕還沒開始裁減，自己就第一個被裁減了（參考范仲淹的結局）。
不能裁減，只能養著了。為了讓這些吃閒飯的官員也能名正言順，朝廷只能絞盡腦汁發明新的差遣、新的官職。這樣就產生無數個讓人啼笑皆非的名詞。
比如，“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判中書省事”，從字面上解釋，它的意思是“尚書省副首長兼中書省副首長，然後代理中書省首長”。其實呢，這個官職就是“宰相”！
現在，大家明白為什麼在史書中，宋朝官員的簡歷動不動就一長串一長串的官職頭銜了吧。
此外，這種混亂的官場編制，也產生了低下的效率，即“疊床架屋”。官員們在這種“床上疊床，屋下架屋”的辦事效率下，常見的推諉扯皮、拖拉積壓、吃拿卡要、議而不決的現象，也就屢見不鮮了。
當然，這些“疊架”起來的冗官們的辦事效率問題，並不是最大的危害。按照某位史學家的說法，這些冗官們真正的危害是：這些疊、架起來的冗官們與帝國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結合，在催生了大宋帝國燦爛的文化之花時，也耗費了帝國數以萬計的金銀，從而讓帝國迅速衰敗。
這才是冗官最大的危害！
資料顯示，宋神宗登基時，正式在編的官員數目，居然多達2.5萬名，這還是一個“保守”的數據！而每年為官員支付的俸祿，大約是1200萬緡錢。
1200萬緡是什麼概念？宋朝當時一年的國家財政總收入，不過6300萬緡錢。這群官員把五分之一的財政收入吃掉了。
因此，如果你是宋神宗，你也得讓人變法，改變這一切。
當然，對比下一個問題，您就會驚訝地發現，根深蒂固的冗官問題，不過是“毛毛雨”罷了。
真正的“傾盆暴雨”問題，就是長期困擾帝國的冗兵。
“三冗”問題
咱們都知道，宋朝以武得天下，但為了防止其他人也以武得天下，所以從太祖時期起，趙匡胤就實施了各種抑制武將的政策，比如，以文制武、宦官監軍、依陣圖行軍等，千方百計防止武將造反。
即使建立了這麼多抑制武將的制度，趙匡胤還是覺得不保險，為了得到一個“可以為百代之利者”的制度，趙匡胤下令宰執們開會，商量出一個萬全之策。
史料記載，開會期間，趙普提出了很多的建議，都被趙匡胤否決了。最終，太祖皇帝認為，只有一種辦法才是真正的長治久安之道。
這就是養兵：“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生變，則有叛兵而無叛民。”
這個意思是說：真正的長治久安之道，只有“養兵”。遇到了災荒之年，國家把這些饑民招募為士兵，就可以避免饑民作亂。在正常年份下，即使有軍隊作亂造反，也不會有百姓參與，因為百姓都當兵了。
雖然從字面上看，這就是一種國家養兵的募兵制度，但實際上，趙匡胤將軍隊作為收留饑民、地痞、無賴等各種社會不穩定人群的管束機構，使之不在社會上滋事起義。
對於這種募兵制的見解，著名宋史專家鄧廣銘認為：政府招募這些“失職獷悍之徒”，即那些破產失業的農民和各種不服管理的刁民，就是要把這些社會不穩定因素招募入伍，豢養起來，使之不再作亂……同時，把這些可能反抗現政權的潛在力量，轉變為維護現政權的力量，使這個政權多獲得一些保險係數。
就這樣，一個天下無民、只有士兵的烏托邦世界，就在趙匡胤的手中慢慢成形了。不得不說，這個制度的效果還不錯。
有專家做過這樣的統計——宋朝時期發生的農民起義有三百多起，是中國歷史上最多的朝代。但漢唐時代，農民起義往往一經發起，即成燎原之勢，進而撼動整個國家的根基。唯獨在宋朝，每次起義都侷限在比較小的地域，時間短則數月，長不過四五年。因為宋朝的兵、民是完全分開的，他們不可能一致行動。即使有百姓起義，也很少有士兵跟著他們一起鬧事。
短期看，這套制度沒有太大弊端；但時間一長，就一塌糊塗了。
因為這個軍隊的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要知道，強行招來參軍的百姓，本來就是一群手無縛雞之力的災民，他們怎麼可能有戰鬥力。因此，在對外戰爭前，政府還得招募精壯士兵，繼續擴大軍隊的數量。這樣在不經意之中，宋軍的數量就成倍增長了。
宋軍數量多，本來也容易解決，遣散了便是。但這裡的問題是，為了妥善管理災民，避免他們重回社會暴亂，宋朝強行規定，百姓一旦當兵，就終身被編入官府軍籍，子孫後代也不許脫離軍籍。
就這樣，國家招募的災民不許脫離軍籍，一生要仰食於官府，他們的子孫也不許脫離軍籍，生生世世要仰食於官府。招募的士兵也是如此，久而久之， 宋朝的軍隊要不達到一個驚人的數量，那才叫見了鬼！
在這種惡性循環下，宋朝的士兵數量就跟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越滾越多，終於達到了一個驚人的數量。
宋太祖開寶年間，宋朝全國軍隊大概為40 萬人；到了宋太宗時期，全國軍隊增至60 萬人；宋真宗天禧年間，全國軍隊增至90 萬人；宋仁宗慶曆年間，全國軍隊增至100 萬人；而等到了宋神宗變法前，全國軍隊已經達到了恐怖的120 萬人！
120萬人是什麼概念？清朝全盛時期，國土面積是宋朝的三倍，全國的軍隊也就70萬人。即使是“十全老人”乾隆統治的時期，對外戰爭極其頻繁，當時清朝最高的軍隊數量也沒超過90萬人。
看來，我們耳熟能詳的梁山伯好漢、那位80萬禁軍教頭林沖，之所以能夠訓練那麼多皇家禁軍，也是源於此了。
宋朝120萬皇家禁軍，不僅數量驚人，也暗藏了一個更加驚人的數字——這得需要多少錢才能養活這些士兵呀！？
根據蔡襄的《論兵十事疏》記載，當時國家養兵的標準，一箇中央正規軍（禁軍）士兵一年的軍餉，大概為50緡（約一萬元人民幣）；一個地方士兵（廂兵）一年的軍餉，大概為30緡（約六千元人民幣）。宋朝一共118萬軍隊，每年國家耗費的軍費，大概為4800萬緡。
禁軍一兵之費，以衣糧、特支、郊賚通計，一歲約費錢五十千；廂軍一兵之費，歲約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萬餘人，一歲約費四千八百萬緡。此其大較也。
——《忠惠公文集·卷一八·論兵十事疏》
史學家們相信，蔡襄說的這個軍餉數字是真實可信，原因有二：
第一，這篇奏章，是蔡襄在治平元年（1064年）擔任三司使時書寫的。三司使號稱“計相”，他就是管理國家財政的官員。蔡襄的話可信。
第二，為了論證自己的數字，蔡襄還附列了一張精細的軍費賬單，上面羅列了宋朝軍隊所有的開支，只要用筆一算，就能清楚看出了。所以，蔡襄的數字應該真實可信。
那麼，整整4800萬緡，是一個什麼概念？咱們前面介紹了，宋朝當時一年的國家財政總收入不過6300萬緡錢。每年全國的軍費開支，居然佔了全國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
所以，蔡襄悲觀地寫道：“臣約一歲總計，天下之入不過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費約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國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
“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放眼古今中外，這種軍費開支比例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個極其驚人的數字。
綜上所述，冗官每年花費1200 萬緡，冗兵每年花費4800 萬緡，僅這兩項開支，就用去國家6000 萬緡的財政收入了，國家早就入不敷出了。
除了這兩筆開支，宋朝還有很多開支，不得不花。比如說，皇室每年的開支、祭天拜祖的費用、裝修房屋的費用、天災人禍的賑災款等。
這樣一算的話，宋朝早就虧本運營，必須申請“破產”了。
這些讓國家入不敷出的開支（冗官、冗兵），就是宋朝面臨的第三個問題——冗費。
多說一句，在這些冗費中，有兩筆開支不得不提。這就是那兩筆被史學家們無限放大、數量卻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的錢——送給遼國和西夏的歲幣。
如今，隨便翻看一本歷史書，在談到冗費這個問題時，一定會說到這兩筆開支，也一定會再三強調：因為這兩筆非常重要的開支，即送給遼國和西夏的歲幣，導致宋朝入不敷出。帝國的“積貧之說”，也源於此。
事實上，對於這種說辭，真要好好商榷一番。
根據史料記載，當時宋朝給遼國的“賞賜”，不過50 萬緡；宋朝給西夏的“賞賜”，也就25 萬緡。這兩筆錢加起來，也就75 萬緡。
對比一個年收入6300 多萬緡的帝國，這些錢真的很多嗎？這區區百分之一的錢財，真是帝國“積貧之說”的根源嗎？
那麼，為什麼史書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這兩筆錢極其重要，是大宋“積貧之說”的重要根源呢？
按照李亞平教授的說法，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每當君臣為了錢不夠花而心情灰惡時，這兩筆錢所帶來的恥辱感就格外強烈，不僅令帝國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顏面掃地，格外鬧心……因此，帝國積貧之說，源出於此。
書歸正傳，拜這“冗官、冗兵、冗費”三座大山所賜，宋神宗登基時，面對的就是這麼一個殘破不全的帝國。這個國家百廢待興，已經到了最艱難的時刻了，若不再變法圖強，宋神宗就成為一個亡國之君了。
因此，變法之日，就在今天！但是，找誰來變法呢？
焦急的君主，群臣的答案
既然要變法，就必須起用新人、能人。畢竟，指望朝廷這群死氣沉沉、幹活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人去變法，那就是一個笑話。
那麼，宋神宗重用的變法的人，是誰呢？
宋神宗第一個重用的人，是跟自己志同道合的吳奎。
史料記載，宋神宗和吳奎非常投緣。他們不僅有共同的語言，在那件事情上，他們的意見更是完全一致。
那件事情，就是英宗時期的濮王之議。
咱們前面講過，宋英宗之所以玩命認爹，就是要給後世子孫一個名正言順的正統身份。然而，對於這個問題，他的子嗣卻並不領情。
當時，宋神宗是跟曹太后一條心的，宋神宗不理解父親的苦衷，他還強烈反對這件事情，甚至想在登基後撤回對濮王的冊封。
皇帝想撤回對濮王的冊封，但歐陽修、韓琦不幹。畢竟，為了幹這件事情，他們把半數朝廷的人都得罪了。
在這種背景下，宋神宗急切地希望一個大臣站出來，替自己解決這個難題。
這個大臣，就是吳奎。
史料記載，宋神宗登基後，多次召見吳奎，問其追封濮王一事的意見。
宋神宗對其道：“歐陽修等人提議追封濮王為尊，他們用到了漢宣帝追封先父的例子，不知是否合適？”
吳奎回應道：“歐陽修舉的這個案例，根本不合適。因為，雖然漢宣帝接替了漢昭帝的位置，可是按照輩分，他們是侄孫和叔祖的關係（漢宣帝的爺爺是漢昭帝的大哥）。因此，漢宣帝追封自己的父親，跟漢昭帝一點兒關係都沒有。”
宋神宗道：“假設，漢昭帝是漢宣帝的養父，那漢宣帝追封自己父親的事情，是否合適？”
吳奎聽明白了皇帝的意思，他繼續道：“漢宣帝一事，暫且不表。我朝英宗是仁宗皇帝親手選立的，仁宗對英宗恩重如山，您不能忘了這份恩德呀。在臣看來，追封濮王一事，涉及私人感情，不夠公正。”
宋神宗聽明白了吳奎的意思，沉默不語了。
大家都是聰明人，宋神宗雖沉默不語後，但吳奎也知道該幹什麼。
後來，在吳奎的強烈反對下，追封濮王一事，最終不了了之。趙允讓的諡號仍為“王”， 三位妻妾也依舊稱“王夫人”。
就這樣，宋英宗拼盡一生，為兒子掙來的名分，就在兒子一句輕描淡寫的“不要”聲中，不復存在了。
宋英宗若在天有靈，見此情景，不知會做何感想。
書歸正傳，因為這件事情，宋神宗很信任吳奎，希望他能夠主持變法，改革弊政，使宋朝重新強大起來。然而，在變法方面，吳奎卻讓宋神宗失望了。
因為，吳奎信奉的理念就是八個字——順應天命，合乎人心。
在宋神宗眼中，如此空洞和不切實際的道理，根本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國家都快窮死了，到時候老百姓揭竿而起了，難道也是順應天命，合乎人心？
於是，這個本來被寄予厚望的吳奎，就被宋神宗拋棄了。
宋神宗看中的第二個變法人選，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馬光。
當時的司馬光，年輕有活力。他才華橫溢，是文壇領袖；他清正廉潔，是官員的表率。不管怎麼看，都是一個合格的變法人選。
然而，在變法方面，司馬光能給皇帝的……除了失望還是失望。
宋神宗多次召見司馬光，詢問如何讓國家富強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司馬光是這麼回答的：“修身治國，我總結為六個字，即‘仁、明、武、人、賞、罰’。我們要做一個有仁愛之心的人，一個堅守自己原則的人， 一個剛正不阿、敢跟邪惡勢力鬥爭的人。這樣一來，我們就是一個君子了。君子在治國方面，無非就是選擇同樣是君子的大臣，用功必賞、有錯必罰，這樣一來，國家上下同心，自然就能富強了。”
聽完司馬光的話後，皇帝哭笑不得：朕問的是如何“富國強兵”，不是問你如何“做人”！
宋神宗繼續恭敬地問道：“敢問愛卿，有什麼具體的政策，能讓國家的賦稅快速提高？”
一聽這話，司馬光反而怒了，他大聲道：“天下的財富就那麼多，不在百姓，就在國家。若國家想要富庶，就只能從老百姓手裡搶奪了。至於怎麼搶奪，我是沒有辦法的。”
司馬光憤怒也是有原因的。在這種“君子儒”的眼中，身為君子，是要講“義”的，怎麼能講“利”呢？現在的這個宋神宗，簡直就是當年的梁惠王，眼裡只有錢、錢、錢，滿腦子都是那種“齷齪”的東西！這樣一個天天琢磨掙錢的君主，怎麼能是一個明君呢？這麼一個天天講利的君主，又怎麼能治理好國家呢？
雖然司馬光想勸慰宋神宗成為一個重信、講義的明君，但是，宋神宗不可能接受這套說辭。在宋神宗的眼中，國家都快窮死了，不講利、不琢磨掙錢，行嗎？反正有人給你司馬光開工資，你吃喝不愁，我不管國家還剩多少錢能行嗎？
司馬光走後，宋神宗長嘆一聲，對周圍的人道：“司馬光的人品是好的，也很有才華，但是太迂腐、太不切實際了。”
接連在吳奎、司馬光處碰壁後，宋神宗又去物色下一個人選。
這一次，宋神宗挑選的是那個老當益壯、曾經主持過變法的富弼。
在宋神宗的眼中，富弼是慶曆新政的三大元老之一，當年他與范仲淹並肩作戰、一起轟轟烈烈地變過法。若讓這個老臣來輔佐自己重新變法，必能讓朝廷上下煥然一新。
說幹就幹，宋神宗立刻召來富弼，詢問他如何變法、如何強國、如何改革弊端。
宋神宗和富弼從早上一直聊到黃昏。雖然經過了這麼長時間的談話，但是富弼的回答卻讓皇帝非常不滿意。
原來，在是否變法這個問題上，富弼的回答自始至終就是一個——國家宜靜不宜動，擅自更改，只能讓那些小人得利，而讓國家受難，百姓也跟著遭殃。
可見，經歷了這麼多年的宦海沉浮，富弼變了，他變得明哲保身了，也終於變成了他以前最討厭的那類人。
宋神宗還不死心，繼續問道：“對於邊疆事務，不知愛卿有何建議？”
富弼知道皇帝一直想發動戰爭，一雪前恥，但他勸慰道：“邊疆之事，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只要按照現有的制度處理，就不會出亂子。陛下您剛剛登基不久，希望您體恤百姓的苦楚，佈德行惠，在20年之內不提戰爭之事，給天下一個太平。”
聽了富弼的這番話，皇帝沉默不語。
群臣談話結束後不久，富弼就請求去外地當官（還有點兒自知之明），宋神宗二話不說，就給批准了。
跟這些老臣們談完後，宋神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如果想維持現狀，朝中隨便找一個大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曾公亮等，都可以執政，並且把這個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但是，這能維持住國家下滑的趨勢嗎？他們的執政理念，能讓這個國家繁榮富強嗎？如果自己死後，留給後世子孫一個更加積貧積弱的國家，還不得被後世子孫罵死？而且在那個時候，後世子孫們還有時間和能力變法嗎？會不會到了那個時候，一切都晚了呢……
一想到這些，宋神宗就不能安心。最終，這位皇帝決定——變法！必須變法！必須在自己手裡，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他要留給後世子孫一個繁榮富庶的大宋王朝！
皇帝有這種雄心壯志，很好，值得鼓勵。但問題是，誰來執行變法呢？
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原點。
就在宋神宗彷徨迷茫之時，老師韓維推薦的一個人，讓宋神宗眼前一亮， 他一拍大腿道：“是呀，我怎麼把這個人給忘了呀！這個人，才是變法的最合適人選！”
是的，這個人，確實是變法的合適人選；這個人，也因為這次變法，成為宋朝歷史上最富爭議的一個人；這個人，也因為這次變法，成為中國歷史中最富爭議的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兩宋飽受爭議的宰相——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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