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中國成立70週年，人才匯聚，群星璀璨。70年間，浙江大學也湧現出一大批以報效祖國為己任的奮鬥者。無論光陰如何流轉，不管歲月怎樣變遷，他們始終初心如磐，奮戰一線。建國之初，浙江大學的貝時璋受國家任命，創建了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開創了新中國學科交叉的先河。此後，他為中國的科技發展工作了60年，為我國生命科學的發展做出卓越貢獻。本期，我們推出的是貝時璋的故事。平凡的崗位，不凡的堅守，我們也期待聽到您的聲音！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十年前，這樣的一位老人逝世了。

他是一位大學者，開創了中國學科交叉融合的先河，首創“細胞重建”學說。

他是一位先行者，協助籌劃新中國的生物科學研究佈局，創建了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其擬定的工作方向迄今仍影響著中國生命科學的發展。

他是一位教育家，組建了浙江大學生物系，培養出大批傑出的實驗生物學家和生物學科帶頭人。

他，就是浙江大學的傑出校友、著名生物學家貝時璋。

2009年10月29日上午，貝時璋在安眠中辭世，享年106歲。轉眼間，他離開我們已經十年了。在他逝世十週年的今天，請允許我們深切懷念這位老人。

“我們要為國家爭氣！”

在去世的前一天，貝時璋召集了6位研究人員一起討論繼續努力工作的問題。

當時的貝時璋鼓勵大家說：“我們要為國家爭氣！”這句話，是貝時璋留給中國科技界的遺言，更是他一直在踐行的座右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新中國建立中國科學院，國務院把貝時璋請到北京，協助籌劃中國的生物科學研究佈局。

其實，貝時璋一直以工作為最大的快樂，即專心做學問，較少參與行政管理工作。可在百廢待興的年代，新中國的早期科學發展剛剛起步，需要人來籌備和管理。所以，在得知領導上希望他能多做些管理工作時，為了新中國的科研大局，他同意了，並兢兢業業，認真工作。為協助籌備中國科學院，他常常往返於北京、杭州之間，為發展祖國生物科學事業，他在1958年一手創建了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搭建起了這個國際少有的科研平臺。

貝時璋是一個治學嚴謹的科學家，但更是一個眼光長遠的戰略科學家。建所伊始，貝時璋主持擬定了研究所兩個主要方向的工作：研究有機體的物理及物理化學過程和研究外界物理因素在不同條件下對有機體的影響，並闡明其機制。他的謀劃在60年後的今天仍舊影響著中國生命科學事業的發展。

他還是中國學科交叉的開拓者。在上世紀50年代創辦研究所時，許多人對於學科交叉都抱有不理解、質疑，甚至是批評的態度。“為什麼要讓數學物理畢業生來研究生物呢？”貝時璋頂住了質疑與壓力，並義無反顧地做了下去。他將研究所命名為“生物物理研究所”，招募各學科畢業生來研究所，創辦了生物物理化學等研究室。

研究所成立之初，雖不同學科的成員坐在了一起，但這不等於能產生新的邊緣學科。許多剛畢業的青年都不知從何下手。而貝時璋就手把手教他們，給了許多具體的指點，比如要求他們閱讀一些書刊，大致規定一個研究範圍等等。多學科交叉，關鍵在如何組織。貝時璋想盡了一切辦法，成功地把多個領域的人員組織在一起，開展了許多有意義的研究工作。

上世紀60年代，貝時璋帶領生物物理所配合“兩彈一星”工作發展宇宙生物學和放射生物學研究。儘管這些研究都屬於國家機密，不能發表論文，但貝時璋仍帶領他的團隊積極工作。在他們心中，為祖國的兩彈一星事業做出貢獻，就是最高的獎賞。

貝時璋一生專心致學，成果顯著。改革開放之後，貝時璋推掉了擔任社會職位的邀請，一心一意做科研。92歲之前，貝時璋每天都堅持去實驗室上班。1982年，貝時璋在《中國科學》上發表了5篇論文，還另編輯了24篇論文。1988年和2003年，他先後出版了《細胞重建》的第一集、第二集。

貝時璋的這些成就是中國人的驕傲，也是他取得博士學位的母校——德國圖賓根大學的驕傲。這所大學先後於1978年，1988年，2003年和2008年四次授予他榮譽博士證書。可以說，貝時璋這位傑出的中國學者，在德國教育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與浙大的不解之緣

貝時璋在國外取得博士學位後，於1929年秋回國。此後，他浙江大學工作二十年。從1929年到1949年，從26歲到46歲，可以說，貝時璋把最寶貴的青春都獻給了浙大，並同他人一道，將浙大推上了歷史上的巔峰！

先生回國後

白手起家創辦了浙大生物系。他讓校長撥給他的3間屋子各自派上了用場：一間寢室，一間工作室，一間實驗室。而教學需要的畫圖他都自己親自動手製作。為了把錢用在刀刃上，需要的儀器、藥品和書刊他也親自一一列出清單，精打細算地購買。

任教時，先生有一套獨特的風格。浙江大學農學院教授唐覺回憶說：

“貝先生（當年在浙大任教時）是生物系的老師，我讀的是植物保護專業，但我旁聽過貝先生5門課，從最早的《無脊椎動物的比較解剖》到他的研究生課程《實驗形態學》，貝先生上課不帶講稿，他喜歡邊講課邊畫圖，我們聽了印象特別深刻。他的教學方法對我影響非常大，我後來也這樣給學生上課。”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11月浙江大學被迫西遷，幾經周折，歷程艱辛，在貴州堅持辦學直至抗戰勝利。

西遷途中，貝時璋協助竺可楨校長維持教學和科研的運行。在飛機的狂轟濫炸之中，他仍利用一切零碎時間，在顯微鏡下精心繪圖。1938年學校抵達江西泰和時，他已繪製出教學圖片百餘張，滿足了實驗的急需。1939年2月5日，敵機在廣西宜山標營浙大校舍投彈118枚，學校損失慘重，然而貝時璋心中仍只有一個信念：儘快組織師生上課。生物系師生在貝時璋的帶領下，白天逃警報，晚上照常上課或做實驗。生物系的一次學術性讀書報告討論會，也在晚上於一間民房樓上按期舉行。

教學中，他仍舊保持著邊講課邊畫圖的習慣，常常右手寫板書，左手同時畫圖配合講解。他繪製的圖片精準優美，就像一幅幅藝術品。生物物理所編輯出版的《貝時璋畫冊》，刊登了他發現的南京豐年蟲中間性卵黃顆粒及其切面圖，這是他的墨寶真跡，而非照片。

1944年，英國生物化學家李約瑟等人到貴州湄潭參觀浙大理、農二學院。李約瑟特別參觀了貝時璋等三位教授的實驗室，並十分佩服貝時璋研究工作的細緻和圖片的精美。回到英國後，他在《自然》週刊上讚譽浙大是“東方的劍橋”。

熟悉浙江大學歷史的人都知道，西遷是浙江大學最艱苦的歲月，也是最光輝的歲月。當時的師生中，有27名老師和27名學生在日後當選了兩院院士，共計54人。而貝時璋，就是其中之一。

雖然1949年後貝時璋離開了浙江大學，但他始終牽掛著浙大。1997年浙江大學百年華誕時，先生曾題詞：“求是精神光芒萬丈，英才輩出鑑德知來。”

嚴謹的父親，思鄉的遊子

拋開貝時璋那些舉世矚目的成就，生活中的他也是一個平常人。

在子女眼中，他是一個嚴謹的父親。長女貝濂回憶時曾說：

“爸爸的東西總是整理得井井有條，教育我們也要嚴謹、認真，這樣的習慣影響了我們的一生。”

長子貝豐評價他也說：

“不求名利、治學嚴謹、生活節儉是父親一生的作風。我要求自己一定要嚴謹、公正，這些正是我從父親身上看到的、學到的。”

先生也是一位思鄉的遊子。他出生於浙江寧波鎮海，12歲隨父外出求學後就很少有機會回去。長大成才後，貝時璋仍舊關心、牽掛著家鄉。他說話依然帶著濃重的寧波鄉音，家裡特意訂閱了一份《寧波晚報》，隨時瞭解寧波的情況。1993年，貝時璋囑咐兒子到鎮海老家去看望，兒子拍回來的家鄉照片，貝時璋一張張仔細地看了又看。2003年，貝時璋專門為寧波題詞：“祝寧波科技教育事業再創輝煌”。2004年，貝時璋又為寧波青少年題詞：“勤奮學習、刻苦鑽研、精益求精、勇於創新”。貝時璋對家鄉的關切之情可見一斑。

2009年10月29日，貝時璋在北京逝世，享年106歲。浙江大學的唁電中寫道：“他是國家的科學巨擎，為母校贏得了巨大榮譽，他雖逾百歲仍勤耕不輟，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他的劭德勳業將成為浙江大學寶貴的精神財富，永遠為我們所銘記。”

曾經的成就不會隨著時間消逝，曾經的貢獻不會被歲月掩埋。今天，是貝時璋逝世十週年，在此，我們深切緬懷。願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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