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才汇聚，群星璀璨。70年间，浙江大学也涌现出一大批以报效祖国为己任的奋斗者。无论光阴如何流转，不管岁月怎样变迁，他们始终初心如磐，奋战一线。建国之初，浙江大学的贝时璋受国家任命，创建了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开创了新中国学科交叉的先河。此后，他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工作了60年，为我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本期，我们推出的是贝时璋的故事。平凡的岗位，不凡的坚守，我们也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十年前，这样的一位老人逝世了。

他是一位大学者，开创了中国学科交叉融合的先河，首创“细胞重建”学说。

他是一位先行者，协助筹划新中国的生物科学研究布局，创建了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其拟定的工作方向迄今仍影响着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

他是一位教育家，组建了浙江大学生物系，培养出大批杰出的实验生物学家和生物学科带头人。

他，就是浙江大学的杰出校友、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

2009年10月29日上午，贝时璋在安眠中辞世，享年106岁。转眼间，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在他逝世十周年的今天，请允许我们深切怀念这位老人。

“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在去世的前一天，贝时璋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继续努力工作的问题。

当时的贝时璋鼓励大家说：“我们要为国家争气！”这句话，是贝时璋留给中国科技界的遗言，更是他一直在践行的座右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建立中国科学院，国务院把贝时璋请到北京，协助筹划中国的生物科学研究布局。

其实，贝时璋一直以工作为最大的快乐，即专心做学问，较少参与行政管理工作。可在百废待兴的年代，新中国的早期科学发展刚刚起步，需要人来筹备和管理。所以，在得知领导上希望他能多做些管理工作时，为了新中国的科研大局，他同意了，并兢兢业业，认真工作。为协助筹备中国科学院，他常常往返于北京、杭州之间，为发展祖国生物科学事业，他在1958年一手创建了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搭建起了这个国际少有的科研平台。

贝时璋是一个治学严谨的科学家，但更是一个眼光长远的战略科学家。建所伊始，贝时璋主持拟定了研究所两个主要方向的工作：研究有机体的物理及物理化学过程和研究外界物理因素在不同条件下对有机体的影响，并阐明其机制。他的谋划在60年后的今天仍旧影响着中国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

他还是中国学科交叉的开拓者。在上世纪50年代创办研究所时，许多人对于学科交叉都抱有不理解、质疑，甚至是批评的态度。“为什么要让数学物理毕业生来研究生物呢？”贝时璋顶住了质疑与压力，并义无反顾地做了下去。他将研究所命名为“生物物理研究所”，招募各学科毕业生来研究所，创办了生物物理化学等研究室。

研究所成立之初，虽不同学科的成员坐在了一起，但这不等于能产生新的边缘学科。许多刚毕业的青年都不知从何下手。而贝时璋就手把手教他们，给了许多具体的指点，比如要求他们阅读一些书刊，大致规定一个研究范围等等。多学科交叉，关键在如何组织。贝时璋想尽了一切办法，成功地把多个领域的人员组织在一起，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上世纪60年代，贝时璋带领生物物理所配合“两弹一星”工作发展宇宙生物学和放射生物学研究。尽管这些研究都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发表论文，但贝时璋仍带领他的团队积极工作。在他们心中，为祖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贡献，就是最高的奖赏。

贝时璋一生专心致学，成果显著。改革开放之后，贝时璋推掉了担任社会职位的邀请，一心一意做科研。92岁之前，贝时璋每天都坚持去实验室上班。1982年，贝时璋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5篇论文，还另编辑了24篇论文。1988年和2003年，他先后出版了《细胞重建》的第一集、第二集。

贝时璋的这些成就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他取得博士学位的母校——德国图宾根大学的骄傲。这所大学先后于1978年，1988年，2003年和2008年四次授予他荣誉博士证书。可以说，贝时璋这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在德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浙大的不解之缘

贝时璋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29年秋回国。此后，他浙江大学工作二十年。从1929年到1949年，从26岁到46岁，可以说，贝时璋把最宝贵的青春都献给了浙大，并同他人一道，将浙大推上了历史上的巅峰！

先生回国后

白手起家创办了浙大生物系。他让校长拨给他的3间屋子各自派上了用场：一间寝室，一间工作室，一间实验室。而教学需要的画图他都自己亲自动手制作。为了把钱用在刀刃上，需要的仪器、药品和书刊他也亲自一一列出清单，精打细算地购买。

任教时，先生有一套独特的风格。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唐觉回忆说：

“贝先生（当年在浙大任教时）是生物系的老师，我读的是植物保护专业，但我旁听过贝先生5门课，从最早的《无脊椎动物的比较解剖》到他的研究生课程《实验形态学》，贝先生上课不带讲稿，他喜欢边讲课边画图，我们听了印象特别深刻。他的教学方法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后来也这样给学生上课。”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几经周折，历程艰辛，在贵州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

西迁途中，贝时璋协助竺可桢校长维持教学和科研的运行。在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中，他仍利用一切零碎时间，在显微镜下精心绘图。1938年学校抵达江西泰和时，他已绘制出教学图片百余张，满足了实验的急需。1939年2月5日，敌机在广西宜山标营浙大校舍投弹118枚，学校损失惨重，然而贝时璋心中仍只有一个信念：尽快组织师生上课。生物系师生在贝时璋的带领下，白天逃警报，晚上照常上课或做实验。生物系的一次学术性读书报告讨论会，也在晚上于一间民房楼上按期举行。

教学中，他仍旧保持着边讲课边画图的习惯，常常右手写板书，左手同时画图配合讲解。他绘制的图片精准优美，就像一幅幅艺术品。生物物理所编辑出版的《贝时璋画册》，刊登了他发现的南京丰年虫中间性卵黄颗粒及其切面图，这是他的墨宝真迹，而非照片。

1944年，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等人到贵州湄潭参观浙大理、农二学院。李约瑟特别参观了贝时璋等三位教授的实验室，并十分佩服贝时璋研究工作的细致和图片的精美。回到英国后，他在《自然》周刊上赞誉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熟悉浙江大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西迁是浙江大学最艰苦的岁月，也是最光辉的岁月。当时的师生中，有27名老师和27名学生在日后当选了两院院士，共计54人。而贝时璋，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1949年后贝时璋离开了浙江大学，但他始终牵挂着浙大。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华诞时，先生曾题词：“求是精神光芒万丈，英才辈出鉴德知来。”

严谨的父亲，思乡的游子

抛开贝时璋那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生活中的他也是一个平常人。

在子女眼中，他是一个严谨的父亲。长女贝濂回忆时曾说：

“爸爸的东西总是整理得井井有条，教育我们也要严谨、认真，这样的习惯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长子贝丰评价他也说：

“不求名利、治学严谨、生活节俭是父亲一生的作风。我要求自己一定要严谨、公正，这些正是我从父亲身上看到的、学到的。”

先生也是一位思乡的游子。他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12岁随父外出求学后就很少有机会回去。长大成才后，贝时璋仍旧关心、牵挂着家乡。他说话依然带着浓重的宁波乡音，家里特意订阅了一份《宁波晚报》，随时了解宁波的情况。1993年，贝时璋嘱咐儿子到镇海老家去看望，儿子拍回来的家乡照片，贝时璋一张张仔细地看了又看。2003年，贝时璋专门为宁波题词：“祝宁波科技教育事业再创辉煌”。2004年，贝时璋又为宁波青少年题词：“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勇于创新”。贝时璋对家乡的关切之情可见一斑。

2009年10月29日，贝时璋在北京逝世，享年106岁。浙江大学的唁电中写道：“他是国家的科学巨擎，为母校赢得了巨大荣誉，他虽逾百岁仍勤耕不辍，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劭德勋业将成为浙江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为我们所铭记。”

曾经的成就不会随着时间消逝，曾经的贡献不会被岁月掩埋。今天，是贝时璋逝世十周年，在此，我们深切缅怀。愿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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