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大明权力场》 出版机构：台海出版社
天启皇帝大概跟他的父亲泰昌一样有着某种慢性疾病，在一次落水后便一病不起。天启七年（1627年），22岁的皇帝突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熹宗曾有过子嗣，但都夭折，皇位将第四次进入外藩手里，这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问题。事实表明，外藩继位由于继位者自卑性和惶恐性而导致一些偏激的行为会在日后显露出来。猜忌、刻薄、求治心切都将在他们这类帝王身上表现出来。稍有不甚，此种行为甚至会将帝国搞得崩溃。但是，我们仍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即使是以外藩身份继位，他也是按照宗法制的伦序原则继位。在这方面，继位者拥有无人可置疑的合法性。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检登上皇位，次年改元崇祯，是为崇祯皇帝。朱由检跟朱由校一样，他的母亲也是早死。朱常洛大概害怕万历知道他的妃子刘氏死亡，便让人悄悄地埋在了西山上。此时西山上有个申懿王朱佑楷的坟墓。朱佑楷是宪宗皇帝的第十四子，在还没有就藩的时候就去世，所以埋在了西山。当朱由检思母心切的时候，便偷偷地问宫中宦官：“西山上有申懿王的墓吗？”
内侍答：“有。”
由检又接着问道：“申懿王附近有刘娘娘墓吗？”
内侍答：“有。”
听到这里，朱由检幼小的心灵便悲切起来。他便让宦官偷偷地去祭奠。待到宦官回宫回复的时候，朱由检不禁泪流满面。朱常洛知道后，便让宠妃李选侍照料朱由检。此时李选侍已经在照料朱由校。由于朱由检是次子，李选侍对待由校和由检的态度明显不同。这种冷暖由检自知，所以，他的童年似乎过得比朱由校还要艰苦。但随着李选侍生下皇八妹，这种情形似乎开始改观。
由于李选侍产下八妹，朱常洛便将照顾朱由检的任务交给庄妃来做。由于庄妃没有子女，所以对由检格外照顾，这无疑使由检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也正是庄妃的过分溺爱，所以使得由检养成了任性的性格。
在朱常洛死后，朱由校似乎失去了依靠。文官们的疯狂表演，李选侍的哭闹，还有宫内关于朱常洛死亡的种种流言，这些都使得只有10岁的朱由检瞪大眼睛望着这一切，这不需要他思考什么，他也思考不了什么。
好在皇兄朱由校爱护朱由检，将朱由检封为信王，还不用去就藩，仍旧住在宫中。天启四年（1624年），庄妃逝世，朱由检似乎一下失去了依靠，他的周围再次面临真空状态。这个时候，宫内开始传播流言蜚语，说是魏忠贤和客氏害死了庄妃。不仅如此，朱由检对魏忠贤和客氏的跋扈早就看在眼里。在这方面，他跟天启的皇后张氏结成了联盟，似乎成了宫中专门跟魏、客两人作对的一支力量。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种冷峻的宫廷生活养成了由检谁也不相信的性格。按照常理说，宫廷生活莫不如此，但这些因素无疑在朱由检身上放大了。朱由检这个时候便显示出了双重性格，他时而冷静，时而暴躁；时而显得有主见，时而又显得语无伦次。天启七年（1627年），朱由检大婚，选的是大兴县生员周奎的女儿。天启还特地将信王府修缮一新，供朱由检居住。
当朱由检登上皇帝宝座后，那种发自内心深处跃跃欲试的冲动开始由然而发。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剪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因为魏忠贤一直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存在，他甚至在天启面前控告自己要谋反。虽然崇祯已经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但他并不明白皇兄为什么要重用魏忠贤。
天启的死和崇祯的上台对于受苦受难的东林党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他们期盼着局势能有改观，但这也不是举手之间的事情。阉党势力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各个部门，事情仍旧是需要步步为营。
当崇祯继位后一切仍是照旧，王体乾、魏忠贤这两个宦官依旧大权在握。崇祯还不断地询问他们前朝的政事安排，或者向他们咨询。崇祯继位后，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也显得很安静。可是这种安静却令魏忠贤感到不安。按理说，作为魏忠贤死对头的朱由检上台后，应该清算魏忠贤才对，可是一切照旧，这的确太不正常了。魏忠贤的分析是对的，越是不正常的事情越令人担心，因为你看不见未来的结局。
为了试探崇祯皇帝，魏忠贤开始主动出击。九月，他向皇帝提出辞去东厂提督一职。崇祯皇帝不仅没有答应，反而劝慰一番。崇祯的此番举动令魏忠贤悬着的心更悬了，他决定继续试探。魏忠贤又上疏请求免去宫中治丧香蜡上的3万两花费，崇祯这次准了。这样一来，魏忠贤心里又在忐忑不安，皇帝同意减免天启的治丧费用，意味着对前朝旧事并非完全留恋，但是却又对自己一再挽留，魏忠贤摸不透皇帝的心思。
眼见自己试探不出来个所以然，魏忠贤便让掌印王体乾去试探。因为从崇祯对王体乾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崇祯对自己的态度。在香蜡事件后的第二天，王体乾就上疏请辞，崇祯同样是宽慰一番，没有答应。接着，魏忠贤第三次出马试探，他要求各地停止修建自己的生祠。面对这番请求，崇祯给予批准。崇祯答应了魏忠贤的这番请求，正是以安其心。如果对于停建生祠的请求皇帝不批准，反而显得皇帝在防范他，因为修建生祠的确跟规制不符。
魏忠贤的几番试探都被崇祯化解，但他仍然没有看出个所以然。他又让江西巡抚和巡按分别上疏请求为他建生祠，以试探皇帝的进一步反应。到了这个时候，皇帝仍然有耐心陪他继续玩下去。面对江西巡抚和巡按的上疏，崇祯以“前番已有旨意”糊弄过去。
为了撤底打消魏忠贤的疑虑，崇祯开始对阉党成员大加封赏，赏钱、赏物、赏名号、赏官职。经过崇祯皇帝不厌其反地表演，魏忠贤的疑虑虽然没有完全打消，但心也稍稍安了下来。
魏忠贤这边歇了下来，但是皇帝并没有歇下来。从天启七年（1627年）底，崇祯就将原信王府的太监调入宫中担任自己的近侍，又将跟自己关系亲密的徐应元调入司礼监，接着将跟魏忠贤关系密切的宦官纷纷斥退到南京。就这样，皇帝不动声色地将内廷悄悄地控制在手中。皇帝这边在跟魏忠贤过招，天下的臣僚也看在眼里。这里除了有失势的东林党，但更多的却是阉党文官。他们大多是官场上的投机分子，他们在揣摩这位新皇帝的心思，随时准备跟上皇上的脚步。
事实证明，阉党就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皇帝还没有动手，这个党派就已经开始互相咬了起来。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份，都察院云南道御史杨维垣大概嗅到了什么味道，他便上疏弹劾阉党骨干分子，兵部尚书崔呈秀。杨维垣属于阉党成员，虽然在对“三案”重新定性中出力不少，但长期得不到重用。现今政治气候陡然生变，杨维垣便产生了改头换面的想法。
杨维垣的上疏并没有使崇祯皇帝表现出过多的兴奋，他对杨的奏疏置之不理。杨维垣接着又第二次上疏，对崔呈秀进行更加激烈的弹劾，这回皇帝受理了杨维垣的上疏，勒令崔呈修回家。崇祯此举无疑是向外廷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天下官僚终于摸准了皇帝的旨意，弹劾阉党的奏疏纷纷飞进乾清宫，而且矛头逐渐指向魏忠贤。
我们看到，皇帝还没有对外廷动手的时候，外廷就已经自乱阵脚。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份，自新皇登基3个月后，崇祯开始处理魏忠贤。崇祯一一列举魏忠贤的罪状，将魏忠贤贬至凤阳守陵，将客氏打发到浣衣局洗衣服。魏忠贤行至河北阜城县时自尽身亡，客氏在浣衣局也被虐待至死。接着，各部院的阉党文官皆被一一罢免或定罪充军。
崇祯皇帝在崇祯元年（1628年）到来之前，以雷霆手段将阉党骨干一网打尽，其速度不可谓不快，手段不可谓不猛，帝国正在遭受剧烈的变动。崇祯的行为反映了他对阉党的刻骨仇恨，但这一行为却轻易地击碎了天启好不容易获取的稳定局面。失去制衡的帝国再次变的重心不稳，并在17年后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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