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每一個年代久遠的朝代，為了刷出“存在感”，往往會在史書上留下所謂“盛世”的記載，唐朝有了“貞觀之治”，明朝有了“永樂盛世”，清朝為了“趕時髦”，自然也要留下點讓後人稱頌的豐功偉績，於是乎，“康乾盛世”就火爆出爐，成為滿清歷史上最耀眼的“閃光點”。可是在“康乾盛世”之後，大清就走上“日落西山”之路，根源在哪裡？就在封建社會滅亡的通病上——官員的腐敗！

嚴格來講，即使在“康乾盛世”，這一體制詬病也一直都存在，只不過，在幾位開明君王的震懾下，只能“暗生”、不敢“明長”罷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中，雍正朝的吏治應該是最嚴格、也最成功的，當然，這可能和雍正帝的繼位有著莫大的關聯

眾所周知，雍正皇帝是在一片質疑聲中登上皇位的，發出質疑的不但有朝臣、貴族、皇室，連他的母親和弟弟也都十分懷疑他皇位的合法性。為了安撫反對者的情緒，他將“反對黨”的領袖——八阿哥胤禩安排到“議政王大臣”的位置，才暫時緩解了眾人的疑慮。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他意識到可以完全掌控全局的時候，他就開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大清洗”，於是，那些反對者就悉數遭到迫害。雍正為了讓自己“師出有名”，不至於背上“殘暴”的罵名，所以，在康熙朝的基礎上、不斷擴大和完善對官員的問責條例，以此給那些反對者羅列各種各樣的罪名，繼而進行打擊，這樣就等於告訴全天下“不是我報復他們，而是他們犯了錯”。在“打壓對象 ”裡，除了“八爺黨”之外，最出名的好像就是年羹堯和隆科多了，咱們姑且以隆科多為例，對雍正朝的官員問責體制進行解讀

和年羹堯一樣，雍正對隆科多的“問責”，也是從經濟問題開始的，繼而擴展到政治上。對官員的懲處，吏部自然會參與其中；另外，當時隆科多身居要職，是步兵統領衙門的統帥，所以，兵部也無法置身事外；我們說了，雍正比較聰明，不會“無端”找誰的麻煩，要查處隆科多就必須有人參劾，這事誰來辦？都察院！因此，都察院也就捲了進來。這些參與的部門，基本囊括了雍正朝對官員問責的所有機構。

那在具體實施中，都有哪些部門和手段來監督各級官員呢？

一、吏部考功司主導

清朝皇太極傳承了明朝的六部制度，吏部為六部之首，管理全國文職官員的任免政令，制定京內、外各衙門文職官員的名額，按規制選拔官員、確定品級，稽考其功過，定升降賞罰。其下，仿明制仍然設立文選考功、稽勳、驗封四司，分掌各項事務。

四司之中，文選與考功為兩大司，“職尤要”。其中的考功司，因負責掌管官員降革罰俸諸事，被稱為“怒”司。作為問責處分的主導機構，其具體職掌有二，一掌官員考課之事，即三年考績；二掌官員處分，日常問責參效，即“內外官之處分，各按則例，別公罪私罪以定議”。

考功司的存在使得全國各級官員的考績與處分有專門機構施行：

雍正三年（1725),浙江省仁和縣令胡作柄，因任用屬役有迴避本衙，被考功司議以降一級調用；

四川安順知府唐之謖與都勻知縣李文梅因“貪庸各款”，江蘇興化知縣馬世正因“不恤民瘓”，均被考功司議以革職；

雍正八年，湖廣荊州道兼攝荊州府事殷邦翰，因失察下屬虧空，被考功司亦議以降四級調用；

......

考功司不僅處分地方官，還對部院的失職官員予以議處。雍正元年，刑部尚書陶賴因審擬陳夢雷一案“徇縱”，被考功司以降四級調用；雍正二年，禮部滿堂官因所眷寫儀注內遺漏清字，被罰捧六個月；五年，戶部司官抄錄完“重農貴慄上諭”，忘記行文各省，被交部嚴察議奏；十年，刑部福建司和都察院官員在傳達諭旨時，遺漏行文給寧古塔將軍，又被按例處分。

這是吏部考功司對禮部、戶部、刑部、都察院官員的處分。在影視劇中，我們經常會聽到皇帝說“交吏部審議”，都說明吏部在官員問責體制中的核心地位

二：兵部問責

兵部和吏部的構造大致一樣，只不過吏部是對文官的懲處，而兵部統管對武將的處分、賞罰等。只不過，在兵部程序是由兵先議定，然後再轉交吏部審核。雍正三年，吏部和兵部合議年羹堯在川陝總督任內參效屬員之事。雍正認為，此事屬“吏部應者，與兵部無涉”，而吏部“未請上喻，含糊專擅”，私自與部合議，因此將吏部尚書隆科多等交與都察院嚴察議處，從而一步明確了吏部在文官問責與處分中的主導地位。綜上所述，雍正朝處分機構是以吏部為主導，都察院、督撫、兵部共同參與成的一個問責與處分系統。

三、都察院介入

都察院在清代系正二品衙門，其職一掌風憲，以整鋼飭紀；二掌察各部院諸司所治之事。由其下屬機構六科和十五道負責稽察，分別對中央和地方官員的失職、溺職行為進行糾參，即“科道糾參”。都察院介入官員之行政問責與處分，有四個方面：

第一，協助吏部、兵部，組織京察、大計、軍政諸項考核。

清朝制度規定，凡是考核官員，不論三年的京察、大計，還是五年的軍政，都要由都察院吏科、兵科、京羲道，吏、兵二部核實考核共同上報。每次官員考核處分，都察院均有介入。

第二，糾參官員失職行為。

這是都察院在清朝建國後，一直擔負的主要職責。如六科給事中和各道監察御史，專掌“糾劾官邪”，共同承擔著對官員的參劾與問責。此外，負有監督本院史之責：

外省督撫有懷私、背法、逞威等事，給事中、御史等受其請託賄賂，瞻絢隱瞞，將該院堂官一併議處。

除此之外，還負有監督文書錯誤之責，各部院衙門及各省所有題奏本章，如有字樣差訛等情況，相關官員都要被參劾。

第三，奉旨複查吏部所議失當處分。

當吏部議處出現問題時，皇帝一般將案子交由都察院來複查複審，此時的都察院是處分的更高一級機構，是對吏部處分的駁審機構。也就是說，吏部負責一般處分，對於頗為複雜、有反覆、可能有冤枉的處分，則由都察院來審報。為防止各省督撫參劾屬員出現不公，雍正帝明令府州縣官，如有冤抑被參革職，許赴都察院呈明核實奏聞，從而明確了都察院的複審責任。

第四，奉旨處分吏部官員。

《龔自珍文集》記載：“吏部之議群臣，都察院之議吏部也，靡月不有”。吏部作為處分的主導機構，負責議處其他部門官員，而一旦吏部官員有所失職，要由都察院來議處。如雍正六年，因吏部遺漏夾籤，其尚書朱軾等堂司官員均由都察院按照條例來處分。

四：督撫參與

督撫同屬封疆大吏，總督為正二品，掌“考核官吏，修飭封疆”；巡撫為從二品，掌“考群吏之治”。雍正元年，頒佈督撫加銜制，總督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銜，巡撫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督撫作為地方最高行政官員，因其有確定的職掌，又有都察院的兼銜，因而能夠參與官員之行政問責與處分。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參與考核地方官員。

《清朝通志》記載，地方考課，各省文武職由督撫主之。

督撫主要是在三年一次的大計考核之時，對其所屬省份的中下級官員進行考核。不論是布按兩司，還是運使、道府等官，其考核都離不開督撫的參與。督撫在地方官員的考核與處分中，佔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第二，糾參違制違紀屬員。

清制規定督撫負責考察布按諸道及府州縣官吏稱職與否，以舉劾而黜陟之。正如雍正帝所言“進賢退不肖乃爾封疆大吏之專責”。也就是說，地方官員中，只要有作奸犯科之人，即應參劾。

像兩江總督查弼納，就曾以都察院右都御史身份，揭報當地縣令虧空；而直隸巡撫利瓦伊鈞也曾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參奏縣令年老曠職，廢弛驛務......這些都是督撫參劾地方官員的代表

第三，決定官員之去留和是否引見。

官員被糾參後，一般由吏部擬議處分，皇帝做最後裁決。

在裁決前，當皇帝對某些官員的治政能力品行無法把握時，往往向督撫詢問該官情況，督撫一紙“考語”，往往會直接決定官員的去留和能否被引見授官、或減緩處分。雍正五年，湖南善化知縣李夢麟因“失察妖術”被參，吏部初議後，雍正帝有旨：“李夢麟居官如何之處，著行文詢問該撫。如居官尚好，著降一級從寬留任。若平常，照部議降一級調用”。在吏部審查之後，李夢麟被降一級調用。

雍正七年，四川犍（qian）為知縣何源溥失察下屬“諱命不報”，部議降級調用。有旨：

著行文詢問該督撫，如居官尚好，著照部議所降之級從寬留任。倘居官平常，即照部議降調。

巡撫憲德隨後出具考語，稱何源溥年力精壯，辦事克勤，應降級留任。雍正帝因此令“著照部議所降之級從寬留任”。

一般而言，只要督撫考語有請求之意，雍正帝往往會予以準，這也是給予督撫一定的處置權。雍正九年頒旨，被誤降、調官員，赴部候補應行引見時，命令各督撫在各官赴補的公文內，將其居官如何之處，出具考語送部，然後引見，從而在制度上進一步肯定了督撫考語的重要性。

五：密摺

“密摺制”在康熙朝已經有所健全，只不過到了雍正朝，達到了“頂峰”

起初，雍正對於“密摺制”的推崇完全是建立在政治需要的基礎上，是為了排除異己，可是在雍正四年之後，反對派已經基本被清除，這時，“密摺制”的性質就發生了轉變，成為雍正瞭解官員、問責官員的一個重要途徑。只不過，最終問責還是會通過吏部去實施

綜上所述，雍正朝處分機構是以吏部為主導，都察院、督撫、兵部共同參與成的一個問責與處分系統。

尾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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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是歷史上爭議最大的一位君主，但同時，他也是歷史上最勤勉的一位皇帝。雍正朝的很多制度，都是繼位之初為了應對複雜的外部環境而設立，維護皇權的決心有多大，這些制度就有多嚴格，因此，雖然歷朝歷代官員問責機制一直都存在，但真正將效果發揮到極致的，還要數雍正朝

雍正朝的問責機制靈活多變，而且覆蓋面極廣，對官員實現了從“地方”到“朝廷”的全方位監控，再加上後期嚴苛的懲治措施，這對所有官員都是一種強有力的心裡震懾，從而大大降低了官員腐敗的發生率，為政局穩定和社會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保障。

雍正皇帝留下的非議很多，但是，在制度健全和官員問責方面，雍正朝絕對是當之無愧的N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