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阿不让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董仲舒的原话，而是民国初期的易白沙的话，其在评论孔子时指出“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这段话是非常深刻的，虽然说于一百多年前，但我们当今很多人都恐怕还达不到他这个认知水准。
虽然董仲舒没有说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的思想确实就是如此，其给汉武帝建议的核心思想即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是他的原话，与我们所熟知的易白沙的八个字并无实质区别。董仲舒到底是外儒内法还是外法内儒？总体看，董仲舒是相对纯粹的儒家思想，并无过多掺杂法家思想，理由如下：
第一、董仲舒真正的专业是研究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这部经典本来就是研究怎么解释孔子的经典著作《春秋》的，而且董仲舒实际上研究了一生，也运用了一生，他对儒学谈不上信仰（他也是个投机分子），但是确实一生都在研究，对其他学问比如法家、刑名他就没什么兴趣。
第二、董仲舒作为一个投机分子，有动机抬高儒学的地位，而贬低其他学说。原因之一显然是上述的他自己是儒学研究尤其是《春秋》研究中专家中的专家，他又不傻，他必须抬高儒学的地位，尤其是《春秋》的地位。原因之二在于，他要在政治上得势，就要借助皇帝的力量，他一个书生能有什么作为呢？董仲舒显然是经过一番算计的，汉初实行的是黄老之学，但窦太后去世后，儒生们预感到机会来了。董仲舒只是比一般的儒生更懂得一个道理：矫枉必须过正，要统治者深度接受孔子，就要深度赞扬孔子的学说，就要深度贬斥其他学说，就要说一些极端的话，至少是有分量的话。
第三、从董仲舒的主张来看，与孔子大致吻合，强调尊卑有序，强调大一统，强调天命观。比如说，尊卑有序，孔子对于季氏竟然敢用周天子的排场痛心疾首“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比如大一统，孔子多次赞扬最高的功绩就是大一统，天下归心；比如天命观，孔子名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以及《春秋》记载的那么多的灾祸、异变之事对君王的警醒的用意，这些在董仲舒这里不但全盘接受， 而且都得到了进一步发挥，这集中体现在公元前134年他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另外，儒家的经典思想强调先礼后刑，董仲舒大致也这么主张，而这与法家思想显然是不相符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董仲舒其实没什么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完全来源于孔子的儒家。他是借孔子的皮来营销，为自己沽名钓誉而已！这个投机分子，虽然总体上还算顺利，但也遇到过皇帝发怒的时刻：春秋笔法，董仲舒当然懂，学《春秋》，他写了《灾异之记》，主父偃把他的书上奏汉武帝，汉武帝让大家伙讨论，讽刺的是，董仲舒的学生大肆抨击该书，认为简直是愚蠢。汉武帝大怒，董仲舒被判死刑。后来，被赦免，但官职降低为中大夫。经过这个教训，这个投机分子不再学《春秋》谈什么天人感应、灾变预言了。
董仲舒是个重要的人物，有什么意见，欢迎交流。
通鉴智慧传承—兔珞遥
“董仲舒的思想到底是外儒内法还是外法内儒”的提法不够恰如其分。按史料来分析，董仲舒（前197～前104）所主张的“独尊儒术”，实际是德与法并用，以德为主。那么，如何理解呢？从历史资料来看，我国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自秦王朝开始，到西汉时才巩固下来。当时面对的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为了适应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时代要求，巩固中央专制集权，董仲舒从地主阶级的基本立场出发，吸取秦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主张缓和阶级矛盾，革除秦时的弊政，提出了德与刑并用，重视德治的统治原则。一方面打击豪强势力，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量。另一方面主张“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致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致于忧……”政策，以暂时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加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这就是董仲舒主张儒法并用的大统一思想，当时作为良策被汉武帝采纳。
微道助您创造终生价值
我们先来看一场发生在汉景帝时的御前争论。
清河王刘承的太傅辕固生，是当时研究《诗经》的大家，汉景帝拜为博士。有一次，他和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
黄生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
辕固生反驳说：“不对。那夏桀、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顺商汤、周武，汤、武迫不得已秉承天命才立为天子。”
黄生说：“桀、纣虽然无道，但依然是君主；汤、武虽然圣明，却是臣子。君主有了过错，臣子应该规劝使他改正。怎么能借其有过而取代他呢，这是弑君篡位。”
辕固生答道：“如果按你的说法，那么汉高祖取代秦朝也不对喽。”
汉景帝一看争论涉及到汉家祖宗，不能再让他们争下去了。于是赶忙说：“谈学问的人不谈汤、武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于是争论止息。此后学者再无人胆敢争辩汤、武是受天命而立还是篡夺君权的问题了。
这个故事说明汉朝遇到的一个严重问题：需要找到一套权威理论，可以论证汉朝得天下的合法性。
到了汉武帝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四处征战，对百姓征收的赋税很重，民间质疑汉朝合法性的声音此起彼伏；还有主张要分封为多国各自为政的。
此时，董仲舒横空出世了。
董仲舒的理论，概括而言就是：
董仲舒把阴阳家的思想杂糅进儒家思想，他用《春秋繁露》这本书表达了出来。
其中儒家思想的部分基本继承了荀子和孟子的说法，儒法并用，外儒内法。孟子的主张中强调“仁”的部分是侧重点，统治者要行仁政；荀子的的主张更强调“礼”，即用法律制度来约束臣民。董仲舒把这两点都继承并强调了。
其中阴阳家的思想则是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论证了王朝更替的合法性，用天人感应的理论表达了上天制约人间君王的理论。阴阳五行说的是每个王朝都有其五行德运，五行之间的生克原理就与王朝更替对应上了。天人感应则说的是上天通过天象和灾异来与人间君主沟通，以告诫君主该怎么办。
大一统：董仲舒提出，大一统是宇宙间的通行法则，人间的王朝政治，当然也要遵循，并且大一统适合古今任何时代。
汉武帝一看，就被董仲舒这一套理论给征服了：这正是我要的。
于是，汉武帝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朝的五行德运推定：
秦始皇按照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克、终始循环的原理推定，认为周朝占有火德的属性，秦朝就是克制火德的水德。衣服、符节和旗帜的装饰，都崇尚黑色。而汉朝则认为秦朝国祚太短，不能算数，认为自己才能居于水德。于是西汉德运就定位水德。我们看影视剧中西汉的服饰旗帜以黑色为主，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到了东汉，五行德运又被改成了火德，东汉因此崇尚红色。
五行生克的这套理论，虽然经过董仲舒的杂糅改造，但是很不严密，随意性太大，所以后世逐渐趋于没落。
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
天人感应认为，上天通过天象和在人间的灾异现象来与人间君主沟通，告诉皇帝哪些干得好，是上天嘉许的；哪些不好，是上天所严厉谴责的。比如，出现了地震、山崩、洪灾等等，这是上天在警告君主，要行德政仁政，要善待百姓；再比如，天上出现了流星、出现了异常的星象，这都是提前对人间的预警，流星坠落，以为着人间有大人物要去世，异常的星象，各自有不同的意义。
这套理论的好处是，给人间君主最后一道限制，让他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敛。坏处是：理论粗糙，容易被有心人利用。
后来的历史就严重地受到了这些理论的影响，比如王莽代替汉朝，就是依靠天人感应这个粗糙理论完成的。天象启示也被权臣用作清除异己的手段。
董仲舒的其他重点：主张国家应该大一统，不能分封；王朝应该推行德政，打击豪强以缓和社会矛盾，推行仁政，以刑罚为辅助。
结语：
中国从汉朝开始，基本上是儒法道并用，刚开始是到家多一点，然后儒法并用、外儒内法。儒法结合，其实是荀子的主张，荀子继承并重点发挥了控制的“礼”，即法治部分。
以上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欢迎留言交流、批评指正。
（完）
凌烟阁论史感谢你的阅读！欢迎你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有不同看法也欢迎你留言交流。
凌烟阁论史
具有古代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董仲舒主张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孔孟之道的最忠实继承者和儒家思想典型代表人物，不存在什么内法外儒或者内儒外法的学术思想，即使存在也改变不了其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性质。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花功夫去理解和争辩。
当今，最应该理解和研究的是如何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着眼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着力于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避免封建社会历史兴亡周期率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悲剧重演，凝心聚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东方雄鸡3355
董仲舒就是儒家。没有什么内外之别。董仲舒提出了五常中的第五大原则信，刚好对应佛法中投人五戒中的不妄语戒律。所以看得出来他就是完整的儒家的人，
我们说的外儒内法的发展历程。是从三个角度说的
一，秦国确立的皇帝万岁的法家制度。以及郡县制。后世沿用了。
这就是说，在法家制度下，皇帝就是既得利益者。儒家对怎么组成政权没有描述。那中国的大制度框架就是法家的。所以之后的儒家分子，在推广政治主张的时候都极为小心。
二，焚书坑儒，指鹿为马，坑赵40万的文化是法家的。
也就是说。在春秋战国前期。国君之间还常常保持仁义。但是秦的一系列操作之后。汉乘秦制。虽有儒家出来讲仁义，但涉及到利益等问题。还会有一些官员有法家思维，为何，”前朝”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儒家在思想领域一直在和法家拉锯战。最典型的清曾国藩，这么严谨治学，修身的人，纵容部下屠城。孔子第一条就是仁。
三。所以说，以往的中国朝代法家官员和儒家官员应该是对半分的。所以一直说真正的古典主义儒家应该在日本。近代主义儒家在韩国
师长366
董仲舒个人是彻彻底底的儒家人物，但是他对于中国法制的发展是有着巨大的贡献的。 在之前，因为汉朝继承的是秦国法制，所以执法手段比较粗暴，法律也较为死板，这是故事背景。举个2100多年前的真实案例：父亲被人打了，儿子看到后非常着急拿着木棒就冲上去要为父亲报仇，但是不小心打到了自己父亲身上。这放在今天难道触犯什么法律吗？会有什么后果吗？不会有的。但是在秦汉时期，按律法以子伤父大逆不道当判死刑，当时有人就去找董仲舒说情，董仲舒于是以儒家经典 春秋 为根据解释，觉得是无心之举好心办坏事不应惩处，救下了这个可怜的孝子。也就是从董仲舒春秋决狱以后，中国的礼法才开始结合。这只是其中一则，这里边有很多案例都反应了秦汉时期法制的落后，而这些都是靠着董仲舒春秋决狱之后才有以改变，更重要的是引进了参考，日后法官在判决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不能一刀切，得按照儒家经义所传达的思想去解读行为本心或其它特殊情况，客观上促进了法制的进步。（原创
）飘飘乎欲仙
董仲舒是儒家，小集团利益为本位价值观，阶级存在的保障理念。以汉武帝什么鬼都拜的情况来看，巫蛊之乱是必然的，“非其鬼而祭之，为谄。见义不为，无勇也！”
孔子是至圣先师，圣人心怀人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圣人之道指向大同，至德中庸为“允执阙中”，指是人生观世界观两端取无私，价值观随势取舍合道而行。《论语
》2.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礼并用是圣人持治的中心，也即礼刑并用。并不是什么“儒法”，所以我关心的是：讨论董仲舒，别把这锅让孔子背。
儒，人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大道不行才要主张仁义，仁义本来就是大道；智慧为什么能出来，因为世间价值观混乱！“儒，沟通天地之人”，并不是认俩字读的书多能忽悠人就能称“儒”。以“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理解，圣人之道是从个人心思言行的管理到邦国的管理之说。用“儒学”这两字永远也理解不了《论语》在说什么，也理解不了先秦诸子是在做什么。
孔子的“仁义礼智信”用内经解释，是个人修证和大治结合的管理理念，整本书边教识人边说为治边教我们“有耻且格”。“有耻且格”，是圣人之道的修证，先成人，后修道沟通天地。而内经《着至教论》言内经“上通神农，著至教疑于二皇”，明明白白地说内经由三人皇立道，伏羲起河图取像，神农整理，炎皇完善。孔子继承的是人皇圣道：医统天下，完善人格，提升自我的路。不过孔子的说法特别浅白，反而涵义很深，《论语》只是直接告诉我们他思考取舍的而已，大象无形对不对？《三皇内经》那确实是很深，所以明朝遗料“学医者先习儒业”就是如此，本是一以贯之。
所以不管董仲舒说的啥，那是切合当时的需要，且歪曲了孔子的理念。如果他不歪曲圣人之道，汉武帝就只会祭天地人祖，根本不会有巫蛊之乱。董的价值观本位不一样，说明扭曲了管理的根本理念，相当于三观的人生观不一样。人生观不一样，是人品不一样，“骥不称其人，称其德也！”等于他走的是他自己的路，无关孔子。
所有的管理，都是文武之道。别说啥“儒法”，这太外行了。所有的管理都归结为人需，只是德礼还是政刑的区别。文武之道的运用，由决策者思维层次的理解和行为能力来运用。即使董有问题，那也是正合领导的心意，谁也别说谁，只能说时势如此。历史鉴证未来，但历史不决定未来，这会讨论这问题的意义并不大。
当然，题主爱读书思考是好事。我建议你横向比了纵向再比，诸子著作也看一看。先秦诸子是求治思维大绽放，所有的理念源头都在先秦，不用读别人的口水书省得要过滤作者的价值观本位，你的理解会不一样的。加油！
节度使95
此事要辩证。从大的方面、从根本制度上说应是内法外儒。因为董仲舒改造孔儒本身并非为复分封制的周礼，而恰恰是适应和维护秦创汉承的郡县制和其大一统的皇权的举措。亦即儒与诸家融合是为共同维护一统皇权和郡县制的根本大法的，否则不加改造，如按孔子“复礼”的原意是无法做官全面进入权力层的；但从精神层面和某种角度它又体现了内儒外法。如把四书规定为必读、致使固化、独尊、三纲五常的僵化运用和解读、延至宋后对妇女形成的层层枷索等等。此时，因儒家观念的长期灌输、固化，某些部份和层面己形成以儒代法、以儒定法。总之，在维护郡县制、一统皇权、一姓政权这个根本的、法定的制度的大前提下儒家、儒者都是读“圣贤”书的各级官员(也含皇帝、皇族皇亲)、地方乡绅都是执法者，同时又是儒家思想的卫道者。
昆仑139100429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学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之一，从孔子周游列国就能看出，当时的儒学，在列国均遭受冷遇。
而法家，作为明目张胆的鼓吹极权政治与驭民之术、力主严刑峻法与民为敌的学说，因为能够很快的提升国力，则受到秦国的采纳。法家主张性恶论，认为要用重刑对付臣民而轻视道德教化的作用。法家把一切与极权政治的农战政策无关的阶层与学说都看成是罪恶的。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韩非的“五蠹之说”，他认为学者，带剑者，言谈者，患御者及工商之民，都是国家的蛀虫，应该全部消灭。这就是著名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暴政借口。由此赢政搞的焚书坑儒，其实是除了法家及医农之书以外，诸子百家全部遭殃。
那么，儒家与法家究竟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外儒内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汉武帝时代，好大喜功的刘彻，当然觉得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限制了他的手脚，因此急不可耐的要找一种思想体系来满足他的味口。本来法家就是专门为暴君量身定做的最合手脚的治国治人之术，但是法家赤裸裸的推崇君权与民为敌的刑名之术，使汉武帝慑于秦朝迅速崩溃的前车之鉴而不敢明目张胆的采纳。而墨家反应底层社会民众的要求，主张除强扶弱，兼爱，非攻，节用，苦行，蔑视权贵，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有严密的组织性与凝聚力，则更为帝王所忌讳。
汉武帝
这时，一个专修《春秋公羊传》的大儒董仲舒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董仲书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一书中，明确的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何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何谓五常：仁、义、理、智、信。孔子曾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道德观，孟子从仁政及民本的思想出发，也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仁、义、理、智的四端道德。然而，到了董仲舒这里，不但与孟子的“君臣有义”反其道而行之，而且将孔子的等级道德观进行了的本质性的篡改。刘彻看到这个彻底维护君权而又蛊惑民心的三纲五常，心中大悦。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招天下贤士，咨询治国之策，董仲舒献上《天人三策》，何谓三策：1、天人感应，实现大一统就要尊君，君权神授，代天牧民。君主违背天意时，天降灾异，君主合符天意，天降祥瑞。2、文德与刑名兼治天下。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请注意，老董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
讲授儒学
汉武帝其实在本质上是认同法家的，他表面上排斥法家，是忌惮于秦朝的速亡，不得己独尊儒术。当时最正直的大臣汲黯（很可能是墨家）就对刘彻有句大胆的评语：“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一朝，打儒家招牌，行法家治术，挂羊头卖狗肉，虽说儒者居高位甚多，但政绩平庸。然而酷吏横行，严刑峻法为汉朝之最。中央集权体制在老董的推动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狰狞，被灭九族的官吏百姓何其多就暂不统计了。仅巫蛊之乱，不但皇后太子两任宰相都死于非命，从官员到百姓上万人被杀。
一个才被秦始皇焚坑的儒家，几十年后，就杀气腾腾的要灭绝诸子百家了，一个在荀子那里遮遮掩掩犹抱琵芭的儒法怪胎，就在董仲书手里呼啸而出，大行维护君权的外儒内法之道，开两千年郡县制帝国的思想文化专制的先河了，儒学由此一跃而为官方的主流思想并一统中国两千年。
那些年那些人和事
请恕直言，如此先下定义(儒、法)再行寻找资料，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研究方法不可取！这是一种机械唯物方法！定义一下，即将自家思路框定在概念范围之内，无论怎样分析，都会是非此(内儒外法)即彼(外儒内法)的选边站队结论，与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