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琳」“三十而立”的APEC

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APEC開創了靈活、漸進的“APEC方式”，最大程度地激發了21個成員經濟的增長潛力，為亞太地區的貿易投資合作注入了不竭動力。APEC需在堅持自身特色的基礎上，深化推動“現代化”改革，創新區域經濟治理合作，才能重振APEC下一個10年的發展勢頭。

今年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成立三十週年。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APEC開創了靈活、漸進的“APEC方式”，最大程度地激發了21個成員經濟的增長潛力，為亞太地區的貿易投資合作注入了不竭動力。三十年後的今天，世界貿易投資形勢、大國關係等均與APEC成立之時大不同，如何適應當前國際和地區政治經濟環境新變化，推動APEC“現代化”改革，實現區域經濟治理機制的“再創新”，是確保APEC順利邁向“四十不惑”這一個十年的關鍵。

新挑戰與新機遇

從挑戰來看，第一，全球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持續升溫，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三個輪子“貿易、投資和經濟技術合作”動力不足。根據WTO 2019年4月發佈的《全球貿易數據與展望》，2019年全球貿易增長預期下調至2.6%，持續增加的貿易限制措施影響了8168億美元的國際貿易。APEC秘書處報告顯示，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APEC成員實行的貿易限制措施總數達129項，佔這一時期全部貿易相關措施的59.7%，保護主義持續升溫，2019年APEC地區貿易預計增長3.8%。2019年8月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報告顯示，2018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餘額為30.9萬億美元，同比下降4%，增量投資有所放緩，撤回投資的情況有所增加；中美貿易戰嚴重影響了雙邊的投資，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規模出現快速下降趨勢。從2016年的460億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290億美元，降幅達37%。2018年更是進一步降至48億美元，同比劇減84%。2010年APEC 13個成員完成了茂物目標評估，2020年其餘8個成員即將完成茂物目標評估，在關稅遞減、貿易便利化、投資自由化等領域APEC已經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下一步深度的區域經濟合作面臨著邊境後措施改革、結構調整等，都是“難啃的骨頭”。

第二，大國政策調整的深刻影響。去年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莫爾茲比港召開的第30 屆APEC 會議，會後卻沒有發佈領導人《聯合聲明》。這是APEC成立以來首次出現的情況，美國的單邊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已經成為亞太地區經貿合作的最大絆腳石。APEC起源於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是APEC最初的倡議者和主要推動者。但特朗普上任後宣佈退出TPP，使得之前亞太地區TPP與RCEP“雙軌並行”格局不復存在。特朗普政府傾向雙邊協定，重新簽訂美加墨（USMCA）和美韓自貿協定、啟動與日本雙邊談判，美國的戰略收縮和極限施壓的對外政策，極大地延緩了亞太地區貿易自由化進程，弱化了APEC“開放的地區主義”的合作要義。亞太地區仍是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部分，但不同政府政策工具的選擇顯然不具有連貫性。美國政策的轉變，導致了許多亞太經濟體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對美經貿關係協調中，削弱了亞太區域一體化的向心力。

從機遇來看，第一，亞太經濟相互依賴、高度融合，地區價值鏈和全球價值鏈相互交織，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奠定了基礎。

第二，全球經濟面臨技術革命、數字革命的新發展，國際經貿規則正處於重塑期，方興未艾。信息技術與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對全球貿易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APEC成員之間數字產品貿易、服務貿易、產業內貿易的比重明顯提高，國際經貿規則更加強調高標準、高水平的便利化與自由化。APEC在規則討論方面具有優勢，它的靈活性和漸進性，更加有利於新規則的探索和試驗。比如2007年APEC啟動的數據隱私探路者行動（APEC Cross-Border Privacy Pathfinde）、跨界隱私執行安排（CPEA）以及2012年成立的亞太經合組織-歐盟聯合工作組，促成了數字貿易領域跨區域的“軟規則”。

如何“四十而不惑”

如今，APEC需在堅持自身特色的基礎上，深化推動“現代化”改革，創新區域經濟治理合作，才能重振APEC下一個10年的發展勢頭。

第一，堅持和繼承APEC特色。APEC成員包括世界三大發達經濟體美日歐中的兩個，“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中的兩個，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三個，他們都是“重量級”的成員，同時APEC也包括如巴布亞新幾內亞這樣的小型經濟體。APEC需要兼顧“大塊頭”和“小個子”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承受能力，平等互利、協商一致和自主自願的原則是APEC的核心精神，也是APEC至今保持生機的重要原因，需要繼承和發揚。CPTPP和RCEP“巨型FTA”推動下的亞太區域一體化，仍應堅持包容性和多邊性，強調靈活性和差異性，漸進式地推動，最大程度地集結APEC所有成員國的合作意願。

第二，推進合作機制現代化、合作領域多樣化、議題引領先進化。首先，合作機制現代化。APEC應當一方面，推動單邊行動和諸邊行動相結合，謀求政策“最大公約數”，倡導以“指導原則”（Guildlines）代替“硬性約束”，以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為示範案例，加以政策引導和培訓。另一方面，提高APEC成員政策透明性，加強政策協調，提高監督力度，改進互評方法，以提高APEC成員的政策執行效率。

第三，鼓勵多形式的次區域和雙邊合作，注重推進“小國合作”。利用APEC框架開展多種形式的次區域合作和雙邊合作，有利於大國之間的良性互動。比如北極圈問題，中國、加拿大、俄羅斯、美國和日本五個亞太地區的重要力量開展次區域合作，可以更好地促進政策溝通；比如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有利於整個亞太地區的有序競爭和優化資源配置。其次，毫無疑問，當今國際經濟治理，大國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這也是近年來G20代表的“大國主導型”國際經貿治理機制作用愈加凸顯的重要原因，小國參與國際貿易治理和經濟合作的作用被弱化。而APEC為亞洲和太平洋的小國提供了外交、經濟合作的重要機遇，為APEC合作注入了新鮮活力，這一機制為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推動地區關係協調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第四，不做“清談館”，為企業、社會、人員全方位的交流搭建平臺。在多變的國際環境下，提高企業活力，提高社會各階層人員的參與度，是促進APEC地區深度一體化的重要途徑，這也是APEC合作最具特色的領域之一。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提高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鼓勵中小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為中小企業營造良好的投融資環境，更好地融入全球價值鏈，這將是今後APEC持續努力的方向。

最後，APEC的三十年見證了中國對外經濟發展與合作的三十年，是中國從擴大開放逐步走向國際經濟治理舞臺正中央的三十年。1993年江澤民主席首次參加APEC領導人會議之際，我們思考的是“APEC對中國意味著什麼”，三十年之後，我們更多地應該思考“中國能給APEC帶來什麼”，中國方案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發展、區域合作的重要“因變量”，決定著未來APEC的發展方向。2014年中國提出的“互聯互通”獲得APEC多數成員的高度認可，形成全方位、多層次、複合型的亞太互聯互通網絡可成為APEC下一十年的發展目標。

（原文首發於《世界知識》2019年11月。）

閱讀更多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 的文章

關鍵字: 國創上頭條 日本 經濟合作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