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70週年的盛大閱兵式和群眾遊行，是講述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的一個厚重故事，在對內、對外傳播過程中顯現出極強的穿透力。中國在經濟、社會、軍事等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亟待匹配與之相適應的國際傳播和對外交流能力。當前，我國對外傳播媒介平臺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對外傳播內容和手段不斷探索創新。跨越文化和意識形態差異的眾多中國故事正成為新時代展現中國形象的強力抓手。
然而，新時代中國故事的對外傳播也正面臨事倍功半，甚至被曲解、被利用的風險。在經歷從自發到自覺的探索之後，中國故事的生產、傳播和記憶需要走向理論化、專業化、系統化。學術研究成果處在傳播內容生產鏈的最頂端，學術對外傳播能夠通過國際化的交流實踐促進理論創新和提煉，進而幫助講述者優化故事結構，增強感染力，幫助跨文化的傾聽者選擇恰當的闡釋框架，增進認同感。可以說，強化學術對外傳播，尤其是人文社科的學術對外傳播，是新時代進一步講好中國故事、提高國際傳播能力的關鍵一環。
深入研究海外受眾興趣轉向
中國歷史文化本就博大精深，新中國70年獨特的發展奇蹟和龐大的市場規模更為其增添了強大魅力，持續激發起海外公眾越來越強烈的興趣。在總體上，這種興趣正在從過往的“主觀獵奇”轉向“冷靜審視”。在“主觀獵奇”視角下不免會充斥著各種離奇的偏見，但“冷靜審視”的視角也不會自然而然保證全面和客觀。不全面的信息接觸、不恰當的闡釋框架和不相容的價值取向，都有可能導致更深刻的偏見。面對這一困境，我們需要充分認識並全面發揮學術對外傳播的功能。
學術對外傳播的首要任務並非盲目輸出學術研究成果，而是分析研究海外各類公眾的認知現狀、深層動機以及多層次、多類型、多方位的需求。一方面可以為我國對外傳播決策提供參考，為中國故事的講述者提供指導；另一方面可以用來佈局學術對外傳播的內容結構以及評估對外傳播的長期效果。此外，學術對外傳播需要以內容為中心進行涵蓋外部傳播策略和內部成果培育的整體佈局。梳理、整合既有的優秀研究成果，發出中國聲音，同時也要避免自設噪音或過猶不及。培育薄弱甚至空白領域的研究成果，避免面對需求或誤解時的“失聲”或解釋力匱乏。
針對海外受眾的興趣轉向，學術對外傳播至少應有效回應三方面的內容需求。首先是提供更多元、更豐富的研究成果，使之成為海外大眾化內容生產的源頭。其次是提供新的闡釋框架，我們既要以對方聽得懂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也要引導海外受眾以中國框架理解中國故事。再次是探索中國樣本、中國問題的一般理論價值和全球普遍意義，回應有關人類命運和文明走向的基本問題和前沿問題。
推動中國故事升級
在國家戰略支持下，中國學術“走出去”在圖書國際出版、跨國學術交流、學術論文國際發表、學術期刊國際發行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展，出版物和論文數量、被引用數量、學者出訪數量都有明顯提升。然而，具體到自然科學和人文社科兩大分支時，情況迥然有異。在自然科學諸多學科領域，我國的學術成果已經很好地融入甚至引領著國際學術話語體系，而人文社科領域的國際影響力則相對較弱。建設並佔有更多的傳播媒介資源是發展的前提和契機，但並不意味著擁有更大話語權。
提升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話語權，直接有助於提升新時代中國故事的傳播力，而學術話語權的獲取也需要藉助講好學術故事。具體應從語言基礎強化、意義發掘和建構、價值觀融入三個層面入手。第一，語言能力仍然是融入國際學術話語體系的前提。當前，我國學者的英文專著寫作能力、出版機構的翻譯能力仍有很大欠缺。不過，近年來，我國高校對師資隊伍越來越嚴格要求具有海外留學或訪問背景，學術對外傳播語言基礎的整體性強化未來可期。第二，意義更易於跨文化感知和共享。學術研究和故事講述要超越簡單的現象描述和符號加工，尋求意義的深度發掘和創新性建構方式。《功夫熊貓》和《花木蘭》是西方人借用中國符號闡釋西方意義的典型。我們也需要研究發掘具體而微的中國意義，並嘗試運用創新性的敘事結構講述中國乃至世界的故事。第三，不存在完全脫離價值觀的對外傳播，要在總體意識形態存在差異的情況下，尋求能在更深層次達成共識的價值取向。承認價值取向的存在並站在有限共識的基礎上交流，才可能促使雙方客觀看待、深入理解彼此間的價值觀差異。
秉持對話和品牌化的理念
總體上，新時代的學術對外傳播乃至講好中國故事需要秉持對話和品牌化的理念。對話是優化個體交往、群體互動及社會運行的指導思想和實踐原則，而品牌化是建構主體形象、增強傳播效果的典型方法和有效途徑。對話理念下的學術對外傳播需要明確三點。一是確立基本共識。實踐證明，尊重生命和人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題能夠成為國際對話的基本共識。二是保持平等、獨立和差異。相互謀求共識和共同創造，但互不征服或同化，在對話中把握、完善、提升各自的思想和理論。三是學術對外傳播是未完成的動態過程。不以對方完全接納、大一統的理論為目的，而是在更多共識獲取的過程中尋求自身及共同的超越。
在品牌化理念指導下，學術對外傳播同樣有三個層面需要重點突破：一是出版機構及期刊的品牌化，努力使其成為海外開展中國相關學術研究及文藝創作可信賴的信息源；二是學者及學術共同體的品牌化，培育扶持有潛力的中國學者、科研機構、智庫成為中國思想、中國理論的權威；三是研究成果的品牌化。包括整合、培育、包裝有關中國重大問題、核心價值、日常生活等的各層次學術成果，使之成為中國研究不可忽略的參考資料、大眾文化產品創作的重要來源。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改革開放40年‘小康社會’的集體記憶研究”（19YJC860050）資助）
（作者單位：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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