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歷史上的城市對應人名。
那麼臨安可以是寫下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柳三變
商鋪林立的汴梁可能是鐵面無私的包青天
北平走了公孫瓚的白馬義從，又迎來了朱棣的朵顏三衛。
南京是李煜筆下的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成都是諸葛亮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唯有長安是封狼居胥的霍去病，是大破龍城的衛青。
但在這個揚威萬里的強漢盛唐時期，獨享這萬國來朝風景的可不止有長安一處，雙嬌的時代裡，還有屬於洛陽的篇章。
洛陽在盛唐時期的風光最早得自一場可以傳承千年的圍點打援戰例，李世民出兵河南，打垮王世充，生擒竇建德，一戰平雙雄，函谷以東，再沒有對手可以威脅李唐王朝。秦王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聲譽，為後來的龍登九五埋下了伏筆，大唐則獲得了一個在關東的重要據點，為百年的盛世打下了第一根樁。
據唐《通典•州郡典•卷第一百七十七•河南府》描述:隋初為洛州，煬帝之初，移都創制，復曰豫州，尋改為河南郡，置尹。大唐平偽鄭王充，置洛州。開元元年，改為河南府。凡周、漢、魏、晉、後魏、隋，至於我唐，併為帝都。
唐洛陽
而按照唐朝都城設置的變化，大致可以將這段歷史分為四個時期。
從李淵從太原搬家到長安的618年開始，一直到657年，唐朝的首都都只是長安一個。基本上這段時期可以被稱為一家獨大的長安時期。
而從657年到安祿山揮軍南下的755年為止，唐朝的首都就從單一的長安變成了東西兩都，唐高宗曾經說過：“洛陽長安兩京都，朕東西之宅也。“說的就是這個洛陽和長安並重的雙嬌時代。
至於755年到904年，長安再次成為了李唐王朝唯一的首都，關中餓殍滿地，關外諸侯林立，經過了時隔百年的輪迴，長安再也不是那個從撒馬爾罕到日本，商旅雲集的國際化大都市了。不過李唐王朝的最後一口氣並不是在長安嚥下的，904年，朱全忠逼著唐昭宗遷都到了洛陽，車駕東移，也替後來的王朝徹底告別了長安的都城史。在苟延殘喘了三年之後，唐朝最終被朱溫的梁所取代。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唐朝的起落興衰和都城的變遷有著廣泛的相關性呢？
眾所周知，封建王朝的定都既要滿足控制全國的需求，又要有足夠的地理優勢保障安全，兩個因素的主次在各個時期也有所不同。一般來說，起於亂世逐鹿中原，最終天下一統的王朝更注重軍事地理，比如奮六世之餘烈統一天下的秦國，比如楚漢爭霸中脫穎而出的劉邦。而通過內部政治鬥爭建立統治的王朝則更看重交通補給，就像禪讓上臺的曹丕、司馬炎都選擇了定居在了洛陽。
而李淵起兵初期，瓦崗boss李密和繼承了隋煬帝親軍的宇文化及還在互毆，竇建德稱霸河北，王世充遊走在河南，薛舉、李軌在河西隴右威脅著李唐的腹背，劉武周藉著突厥的勢力不讓李淵的老家太原有安生的日子。這其中並沒有一個易於對付的勢力，所以有“形勝之區，四塞之國”美譽的關中就成了唐朝定都的最佳選擇。
隋末割據勢力
當然對於關中的長安而言，它的軍事地理優勢是經過了充分的科學論證的，關中地區的地貌被稱為地塹，這是一種四周被高角度斷層包圍，中間槽形斷塊下降形成的地形。具體來說，東有豫西山地，西有隴西高山，南有秦嶺險峻，北邊還有有黃土高原的丘陵山地。黃河由北向南貫穿而下，在充滿故事的風陵渡向東拐去，而控厄崤山和黃河之險的就是潼關，出了潼關沿著崤函古道，一路向東就是關東關西的分界點函谷關。在這樣八百里秦川的環繞下，關中平原沃野千里的優勢被極大的放大，而對於關中的割據政權來說，南方的蜀地有如南美之於美國，只要關中政權不自爆，巴蜀就是秦地最完美的兵員糧草補給地，一旦搞定關隴河西的少數民族政權，就可以形成張良所形容的優勢局面：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相比之下，洛陽就有兩個不足，其一雖然洛陽也有豫西山地作為屏障，黃河在北為天險，虎牢在東為咽喉，但是其內部縱深過小，方圓數百里，難以作為長期攻防的依託，而且洛陽位於天下之中，屬於四戰之地，防守壓力更是遠大於關中。
洛陽周邊地形
但事實上作為封建王朝最大的榮耀（虛榮）——封禪，李家人一共搞了三次（武才人嫁到了李家，她的武周也是李唐的另一種展現），每一次都是起於洛陽，終於洛陽。
比如說665年10月，唐高宗和武皇后封禪泰山。
丙寅，上發東都，從駕文武儀仗，數百里不絕。
丙戌，車駕發泰山。丁丑，至東都，留六日；甲申，幸合璧宮。
再比如696年，武皇封禪嵩山。
臘月，甲戌，太后發神都；甲申，封神嶽；赦天下，天下百姓無出今年租稅。癸巳，還宮；甲午，謁太廟。
而在725年10月，唐玄宗封禪泰山。
辛酉，車駕發東都，百官、貴戚、四夷酋長從行。
壬辰，上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十二月，乙巳，還東都。
封禪這種別的朝代一輩子都不一定能幹一次的事，盛唐前後60年就幹了3次，其國力可見一斑，並且我們可以發現，每一次的封禪的起點無論是東都，還是神都，都是指洛陽，一般來說封禪都是百官隨行，海外諸國紛紛來訪大事件，但這樣真正意義上的萬國來朝，四方隨行的盛典竟然不是出現在長安，而是從洛陽開篇。換個角度來看，盛唐137的歷史中長達98年是兩都並立的時代，其中光是天子在洛的時間就接近五十年。以上種種，都不難看出洛陽的重要性。
追溯歷史的話，洛陽地位的抬升在唐朝開始於唐太宗，千古一帝的李世民從637年-645年8年間一共三次巡幸洛陽，超過2年的時間呆在了洛陽宮中。
不過要論洛陽作為首都之一的地位確定還是要等到657年，唐太宗之子唐高宗將其提升為東都。
這位一直被低估的皇帝一共七巡洛陽，居洛的時間超過了十年，最後甚至油盡燈枯在洛陽結束了多病的一生。
而他的老婆相比於他有過之而無不及，唐高宗一死，武則天徹底掌握了政權，如果說李治對於長安洛陽還有來有回，那麼武則天則是專情於洛陽，她於684年九月改東都洛陽為神都開始開始名正言順的長駐，至於原來的首都長安則委派專人留守。這一別一直到706年，長安才迎來了新的李姓皇帝。706二月剛復位不久的唐中宗改周為唐，改神都為東都。到了造就大唐盛世又一篇章的的唐玄宗，家族喜歡上演雙城記故事的DNA也被這位皇帝所繼承，從717年到736年在這不到20年的時間裡他就五巡洛陽。
我們很容易就能在這四十多年皇帝在洛的歷史中發現洛陽在盛唐地位的起落於國家興衰的拋物線驚人的相似，唐太宗東巡洛陽，是為了方便對高句麗和百濟用兵，這也是李唐王朝充滿活力對外擴張的表現，其後無論是高宗武后的二聖時代，還是武周的女帝時代，抑或是唐玄宗開元時期都是大唐國力不斷向上攀升的時期，也是洛陽分享首都榮耀的時期，而到了天寶年間，李三郎似乎是盛世已久，就開始窩在長安發展興趣愛好了，從此怠政，近20年沒出過長安。在唐玄宗家裡蹲的時候，外面土地兼併，藩鎮做大，內部權奸專政，腐敗橫行，天寶年間的盛唐已經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而也是恰恰從這時候開始洛陽再沒有迎來天子御駕，直到最後被傾覆前三年位置。不經意間，君主是否東巡洛陽也和國家盛衰有了若有若無的聯繫。
但是具體來說李唐和武周對於東都的需求既類似又有所不同，相同之處在於民以食為天，這裡吃不飽就只能轉移了。
《資治通鑑》裡有過記載：永淳元年（682年）四月，關中饑饉，鬥米三百，將幸東都（洛陽），留太子監國。
而這種天下糧倉鬧起糧荒的事情在唐朝竟然不是個例，伴隨著自秦以來關中地區的深度開發，經濟學上的聚集過度性衰退也同樣找上了門，這種因為地區發展導致環境的破壞，資源的衰竭而產生的衰落最早在關中就發生在八百里秦川上的森林裡，長安作為首都多年，那土木工程自然不在少數，聚集生活的百姓也帶來了更大的日常生活需求。“蜀山兀，阿房出”雖然有文學誇張的因素在，但是實際情況也不容樂觀，以至於到了唐玄宗時期，長安城的周圍，已經沒有巨木可以砍伐，營建宮室所用的巨木一直要跑到山西內蒙地區才能獲得。
所謂的水土流失，都是源自於植被的缺失，大規模的林業開採使得，涇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來越小，龍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不能例外。昔日八水繞長安的自然盛況被撲面而來的自然災害所取代，在618年到7555年這段盛唐週期，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遭遇的蝗災有3次，水災有7次，旱災更是達到了10次之多，六七年一道的自然難題，加上灌溉水源的減少，自然造成了糧食生產的不穩定，一旦不是豐年，自然滿足不了首都龐大的人群。
唐長安
但是明清時代的北京不也是周邊糧食產量不行，靠著大運河救濟的嗎？其實長安也是如此，江南的糧食會經長江運到揚州集中，再從揚州經運河進入淮河，按著淮河、汴河，黃河的順序到達洛陽，再經過三門峽後轉入渭河，最終到達長安。但是不說這蜿蜒曲折長達三千多里的航程，光是三門峽的激流就夠船隊喝上一壺。所以既然運糧的船隊要經過黃河，而渭河的航道又是艱難危險，與其在災年等著糧隊入關，還不如直接去交通便利的洛陽就食，畢竟光是在洛陽附近的官修糧倉-含嘉倉就可以儲存超過200萬石的糧食。
當然交通便利的洛陽，相對於吃飯，還有一個監察關東地區的作用，唐朝興於太原，霸於長安，但無論是三面環山的晉中盆地，還是依山帶水的關中平原都是地勢險要的根本之地，這種軍事險要的地敵人有多難進來就意味著自己有多難出去，比如說皇帝在長安靠著一條崤函古道對關東的影響在那個交通靠槳帆和馬蹄的時代其實是有滯後的，而河南河北地區又是唐朝統一戰爭過程中戰鬥最激烈的地區，為了鞏固關東統治，皇帝長期在交通便利的東都洛陽處理公務是一個最佳選擇，而這也是李唐和武周拔高洛陽地位的相似原因。
但是除此之外武則天獨寵洛陽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遠離桎梏，另闢新天，作為上下五千年來唯一的大一統王朝女帝，其面臨的政治壓力可想而知，而長安所在的關中正是李唐贏得天下所依靠的基本盤，忠於李氏的勢力最大之處莫過於關中，換言之對唐高宗中期就開始掌握了實權的武則天來說，關中就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牢籠，所以她的獨寵洛陽就有了一層迴避李唐死忠的意味在裡面。同樣到了唐中宗恢復了李家的統治後，將首都從洛陽遷回長安也是出於類似的理由，畢竟在一個武氏經營了二十多年的城市裡生活想必到處都是磕磣。
而伴隨著唐玄宗的怠政，權相李林甫開始大權在握，他動用了更多的國家力量保障了關中地區或者說長安的虛假繁榮，於是皇帝再沒了一東一西兩頭折騰的心思，而安史之亂後，關中地區雖然經濟遭到影響，但是由於人口的減少土地的承載壓力也小了許多，加之關東的藩鎮問題從未得到妥善解決，洛陽更容易受到威脅，以致於後來的唐朝皇帝即使多災多難，多次逃出長安，但直到王朝覆滅前卻再也沒有想起洛陽曾經的好了。洛陽的地位變化也就這樣和王朝興衰聯繫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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