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朱元璋在元末亂世削平群雄，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大明王朝後，經過一番勞心勞力的治國，深感創業難、守業更難。
他通過總結歷史上統治者亡國絕祀的沉痛教訓，決定封諸子為王，分鎮諸國。
朱元璋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本固枝榮，從而確保朱明王朝君臨萬代。
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在分封第二子至第十子為親王時，手舞足蹈地對廷臣說：“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
朱元璋認為，周朝之所以可以延續八百年，就是因為實行了分封建土製度；而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就是由於沒有實行這一制度。而漢、晉以來，各朝各代的敗亡都是這個原因。
朱元璋似乎忘了，漢高祖劉邦是實施過封建諸藩制度的，後來就發生了歷史上有名的“七國之亂”；與之相類，西晉也發生了“八王之亂”。
朱元璋只顧著沾沾自喜於自己這一想法，眉飛色舞地說：“朕封諸子頗殊古道，內設武臣，蓋欲藩屏國家，備悔御邊，閒中助王，使知時務。
所以出則為將，入則為相。”還一再強調：“為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為了實現諸藩拱衛中央的目的，朱元璋在各王府中設立相府，任命了文相、武相、文付、武付。武相和武付多派宿將充任，如華雲龍為燕府武相，耿炳文為秦府武相，汪興祖為晉府武付，吳禎為吳府武付。
有了將，還需有兵。朱元璋詔令：“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如本國是險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規定設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每王府設三護衛，約為一萬六千多人。另外還有權節制封國內的守鎮兵。
這還不夠，朱元璋還有意識地安排王府官兼任地方高級職務，如鄭九成為秦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參政，汪河為晉府左相兼山西行省參政，等等。即親王有權過問所封國內的重大事務。
洪武三年，汪河赴任晉府左相兼山西行省參政時，好友蘇伯衡寫《送晉王相汪君序》相贈，文中這樣慨嘆： “矧今晉王所賜履表裡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閫。”
想想看，單以一晉王論，其已佔盡了戰國時韓、趙、魏三國之全壤；諸王的權勢加在一起，豈不會導致強枝弱幹之勢？！
有大臣覺察出了其中的危險，不斷提醒朱元璋。
其中，洪武九年，山西平遙訓導葉伯巨上萬言書，說：“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之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
的確，親王典兵當然可以預防外姓利用掌握軍權反叛朝廷，但諸王兵權過大也可能導致皇室內部鬥爭的加劇但朱元璋卻嘴硬，說：“此離間吾骨肉！”直接把葉伯巨逮捕下獄。
為了規避葉伯巨所說的“尾大不掉”之事發生，朱元璋費盡心機，在《皇明祖訓》裡對諸王進行苦口婆心的規勸，說：“凡自古親王居國，其樂過於天子。何以見之？冠服、宮室、車馬、儀仗亞於天子，而自奉豐厚，政務亦簡。若能謹守藩輔之禮，不作非為，樂莫大焉。至如天子總攬萬機，晚眠早起，勞心焦思，唯憂天下之難治。此親王所以樂於天子也。”緊接著又說：“凡古王侯，妄窺大位者，無不自取滅亡。或連及朝廷俱廢。蓋王與天子本是至親，或因自不守分，或因奸人異謀，自家不和，外人窺覷，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傾朝廷而累身已也。若朝廷之失，固有此禍；若王之失，亦有此禍。當各守祖宗成法勿失親親之義。”
朱元璋這番話的中心思想就是：當皇帝是一門苦差使，沒什麼好的；當藩王才真正是人間至樂，大家應該好好珍惜，各守本分。
當皇帝沒什麼好的？朱元璋還真當已經就藩的諸子是三歲小孩童來哄了。
不過，有他在，局面還鎮得住，等他走了，就要亂翻天了。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撒手塵寰，駕鶴西去。
繼位的建文帝驚恐地發現：諸王尾大不掉之勢已經形成了。
為此，建文帝不得不手忙腳亂地進行削藩。
按說，削藩就削藩，但絕不能操之過急，而應用溫水煮青蛙的手法。
高巍曾向建文帝獻計，說：“高皇帝分封諸王，此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廷綱紀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今盍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飀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
但是，建文帝竟不能用，而是採取鐵腕手段，雷厲風行。
建文帝為什麼可以如此肆無忌憚呢？
《明史·黃子澄傳》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答案。惠帝為皇太孫嘗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對曰： “諸
王護衛兵，才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是其言。
所以，建文帝即位後不久，就以太祖遺詔的名義宣佈“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
該年“八月，周王?有罪，廢為庶人，徙雲南”。
“冬十一月，工部侍郎張籨為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察燕陰事。”
次年（建文元年）二月斷然下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齊王?、代王桂有罪，廢為庶人。”
“六月，岷王螰有罪，廢為庶人，徙漳州。”
特別補充一下，建文帝流放了四個皇叔，逼死了一個皇叔，看著這五個皇父逆來順受，聽憑擺佈，他卻全無一點憐憫。甚至，湘王朱柏全家自焚明志，他還賜給這位叔父一個諡號“戾”，足見其心堅如鐵，與史書所稱的“仁慈”完全不符。
七月，建文帝“詔讓燕王棣，逮王府官僚”，終於迫得燕王朱棣舉兵相抗。
建文帝的表現也相當乾淨利落，馬上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削燕王屬籍，派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耿騌，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友、陳暉、平安等人率數十萬大軍分道並進，氣勢洶洶，直撲北平。
如此殺伐幹練的建文帝，為何會有“仁慈”之名呢？
主要得益於《明史》裡的兩條記載。
一條來自《黃子澄傳》，文中說： “明日又入言曰， ‘今所慮者獨燕王耳，宜因其稱病襲之。’帝猶豫曰，‘朕即位未久，連黜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於天下？’”
另一條來自《恭閔帝本紀》，文中說：“王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及明起視，已在圍中。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以天子有詔，毋使負殺叔父名，倉卒相顧愕貽，不敢發一矢。” 《黃子澄傳》條的記載突如其來，讓人手足無措。
建文帝處理周王、湘王、齊王、代王、岷王手腳麻利，血腥殘忍，怎麼輪到處理燕王時，卻躊躇猶豫起來了？沒頭沒腦地來了一句“若又削燕，何以自解於天下”，讓人難以置信。
更加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央軍與叛軍交戰，中央軍自士兵到將領，都以“天子有詔，毋使負殺叔父名”，不敢傷燕王朱棣一根毫毛。
人們也因此將朱棣贏得天下的原因歸結於“毋使負殺叔父名”這句話，感嘆無限地說：建文帝，真是太仁慈了！
想想看，因為這所謂的“仁慈”，致使兵禍連結，在三年的戰亂裡，雙方戰死士卒高達幾十萬人，“淮以北鞠為茂草”，這是“仁慈”嗎？
還有，因為這所謂的“仁慈”，致使江山易主，建文帝自己生死不明、下落成謎，這又是“仁慈”嗎？
我總覺得，朱元璋是把就藩諸王當成小孩子哄，說“當皇帝不如當藩王好”；而《明史》是把讀者當成小孩子哄，說建文帝因“毋使負殺叔父名”而失天下。
話說回來，“毋使負殺叔父名”這一句“名言”，並非《明史》的胡編亂造，其在明朝官方修訂的《明神宗實錄》中也出現過，明朝不少人也對此產生過質疑。
崇禎年間的朱國禎曾指出，在白河溝之戰中，朱棣被猛將平安追殺得極其狼狽，在走投無路之際，平安的戰馬馬失前蹄，他這才僥倖逃了一命。後來朱棣登基，和平安聊起前事，問：“前日之戰，汝馬不蹶，其殺我乎？”平安據實回答：“殺之。”
另外，鎮守濟南城的鐵炫假裝向朱棣投降，準備在朱棣進城的時候，用千斤鐵閘將之砸死。只不過，此計實施時，控制機關的人時機把握不準，僅砸中朱棣的馬頭而已。
還有，朱棣在靖難之役勝利後，曾效仿唐太宗表彰“昭陵六駿”的做法，命畫師給自己曾乘坐過的戰馬畫像，有《四駿圖》《八駿圖》，畫像上有記錄： “其一曰龍駒，鄭村壩大戰，胸膛著一箭，都指揮醜醜拔箭；其二曰赤免，白溝河大戰，胸膛著一箭，都指揮亞失帖木拔箭；三曰棗騮，小河大戰，胸膛一箭，後兩曲池一箭，安順侯脫火赤拔箭；四曰黃馬，靈璧縣大戰，後曲池著一箭，指揮雞兒拔箭……”
刀槍、弓箭都是不長眼睛的，朱棣沒死在戰陣，實賴其命大，而非建文帝的“毋使負殺叔父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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