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主導思想是黃老思想。原因是被重用的名相都是像管仲和范蠡，傳承黃老傳統的通才。

管仲

在戰國後期的秦國，這個局面發生變化。秦國重用了從黃老傳統變異出來的後期法家如商鞅、李斯。他們把思想焦注在人性趨利畏罪，在重刑厚賞下，必然能產生動力和自律的概念上，實施嚴刑峻法的政治行為，乖離了前期法家思想或黃老之術中的宏觀理念。

李斯肯定乖離了他老師荀子的思想。荀子視野開闊，他認為天道不會因為人的意志而改變，人應該順應天或自然規律，而不是嚴刑峻法。荀子的原話是：“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語氣像極了姜太公和范蠡。

天人相分與性惡論

荀子對迷信持批判的態度，他認為自然的變化與社會的治亂吉凶沒有必然的聯繫，認為祭祀哀悼死者的宗教儀式，僅僅是“志意思慕之情，是盡人道而非鬼事”。

位於安澤縣況山上的荀子塑像

荀子“天人相分”的觀念與漢代大儒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對立的。荀子認為人性就是生理和心理本能。荀子的原話是：“生之所以然者，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紛亂理，而歸於暴”。

這就是荀子的人性本惡論，與其說是性本惡，不如說是生理和心理的體現。荀子還認為“學至於行之而止”，與墨子《非儒篇》中的口吻十分相似。這應該是受墨家宋鈃和慎到所影響，不像孔孟重道輕術。

荀子的思想十分接近18世紀的社會科學。難怪尚古、八股的宋朝大儒程頤抨擊荀子“才高學陋，不見聖賢”。連相對豁達的儒生蘇東坡也批評他“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這隻能說明宋儒思想落伍，給傳承宋明理學和經學的明儒亡國以及清儒誤國埋下伏筆。

呂不韋融各家為一家

戰國晚期，齊愍王窮兵黷武，齊國衰敗，稷下學宮隨之衰微。這時，姜太公（呂尚）的23代孫呂不韋計劃編寫《呂氏春秋》，許多稷下黃老學派的學者都投奔呂不韋。

呂不韋

呂不韋編寫《呂氏春秋》偏重於汲取先秦諸子思想的精粹，力圖超越門戶之見，他認為：“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兼，關尹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責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十入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呂氏春秋》雜採諸家，而不死守一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後人關於《呂氏春秋》的評價，褒貶的都焦注這個特點。讚賞地把《呂氏春秋》看作先秦諸子學說的總結，如高誘讚揚它：“融各家為一家，大出諸子之右”。貶低它的稱它為雜家，如梁啟超把它貶為雜貨鋪，不足以成一家言。

不論是鉅著還是雜碎，可以肯定，這是繼稷下學宮之後，對先秦諸子思想的去蕪存菁工作。秦始皇九年（前238年），嫪毐事件牽連呂不韋。呂不韋失勢，被後期法家李斯所替代。

不過，李斯的影響是十分短暫的，26年後，漢高祖劉邦亡秦滅楚，重新實施黃老之治，並迎來文景盛世。最難能可貴的是從春秋管仲治齊到前漢文景盛世，黃老學派擁有550年曆代春秋名相輝煌政績的驗證。在社會科學領域，這是對“黃老思想”的科學驗證，它是比辯證法更有說服力的論證。

董仲舒和儒家獨尊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徵求治國方略，董仲舒以陰陽五行為框架，提出《天人三策》，並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認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人合一，所以皇權天授”，並強調災異遣告和三綱五常”。學說盡收集於《春秋繁露》。漢武帝並不理會“科學驗證”，果斷地獨尊儒家，罷黜百家，政治的摧毀力發揮到極致，黃老學派瞬間湮滅。

董仲舒

在儒家獨尊後的大儒眼中，集諸子思想大成的黃老和前期法家如計然、李悝、慎到、荀子等是徹頭徹尾的四不像。一不像孔夫子重道輕術，二不像孟子認為性本善，三不像董仲舒天人合一，四不像經學家精通《易經》卜筮之學，所以只能是異端末流。

倒是李斯的嚴刑峻法一直在外儒內法的儒家管理傳統下，在桌子底下傳承了下來。於是嚴刑峻法酷吏就成為世俗眼中的法家思想。法家代表人物當然就是商鞅、李斯、韓非。於是國學就是儒學，加上老子、莊子、韓非子作點綴。

黃老思想支離破碎

誰聽說過李悝、慎到呢？李逵倒是婦孺皆知！經濟能興邦，軍事能復國，為官能忍辱負重，文采能著書立說，經商能富可敵國的范蠡只能以商聖陶朱公的身份傳世。計然肯定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道教的二祖通玄真人。

從此中華文化只有儒家道統，沒有黃老傳統。黃老思想只剩下支離破碎的一些碎片，最大的碎片是在東漢興起的玄學、養生術和道教，於是和孔子一樣講道而不講術的老子和莊子還有立錐之地。道術並重的思想則被視為權謀術數，只能在世俗實在無法摒棄的《孫子兵法》裡琢磨。即使是《孫子兵法》也莫名其妙地被視為《三十六計》的孿生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