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錢到公事辦，火到豬頭爛”，錢甚至能買通鬼神，特別是在清朝的官場上，錢更是無所不能的。甚至，在清朝就有“捐官做，買馬騎”這樣的俗語。
在清朝時期，捐納買官並不算違法，而是官方許可的選拔官員的途徑。官方認定的捐納制度開始於康熙時期，結束於1901年。可以說，在清朝，官職其實就是一種商品。清政府都光明正大地買官賣官了，其他地方官員當然是上行下效了。
所以，不管是明面上的還是暗地裡，這些人都愈發地有恃無恐。於是，逢年過節的，清朝的官員們就最是忙碌，到處打點周全，生怕是遺漏了什麼重要人物。更有甚者，將家產變賣，就為了搭上官場這輛班車。
俗話說得好：“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買官”之風助長了“賣官”之風。這種歪風邪氣一旦形成，勢必會出現“劣官驅逐良官”的現象。所以，若買官行為得不到嚴厲的懲處，賣官現象必然猖獗，買賣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在普通人眼裡，做官是最容易撈到油水的，做官是最好賺錢的，於是，清政府有了捐官賣官的體制，自然，就會有不少的人想要買個官來做做。其實，這些捐官買官的人，大多都不是想要為百姓做點實事或是實現自己為國奉獻的遠大抱負，而是想要通過做官來賺取更多的錢財。
有些人認為，只要當官了，錢財那是動動手指的事情。因此為了當官，他們不惜變賣家產，狠下血本，只為能將本錢和利息全拿個夠。“千里為官只為財”，這句出自小說《活地獄》裡的話，就將這些捐官買官之人的心裡說得是一清二楚。
在清朝，官場上的捐官就是為了發財。
有些人做著買官之後白坐在家裡就會有數不盡的錢財進入袋的美夢，以為，從此就能安枕無憂坐享其成了。這些人也就只有在做官之前，才能這樣幻想著美好的未來，因為，當他們自個兒走上了官場之後，就會知道自己以前的想法是有多天真。
中國的官場從來就不是一個安逸的地方，站在官場之上，就如同站在戰場之上一樣。如果，你不是隻想做個一兩年的官，而是想混得久一點的話，那麼，你就必須到處打點，不可能有“只進不出”的好事。清朝官場的黑暗，我們從京官和地方官員之間的關係就可窺得一二。
在清朝，每當朝廷有什麼變動，哪怕是極其細小的變動，在皇城裡的京官通過口耳相傳，總能摸索到一點門道，因此，和地方官員相比，京官的消息顯然要靈通很多。京官靠近權力中心，不但，會掌握到關鍵信息，還有任免官員的權力，且握有這種重要權力的人不少。
而地方官員為了也能靠近權力中心，讓自己的官路更加順暢，就想要獲取同樣的重要信息，還想要得到京官的照拂，自然，也就會向京官饋送些銀錢物件等。這樣，地方官員通過錢財物件換取步步高昇的機緣，而京官也能通過這樣的關係斂聚錢財。
看似，這是一種各得其所的交易，其實，這是一種嚴重的賄賂行為。只是“賄賂”二字在那些自詡清高的人眼裡是有辱斯文的，於是，這種賄賂方式便有了一個文雅的名字，叫做“饋贈相交結”。不僅僅是“賄賂”這種方式被雅化，就算是“饋贈”禮物都有一個好聽的“雅名”：
送在夏天的錢物叫做“冰敬”，送在冬天的呢，就叫做“炭敬”，送在離京時候的叫“別敬”，也有“別儀”的叫法。逢年過節送的那就是“年敬”、“節敬”。甚至，以時令季節送出的水果都要安個名頭，若送的是西瓜，那就是“瓜敬”了。而雅緻一點的禮物，就有著“筆帕敬”的名號，可以說，在大清朝諸如此類的名頭真的是數不勝數。
清朝有個科二甲進士張集馨，他多次在外擔任大吏，於是，離京的“別敬”就用了他不少錢。他出了四次外任，就花了五萬多兩，以至於，他在自己撰寫的《道鹹宦海見聞錄》一書中就提到過這種情況。
別說是這名張姓官員了，就連鼎鼎有名的曾國潘都沒能避開這種文化。曾國潘就已經算是一個大官了，可是，他在擔任直隸總督的時候，就給三江兩湖五省的京官送了“別敬”，共有一萬四千多兩，這件事，他在給自己兒子曾紀澤的一封信中提到過。
從張集馨和曾國潘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饋贈文化”所需的花銷是非常大的，就算這些錢都是從百姓身上榨取而來的，那也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積累才行的，因此，並不是每個地方官員都有這樣的勇氣，敢隨意進京當官的。
歷史上，張之洞就曾經聽到過山西不少的地方官員議論進京當官的事：“不願進京，恐花錢耳”。話又說回來，清朝官場形成這樣的饋贈風氣，最終，苦的也不是地方官員或是級別較低的官員，而是一眾平民百姓。
捐納現象之所以大行其道，這與以人身依附為特徵的強烈官本位意識和“皇權家天下”的意識，有著莫大的關係。權與貴本就連在一起，加之最高權力者從中亦能分得眼前的大頭利益，因而成為赤裸裸的制度安排也就不足為奇了。
【《中國古代的捐官現象》、《活地獄》、《道鹹宦海見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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