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记者 宋杰）10月27日，首届外滩金融峰会在上海开幕。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和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为峰会致辞，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秘书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海明主持峰会全体大会一。700余位中外嘉宾出席峰会，参会的国内外机构达200余家。
“外滩金融峰会”在市区指导下，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共同推出。峰会突出“非官方”、“国际化”、“专业化”定位，以开放的姿态广邀全球财经政要、机构高管与学界领袖齐聚外滩，通过高水平的思想碰撞与观点交锋，分享真知灼见，以对话推动共识，以共识推动合作，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外滩金融峰会设立组委会。首届组委会主席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担任、首届组委会执行主席由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担任。
首届外滩金融峰会为期三天，共设置七场全体大会和三场闭门会，主要聚焦金融开放、金融科技、财富管理等议题。并将发布浦山基金会关于中美贸易的研究报告，颁发“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新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当中蕴含着机遇，也隐藏着风险。在27日上午举行的全体大会I“开放与融通——全球视野下的新金融、新经济”上，包括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主席、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世界银行第12任行长金墉，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Lord Adair TURNER在内的十几位中外嘉宾，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他们对于新经济、新金融的看法，区块链、低利率、金融开放等话题成为焦点。
加强面向数字金融时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陈元表示，区块链技术现在已被广泛应用到多个领域，区块链技术能够提高结算清算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也有力地推动了数字货币的创新与应用。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也在演讲中透露，外汇局正在推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跨境贸易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中的应用场景。
但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当其应用在金融业务场景中时。陈元提醒，需要警惕新技术的安全漏洞，加强对新技术的引导和规范。陆磊也坦言，“当我们不太清楚某一种业态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必须注意风险管控。”
陆磊进一步建议，风险管控的基础是真正有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所以要抓住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核心环节，进一步加强面向数字金融时代的支付清算，存管结算、交易报告库和中央对手方等建设，以实现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低的系统性风险概率。上海要真正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尤其要注意加强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英格兰银行副行长Sir Dave RAMSDEN强调了监管部门拥抱变化的重要性，认为想要有效地规范数字经济，监管部门就必须要配备和运用合适的数字工具。他同时指出，包括金融技术在内的整个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正在出现裂痕，各个国家需要互相学习和合作以减缓这种趋势。
金融开放要与双支柱宏观调控政策相配合
随着一系列开放举措的落地，当前我国金融开放已进入高水平的新阶段。上海在扩大金融业开放过程中，更是一片重要的试验田。
据陆磊透露，接下来，外汇局将推动QDLP试点在上海逐步常态化。发展人民币利率外汇衍生品市场，研究推出人民币利率期权，进一步丰富外汇期权等产品类型，建设开放的、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
回看历史，沪港通在金融市场开放中起到了重要带头作用。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指出，沪港通的成功实践对我国金融开放具有重要启示：一是顺应时代潮流与市场需求。二是干事创业的担当精神。三是勇于开拓创新。沪港通在制度设计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比如“订单路由”模式（双SPV架构），有效连接并深度融合两个市场。四是攻坚克难、注意细节。五是渐进式推进。肖钢指出，在额度管理和交易标的上，沪港通进行了循序渐进的推进。以额度管理为例，初期沪港通总额度3000亿元人民币，每日额度130亿元，港股通总额度2500亿元，每日额度105亿元。2016年8月取消总额度，2018年5月，每日额度扩大4倍至520亿元。最后，肖钢提到要注重投资者保护和审慎监管。“在沪港通推出的初期，我们大量开展了广泛的投资者教育，做到全市场的培训。两地的证监会当时也签署了跨境执法的合作备忘录，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认定标准差异处理，监管信息共享，提供违法线索，协助调查取证和配合采取相关措施等作出了具体约定，填补了跨境执法的空白。”
肖钢总结道，我国高水平金融开放意义重大。“金融开放涉及的具体制度、项目、方法不同，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同，但沪港通实践经验及其精神并不过时，对落实金融开放具有借鉴意义。”
推动高水平金融开放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开放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甚至金融风险。
对此，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表示，金融开放非常重要。但我们依然需要考虑一些特定的、特殊的政策机制来保证开放进程，同时维持金融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这样的政策机制会是货币政策吗？黄益平等人的研究发现，第一，在面对金融冲击的时候，货币政策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第二，汇率体制从固定转向浮动，货币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会大大加强；第三，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以跨境资本流动税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会进一步提高。据此，黄益平指出，金融开放一定要与双支柱宏观调控政策相配合，尤其是重视宏观审慎政策保障金融稳定。
应对低利率“新常态”
全球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各国都有自己的应对措施，最为典型的就是正在全球蔓延的低利率潮，甚至是零利率、负利率。Turner认为，全球范围内，高企的储蓄率可能会继续超过不断下降的投资需求，低利率将是未来几十年的“新常态”。
具体到中国，CF40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董事长缪建民分析称，从人口结构看，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会遏制总需求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可能使得未来数十年的利率都将保持在低位。
长期低利率有可能扭曲金融市场环境，损害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以保险业为例，缪建民指出，长期低利率对保险公司资产端和负债端都将造成显著影响，严重时可导致保险公司破产，危及行业发展基础，无异于“灰犀牛”风险。
缪建民认为，面对低利率环境带来的风险挑战，应早做准备，优化商业模式、加强资产负债管理、预期管理和逆周期管理，重塑我国保险发展韧性。一是要优化商业模式，夯实保险韧性基础。二是要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增强保险韧性支撑。三是要加强预期管理和逆周期管理，增强保险韧性建设的可持续性。
金墉表示，尽管目前的投资回报率较低，但全球正在面临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尤其是新兴市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爆发式增长，这正是一个机会。他给出一组数据：从现在到2035，全球新兴市场将需要超过40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当于每年2.3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占全球总需求超过60%。
“中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的实践，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助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为国际投资带来新的机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彭纯介绍，据统计，2016年到203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其中电力行业投资需求约14.7万亿美元，交通行业投资需求约8.4万亿美元，潜在需求巨大。
金墉强调，在新兴市场投资中，有效识别和控制风险是投资成功的关键。尤其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要了解当地市场，而且要因地制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合作。
Turner则认为，除了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外，事实上，发达经济体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如能出台富有雄心的政策、加速创新、加大投资，那么重工业和重型运输等行业可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零碳排放，且此举对全球经济而言成本极小。
“减少浪费的投资，增加建设零碳经济的投资，不仅是为了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也能帮助我们抵御低利率‘新常态’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挑战，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双赢。”Turner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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