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官府委派或組織官員編書起於漢代，開始主要是修國史；唐以後，發展為編纂大型的類書或叢書。官府刻書則最先見於《五代會要》所記後唐長興三年（公元932年）的校刊《九經》等書，為我國監本書之始。宋代進行了大規模的編書和刻書，其所編有《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四大類書，所刻多為對經、史、醫書的校刊；最早刻印的佛藏《開寶藏》和道藏《萬壽大藏》，也都刻印於宋代。
《五代會要》
由於大小官府都刻書，宋代官刻書中除監本外，還有不少名目的版本。據《遼史》、《金史》記載，遼、金亦有刻書，至今只1977年在山西發現有遼刻《契丹藏》及其他印經，餘皆不傳。元朝編書無大成就，刻書也多下達各路儒學、書院進行。明代中央、藩府和地方官府都刻書，多而且濫，其中央所刻可分南監、北監和經廠；值得稱道的是明成祖詔命編修的《永樂大典》，這是我國曆史上最大的一部類書，也是世界公認的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共22877卷，另凡例、目錄。
《遼史》
然而這本書先後被毀和被八國聯軍搶掠，今存於世的原本共約800卷。清代“欽定”和編纂的圖書最多，其中《古今圖書集成》是我國現存最大的一部類書，《四庫全書》則是我國最大的一部叢書；刻書則前期集中在內府，後統由武英殿刊印，稱為“殿本”，種類繁多，僅以木活字印刷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即多達138種，有《清代殿本書目》可考。中國古代其他方面的刻書種類也十分多樣。例如，私家刻書是由私人出資而不以營利為目的，在五代時也已出現，如後蜀宰相毋昭裔即刻有《文選》、《初學記》等。
《四庫全書》
兩宋私家刻書據《書林清話》所記有40餘家，所刻多為正經、正史和諸子、文集。元代私人刻書家不少於宋代，其刻本質量有的還勝過宋本，如東平丁思敬刻《元豐類稿》即是今存的著名元代私刻本。明代刻書中以私刻比重最大，且刻書家多為藏書家，故刻本質量很高，如袁綱、沈與文、葉盛、吳勉學、毛晉等都以藏書兼刻書著名；毛晉刻書600多種，經史子集、無所不包，即世稱的“汲古閣本”。清代不僅藏書家、而且不少學者也參與刻書，所刻以叢書最多。
《書林清話》
如黃丕烈《士禮居叢書》、孫星衍《平津館叢書》等；也有不少是輯佚書，如盧文弨《群書拾補》、馬國翰《玉函山》房輯逸書》等。自宋至清，歷代書院都刻書，不必盡列。有的書院刻書規模很大，並刻印自己學者的著述，如阮元創立的詁經精舍和學海堂，就刊有《詁經精舍文集》8集、《學海堂經解》180種、《學海堂文集》90卷，收集了500多人的著作。早在唐代，已有寺院刻書。現存唐代刻印的佛經是印有“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印記的《金剛經》，道家著作則是大中年間雕印的《劉宏傳》。
《金剛經》
坊間刻書也是刻書類別中的一大類。坊間指書坊，是古代賣書兼刻書的店鋪。印刷術出自民間，最早為書坊採用，唐長慶、太和年間即有刻印的歷日、字書、通俗詩文以至陰陽雜記於市井出售；敦煌所出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和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成都樊賞家刻歷、日兩種，是現存最早的日曆刻本。此後，坊間刻書都很盛行，與官府刻書、私家刻書形成為我國古代刻書的三大渠道。為求行銷，其所刻多為供科舉應試的參考書及話本小說之類，通稱坊刻本，在雕鏤、校勘上一般都不夠精審，尤以明代坊刻質量最差。
敦煌
入清以後，民間書坊大多數都轉以專門售書為業，很少再刻書。從信息的角度看，藏書是信息的貯存，目的也在於流通；刻書是對信息的複製，目的仍在於增加信息貯量，擴大流通範圍；而編書則是對藏書或刻書的利用，是從本源性信息、知識進行加工製作，使其成為系統性的信息、知識，從而生髮出新信息、新知識，其意義更為重大。然而，沒有藏書、刻書對信息、知識的貯存、積累，人們就無法接收和利用已有的信息、知識，也就無法通過編書的形式進行加工製作，使其成為系統性的信息、知識而生髮出新信息、新認識。因此，藏書、刻書是前提，編書只不過是對藏書或刻書的利用的結果。
《五代會要》
閱讀更多 你好歐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