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軍從李唐定海神針一朝變為叛軍,是帝王之過還是藩帥之錯?

從開元年間增設節度使開始,藩鎮逐漸成為帝國防禦外敵的堅固壁壘,特別是隨著土地兼併的日益嚴重,在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後,李唐邊境形成了一批靠打仗謀生的職業軍人,日積月累之下,到天寶年間,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十節度,他們除了承擔防禦之外,還一度是唐玄宗開疆拓土,威服四鄰的強大軍事,一時間吐蕃、回紇、南詔等國無不畏服,而在這些藩鎮之中,我們今天的主人公就是曾挽狂瀾於既倒的朔方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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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朔方軍的揚名,主要還是在爆發安史之亂後,雖然早前作為西北邊防的軍鎮,他承擔了防禦吐蕃和突厥的重任,但是比起其他藩鎮,如河東、河西、范陽等其餘幾鎮並沒有特別突出的功績,直到安史之亂爆發,朔方軍方才變得璀璨奪目,威震天下。

安祿山以河東、平盧和范陽三鎮起兵,而在封常清和高仙芝被殺後,唐軍駐守潼關,勤王之師20萬集聚一堂,其中主要以西北軍鎮的河西與隴右為精銳核心,可是靈寶之戰中,哥舒翰幾乎全軍覆沒,而當時安西、北庭、劍南和嶺南五府的兵力是幾個藩鎮中最少的,且在唐玄宗的勤王號令之下趕來了一些,也就是說靈寶之戰的戰敗,使得這些邊鎮幾乎再無兵可調,而當時天下的精兵又全部集中於幾個邊鎮,所以這才有了接下來唐玄宗的倉皇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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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局勢,也就唯有尚在河北境內由郭子儀和李光弼所率領的朔方軍保存完整,因此李亨在和玄宗分道揚鑣之後,經過商討毅然決然的選擇了北上靈武,也就不足為怪了。憑藉著靈武軍政兩方的擁護,太子才有了敢於擅自登基稱帝的膽量,而當他後來等到了郭子儀率領雄赳赳氣昂昂的五萬朔方將士出現時,肅宗那一顆不安的心方放鬆了下來。

此時的李唐中樞唯一能依賴的就是朔方軍,而在平定安史之亂的歲月中,朔方軍界湧現出了一批批將星,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等始終佔據著帝國軍界的領袖位置,他們威名赫赫,戰功卓著,郭子儀和李光弼幫助唐肅宗收復兩京,得以鑾駕回朝,郭子儀的傳奇更是名垂青史,至今耳熟能詳,而僕固懷恩在繼郭李二人之後,成為朔方軍節度使,幫助代宗剿滅了史朝義,平定了安史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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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的平叛中,朔方軍功勳是首屈一指的,對李唐可以說是有再造之恩,不過自古功高震主,有狡兔死走狗烹之說,安史功臣來瑱之死,前車之鑑,僕固懷恩甚為憂慮,後因為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之間的嫌隙導致了被逼而反,僕固懷恩夥同回紇等異族而攻入關中,幸好在社稷危亡之時,郭子儀出馬,壓服了蠢蠢欲動的朔方軍,並順利的平定叛亂,此間兇險非文字難以訴說。

就這樣朔方軍也算及時懸崖勒馬,始終效忠於李唐。直到唐德宗繼位,有沖天之志,打算 一舉而匡扶天下,並且為此大刀闊斧,繼位之初,表現出來的種種舉措無不表明李唐大有中興之象,郭子儀的軍權在無形之中被德宗分給了李懷光、常謙光以及渾瑊,而其中的李懷光就是統領朔方軍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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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二年正月,成德李寶成病死,其子李惟嶽上疏想要繼承節度使位,等來的卻是德宗意味深長的否定,因為這位帝王終於逮住了契機,打算憑此而拉開他削藩之戰,用武力強勢一統,這是多麼熱血沸騰的決定啊,李唐有望在其當政之年而重回貞觀、開元之盛世,事與願違,一切的災難財剛剛開始。

德宗想得有些樂觀了,這盤削藩大棋,開啟容易,而想要在波雲詭譎的政治中掌控自如,則非是能力出眾之輩而能駕馭的,很明顯德宗並不是,相反在後來的戰亂中表現出的決策往往令人有些失望。

雖然藩鎮之間相互競爭,各懷鬼胎,可是在對於權利世襲這一方針上卻是空前的一致,因此在德宗拒絕李惟嶽請求之後,魏博節度使田悅就代表諸藩頻頻上表,一再為李惟嶽求情,在一次次得到“不”的答案後,田悅與淄青節度使李正己便派遣使者迅速趕往恆州與李惟嶽見面,磋商的議題只有一個,如何武力對抗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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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二年五月,田悅、李正己以及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用武力支援李惟嶽,一時間四鎮先於朝廷叛亂,一場大戲就此拉開序幕。德宗也趕緊發佈命令於南、中、北三線全面開戰,而德宗的作法則是以藩鎮制藩鎮,別說,開始還真就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捷報頻傳,叛軍則節節敗退,眼看大好局面即將形成,德宗將天下重歸一統的夙願就在眼前,可是人心卻是那麼的難以把控,利益面前角色互換根本就算不了什麼,德宗高估了朝廷的威信,也高估了將領們的忠誠度。

幾個叛亂藩鎮已經龜縮,滅亡是遲早的事,李惟嶽一死,朝廷開始對有功將領進行“分髒”,於是將舊成德一分為三,張孝忠、王武俊、康日知三分,另把淄青兩州劃給了幽州朱滔,其餘地盤朝廷照單全收,這次的叛亂,最大的收益者是朝廷,可是如此一來,有人歡喜自是有人愁,王武俊和朱滔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對朝廷之命開始拒絕執行,新一番的危機現象,這被困守的田悅抓住了機會,於是一番遊說之下,三人達成了聯盟共同對抗朝廷。

面對如此境況朝廷趕緊派遣了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領朔方軍和神策軍共一萬五千人趕赴前線支援勢單力孤的馬燧軍,這裡李懷光由於求勝心切而大敗,導致官軍不得不退守,局面迅速轉危,叛亂四鎮一時間聲威大震,而再加上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的反叛,帝國烽煙四起,德宗驚恐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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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叛軍之中,李希烈的威脅是最大的,他一路勢如破竹,中原戰場岌岌可危,他一度圍攻東都屏障襄城,對此德宗不得不調軍平叛,可是持久的戰亂已然使得帝國財政危機頻頻紅燈,再也難以為繼,不久就爆發了涇原兵變,這一下長安被攻陷,德宗逃亡,天下更亂了。

原涇原節度使朱泚被擁立為帝,並且率領大軍打算一舉剿滅德宗流亡朝廷,奉天之戰拉開序幕。奉天被圍困一個多月,物資和糧食已然消耗殆盡,如果四方勤王之師不能早日到達,那麼德宗很可能就此而被叛軍滅殺,終於到建中四年十一月中旬,援軍到了,已然對長安形成包圍之勢,其中力量最為龐大的一支就是由朔方節度使李懷光所率領的五萬精銳之師,此刻的德宗是欣喜無限的,當真是守得雲開見月明。

十一月二十日,李懷光揮師援救奉天,在醴泉擊敗了朱泚阻擊部隊,要知道李懷光如果再晚到哪怕半天,奉天也大有被攻破的可能,可見李懷光的即使出現,對於德宗而言,對於李唐而言絕對是再造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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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懷光是郭子儀的部下,武力壯勇,頗有軍功,不過為人比較直,當他心直口快的說出要處置導致此番變故的宰相盧杞、度支使趙贊以及神策軍使白志貞三人,得到的答案卻是讓他立刻率部進駐西渭橋,擇日克復長安。這個回答令得滿懷希望的李懷光極為的失望,眼下他是有大恩於德宗朝廷的,可是卻得到如此不平的待遇,李懷光由此開始心生怨恨,對於一個對國家前途對皇帝個人絕望而且又手握大兵的人而言,他接下來的作為也就不難解釋了。

李懷光走到了咸陽就按兵不動,開始頻頻上表,以強硬的態度要求德宗處置三人,德宗無奈,經過三思之後,選擇了妥協,三人被貶斥,目的雖然達到了,可是李懷光害怕德宗會秋後算賬,在憂慮和恐懼下,李懷光終於決定走上一條叛主之道。

為此李懷光的心不再緊繃,對於朝廷的詔令,李懷光根本不予理會,反而是各種想方設法挑毛病,先是激化矛盾,用各軍糧食和賞賜都不如天子禁軍神策軍來進行挑撥,對於德宗賜予的免死金牌,當著使者的面將其丟到地上,說:聖上難道懷疑我媽?通常是擔心人臣造反才賜免死鐵券,我李懷光又不想造反,聖上卻賜鐵券給我,莫非想逼我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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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李懷光攜朔方軍的反叛之勢已昭然若揭,興元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李懷光正式反叛,並且吞併了李建徽和楊惠元部,公然叫囂:“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雖然公開與朝廷決裂,可是不少朔方軍將士仍然心繫朝廷,忠於朝廷,德宗朝廷能夠順利逃走,也是因為李懷光派遣的幾位部將故意延誤拖沓,面對內部的不和諧,李懷光憑藉其威信和手段,終究是暫時性的鎮服了下來,雖然經過一番折騰實力大損,可仍然是不容小覷。

唐軍李晟,關中朱泚,朔方李懷光,三人成僵持之勢力,無奈李懷光沒有雄厚的錢糧只能撤離,他的目的的老巢河中,一路上可謂是體會到了什麼叫眾叛親離,雖然李懷光也意識到了造反的倉促性,可是既然選擇也就只能硬著頭皮一條路走到黑了。

長安在李晟的軍事打擊被收復了,而接下來要對付的就是李懷光了,而當孔巢父攜帶著詔命來宣之時,李懷光還是有心歸降的,因此才有了所謂的“素服戴罪”,沒曾想孔巢父將矛盾激化,導致被李懷光手下砍死,朝廷等來的不是李懷光的認罪,而是“操練士卒,嚴守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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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元元年,唐將奉命征伐河中,不過南線戰場的渾瑊和駱元光部在同州長春宮遭遇李懷光部徐庭光的頑強阻擊,一時間朝臣紛紛諫言赦免李懷光,不過好在德宗堅持要剿滅懷光,果然不久後,北線戰場的馬燧取得了連戰連捷的驕人戰績,至此河中城中的李懷光可謂是困獸猶鬥,雖然帝國一時間呈現出否極泰來之勢,可是戰場所帶來的錢糧消耗令得李唐朝廷捉襟見肘,因此朝廷群臣希望赦免李懷光,這被李晟和馬燧所強勢拒絕,馬燧更是提出只要一個月的糧餉就蕩平李懷光,德宗咬牙答應了其要求。

當時擺在眼前的難題是“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如果繞過長春宮攻打河中,則會陷入腹背受敵之境,而此刻糧餉不足,只能和時間賽跑,於是馬燧聲情並茂的勸說徐庭光等將士,而自從安史之亂以來,朔方軍一直都是國家的定海神針,將士們自然也不願意和朝廷對抗,而在馬燧的勸說下,徐庭光等人答應只固守長春宮絕對不再作任何反應,馬燧心中大石總算放下了。

繞過長春宮,官軍合兵一處,所到之處望風而降,而面對近在咫尺的唐軍,李懷光慌忙命人燃起烽火,卻無軍前來增援,此時的李懷光明白大勢已去,最終以一根白綾而自縊,而大將牛名俊砍下李懷光首級率眾出降,至此李懷光朔方軍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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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三十年以來,朔方軍轉戰南北,平定禍患,一直都是帝國的定海神針,曾一度挽狂瀾於既倒,可是一朝轉換,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脅迫朔方軍而反叛朝廷,這對於李唐無疑是晴天霹靂,而縱觀李懷光的反叛之路,這也源於其政治能力的不足,當然從德宗的所作所為來看,他的確有愧於李懷光,是德宗一手造成了李懷光對朝廷的絕望而最終走上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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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話又說回來,老帥郭子儀曾蒙受了多少的不白之冤,可是憑藉其對李唐的忠貞,憑藉他的政治能力和情商成功的化解了多次的危機,才有其一生的傳奇。聖人也有犯錯之時,何況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呢?憑藉武力來表達心中的不滿實屬下策,在那個封建專制時代,文死諫,武死戰方是對國家的回饋,用武力只會使得塗炭生靈,國家戰火不斷,受傷的終究還是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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