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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曾说，他对活着这件事很在意，自己是很恐惧死亡的。

一来不知道死后的世界如何，二来他不堪忍受死神降临前的疼痛和痛苦。

尤其是想到自己什么都还没做就要在这世上不留痕迹得消失更让他感到难以接受。

所以他决意要自己活着，不似三岛由纪夫、太宰治之类忧郁厌世的作家，也不似那些对死亡有着奇特的迷恋的年轻艺人们，他要活着找寻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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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生存的意义在哪里呢？

从前翻看社会心理学之类的书籍，它告诉我们人是社会性动物，人从出生后到成年要经过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这一类的说辞在我们未出生就已经被整齐地印刷在了书本之中。

“社会化是社会交往的基础”。这样的教育令我们深信每个人都活在社会这个集体中，每个人都不能没有朋友。

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或者可行性。我们接受了这样的教育，然后把它们传授给下一代，也许正因为这样，学校里交不到朋友的小孩总是噘着嘴巴，闷闷不乐的表情穿在那些稚嫩的脸颊上。

其实，何止是小朋友，即使一帮成年人为了融进一个圈子做出各种夸张的事情也极不罕见。

对于喜剧艺人来说，在不该笑的地方保持不笑是作为观众的规矩，但在社交上俨然没有这种规矩，笑沦为一种工具，笑的时机合适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究竟有没有使用这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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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野武谈日本有许多校园孤立、欺凌的问题，那些小孩在学校受到孤立后不堪压力选择自杀。

这样的新闻，在国内也有许多，即使不到自杀的程度，大多也都会抑郁，或者是原本很开朗的小孩变得十分内向胆怯。

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孩子认为社会性比生命更为重要，如果没有朋友还不如去死。

他认为，不被周围的环境所接受比死亡这件事更糟糕。父母没有告诉他，一个人即使没有一个朋友也仍然能活下去，很有可能父母本身就在难以忍受的社交泥潭里挣扎，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父母。

有一个同事住在单位的职工宿舍却从不在职工食堂吃早饭，他宁愿在早上骑着共享单车，花10分钟骑到另一个公司的公共食堂喝一碗豆浆，吃一根油条再骑回来上班。

原因是他想回避清晨的社交寒暄。

早上我不想跟人聊天，在食堂难免碰上领导、同事，你说我是吃饭呢还是跟他边聊边吃呢。

这算是对社会性短暂的背叛吧，从不必要的交谈中将自我解放出来片刻。一个人吹着风骑单车的过程、一个人安静的吃饭的过程，对于成年来说，是一种可贵的享受。

那些年幼时受到同龄人排斥的小孩长大后或许能够随着精神的成熟得到释怀，因而能够自由地做出一些“个人主义”的选择，但是在年幼的他存在的那一刻被孤立是不能忍受的。

有句话说“圈子不同，不必强容”，这样的信念也要传达给我们的孩子，告诉他们，即使被排斥，即使没有朋友，一个人也能够活下去。

不要害怕被孤立，不要为了所谓的社会性去丢失个性。为了融入一个圈子从而保持一种看起来和谐友好的气氛，是以牺牲自我为前提的。

这种事现如今在职场也越来越多，因此，“讨好型人格”会成为一种流行的人格类型，当这个热词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不能再吻合。

然而，真正的友谊不会令人感到不适，只有保持真正的自我才能吸引到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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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剧《风平浪静的闲暇》里的女主凪就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职场老好人，为了融入身边由几位同事组成的小团体，她每天心力交瘁，谈论着自己并不感兴趣的话题，聊着自己不喜欢的八卦，随声附和这「分かる」“我懂，我懂”，但内心根本不懂，她只想逃。

《风平浪静的闲暇》剧照

当凪发现这么努力迎合周围“空气”的她反而变得更为透明、更加不被人在意时，她主动斩断了那些令人沮丧的社交活动，逃离到乡下尝试做自己，最终反而收获了珍贵的爱情和真正的友谊。

所以，我们有必要警惕那种变为常识的社会性，即使在一个流行话语为“个人主义泛滥”的年代里。

在北野武看来，正是由于个性的匮乏才导致人们更加频繁的宣扬个性化。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父亲曾经对他讲述自己小时候因为犹太人身份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他对奥兹说，你在学校时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果真，奥兹在学校时最为弱小，那些小孩不断地羞辱他，这令他十分脑火，有时他甚至在人群离开后躲到一边抽打自己，但有一次他学会给那些孩子编悬念小说讲，并用“未完待续，且听下回分解”吊足了孩子们的胃口。

他形容这就像《天方夜谭》里的山鲁佐德用故事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虽然他的母亲患有抑郁症，但奥兹从来没有想过去死，即使现实扰人，但他十分聪明且巧妙地既保护了自己不受欺凌，还成了他们之中的“故事王”，这便是他的生存智慧。

说到底，生存不是一场大型表演，活着的意义也不是拼命读懂周围的空气，生命的过程一种经历。

正如每朵花都有不同的芬芳，每个人都有多样的光芒，你无须迎合他人，只需坚持你自己，即使身在集体丛林里无人赏识，也要欣欣向荣的独自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