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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財政挺有意思，財政數據完整卻又散亂。一方面，宋代的財政收支非常完備，田賦、專賣和商稅列支得非常清楚，甚至有底下州縣的商稅數據；另一方面，財政收入中充斥著大量的低價鐵錢，導致宋朝的財政收入虛高。

鐵錢與宋朝的一國兩制

鐵錢在北宋只是區域性貨幣。誠然，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北宋中期貨幣出現短缺。例如慶曆三年（1043年），歐陽修上奏說：“淮甸近歲號為錢荒”，餘靖也上奏道：“當今天下錢貨至少，江淮之地，名為錢荒”。但北宋年間，官府卻只在四川地區發行鐵錢，其它地區都使用銅錢，從而出現“一個國家、兩種貨幣”制度的狀況。

北宋的一國兩制。或許是四川的地理位置特殊，北宋消滅後蜀，對天府之國的四川採取了特殊的治理政策，特別是貨幣方面。四川產銅較少，西漢就曾使用鐵錢。五代孟蜀時期，四川銅鐵錢兼用。北宋消滅後蜀，將四川的財富大量運往開封，《宋會要輯稿》記載：“沈倫等悉取銅錢上供，及增鑄鐵錢，易民銅錢。”

所以四川使用鐵錢並不完全是商品經濟的自身規律，更多是人為的因素。

一方面宋朝把四川的銅錢全都運到開封，充實其它地區的銅錢儲備；另一方面禁止銅錢進入四川，並用鐵錢把四川人民的銅錢全兌換成鐵錢，導致四川完全沒有銅錢，只能用鐵幣。後來隨著四川商品貿易的日益增多，鐵錢不便攜帶的弊端顯現，故在四川地區產生了最早的紙幣。

為什麼宋朝在四川發行鐵錢？原因眾說紛紜，筆者的看法有三點：1）宋朝缺乏銅錢，五代十國都缺乏銅錢，所以都流通著不少的鐵錢。所以北宋消滅後蜀，便把府庫裡的錢財全都搬到開封，充實東南沿海的貨幣；2）四川處於盆地之中，入川的道路極少，經濟上獨成體系，在四川發行鐵錢，不會因為鐵錢的擴散導致貨幣的紊亂；3）四川屬於佔領的土地，在統治者地位不夠，既然全國都缺銅錢，為什麼不索性犧牲一兩個省的利益，保障全國的銅錢供應呢？別的省份用鐵錢都容易擴散，想想只有四川最合適。

鐵錢標準，大錢7.7克、小錢4.2克。宋朝的鐵錢分成大、小兩種標準。大鐵錢每1000枚重12宋斤、小錢每1000枚重6.5宋斤。史料《文獻通考·錢幣考》雲：“鑄大鐵錢用鐵二百四十兩，得錢千，重百九十二兩，此其大法也。”古代1斤為16兩，意味著用15宋斤鐵來鑄錢，損耗了3宋斤鐵，得到1000文鐵錢，重12宋斤。換算成現在的單位，大鐵錢每文重7.7克、小鐵錢4.2克，而宋代銅錢的重量約3克，鐵錢笨重的缺點可見一斑。

鐵幣發行規模，年平均40萬貫。北宋在益、邛、嘉、眉等州設置鐵錢監，專門鑄造四川地區的鐵錢，中後期鐵幣使用範圍擴大到四川和陝西兩地。北宋鐵錢鑄造規模波動較大，宋真宗前期每年鑄大錢50萬貫，仁宗前期降到27萬貫。到了宋神宗時期，為了籌集對抗西夏的軍費，川陝地區的鐵錢監也增加到9個，據《文獻通考·錢幣考》記載，鑄幣規模也達到88萬貫，最高達到100萬貫。因此北宋的鐵幣發行規模整體增加，年平均約40萬貫。

鐵錢與宋朝商稅的水分

宋朝在國內存在兩種貨幣制度：川陝的鐵錢和其它地方的銅錢。造成的後果便是稅收統計的紊亂，宋代的財政官員或許習以為常，但對後世之人研究宋朝的財政收支而言，容易形成誤導。下面便以宋代的商稅為例，分析鐵錢導致的宋朝商稅虛高現象。

異常的商稅數據。宋朝的商品經濟發達，同時繼承了五代以來搜刮稅收的本事，像明朝農民到城裡賣農產品是不收稅的，宋朝必須交商稅，所以宋朝的商稅非常可觀。但查看《宋會要輯稿》卻發現這樣一個怪事：真宗天禧5年（1021年）的商稅為840萬貫，仁宗嘉祐（1060年）時期的商稅為1100萬貫，到了神宗就降到了858萬貫。宋朝是一個對經濟控制力非常強的朝代，全國有2000個商稅關卡（明朝7個），按說隨著經濟的發展，商稅應該逐步增長才對，為什麼神宗時期的商稅反而下降呢？答案是：鐵錢。

先看鐵錢的價值。鐵錢是一種價值量比較低的貨幣，從宋初便一直貶值。宋太祖時期，1文銅錢抵2.5文鐵鐵，太宗後期銅鐵比值貶到5，真宗更是貶到6，這只是大鐵錢，小鐵錢更是1比10。鐵錢貶值現象直到仁宗時期才開始升值，約為3，神宗時期穩定在1比2左右。如果四川百姓在真宗年間，要去買1頭價值30貫銅錢的牛，需要攜帶1300公斤的鐵錢，比牛還重，得花2輛車才能裝下，這也是交子最早出現在四川的原因，鐵錢太重了！

再看商稅的構成。如果研究歷史只看表面的數據，或許就會以為神宗時期的徵稅不力或者商業萎縮，實際並非如此。史料《宋會要·食貨志》有大量的商稅數據，熙寧10年（1077年）的商稅情況如下表：

可以看到，四川4路的商稅為166萬貫鐵錢，摺合銅錢為83萬貫，實際全國的商稅為775萬貫銅錢，因為鐵錢的緣故，商稅被高估了11%。

最後看嘉祐年間的商稅構成。四川4路的商稅為600萬貫鐵錢，按1：3的比價計算，摺合銅錢200萬貫，加上川外4京13路的商稅503萬貫銅錢，實際的商稅總額為703萬貫銅錢。因為鐵錢的存在，商稅高估了57%。

為什麼四川的商稅在神宗時期下降非常大？北宋前期在四川實行茶葉自由交易的政策，因此大量的商稅來自茶葉交易，畢竟宋朝將近50%的茶葉產自四川。王安石變法後，四川的茶葉與川外一樣，實行專賣和“茶馬互市”的制度，茶葉流通環節交的商稅大幅減少，從而導致商稅的大幅下降。

實際的商稅一直有所增長。真宗年間的鐵錢貶值更加嚴重，銅鐵比價高達6，假設天禧840萬貫的商稅中，分為400萬貫銅錢和440萬貫鐵錢，則全國的實際商稅為475萬貫。因此可以看出，北宋實際的商稅一直是增長的，鐵錢的價值波動影響了整體數字。

鐵錢與宋朝財政的水分

商稅只是財政的一方面，實際上宋朝最大的收入來自茶、酒、鹽的專賣，四川都是重要的財稅貢獻地區。以熙寧10年（1077年）為例，鹽、鐵、酒的專賣收入為2200萬貫，佔全年6177萬貫收入的比例為35%。由於數據有限，未說明鐵錢的數量，如果考慮鐵錢的虛高，實際的收入應該低於6000萬貫。

總結：鐵錢坑了四川人民，助長了宋代財政的泡沫

1、鐵錢的出現與商品經濟有部分關係，但更大的原因是宋朝官府對四川百姓的掠奪，逼迫百姓使用笨重的鐵錢。鐵錢不但拖累了百姓的交易，貶值還使得百姓財富縮水。

2、宋朝的財政收入中有大量的鐵錢沒有列示清楚，當時之人或許清楚，後人研究的時候，往往會高估宋代的財政收入。商稅就是例子，仁宗嘉祐年間有1100萬貫商稅，其中卻有600萬貫鐵錢，實際商稅只有700萬貫銅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