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平天国灭亡后不久，坊间就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这个“天国王朝”是如何纸醉金迷、如何富贵逼人。比如作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和他居住的天王府就经常被描述的豪华无双。最普遍的说法是：天王府比紫禁城还要大、还要气派。
但事实却果真如此么？
鉴于湘军攻入金陵之后，曾国藩就将天王府改为两江总督衙门，并尽可能的消除各种僭越的痕迹，所以这座传说中的人间天堂早已经是“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而后人也只能从留下的遗址和当时的笔记中搜寻线索，想象昔日的“天国荣光”。
南京总统府中的金龙殿，为了旅游业而复原的。
这里先说一下这个天王府的前世今生。在大明朝那会儿，此处曾经是安顿亡国之君陈理的归德侯府，后来又是朱高煦的汉王府。但这两人一个因出言不慎，在亡国被掳之后又被流放高丽；另一个则是不断地谋反，最后被忍无可忍的明宣宗灭门——都不是什么好结局。入清后这里还做过江宁织造衙门（对，就是曹雪芹家的那个），之后是两江总督衙门；在太平天国灭亡之后，清廷复以此处为两江总督衙门，民国时又为总统府。可以不客气地说，此处真不利于帝王居住······
但是太平天国有个规矩——每破一城，就要把当地最高级别的府衙腾出来为天王府，之后其他的官署豪宅由诸王占据，所以到了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自然地就会瞄上金陵城内两处最高级别的官衙：江宁将军府和两江总督署。据《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建置考》中记载：
“往者粤匪作逆，陷金陵，伪称为天京，据总督署为天王府——始居将军署，后徙此······”
可见洪秀全一开始居住的是江宁将军府，经过大兴土木改造升级总督署之后才有了后世所说的天王府。这要八卦一下，本来江宁将军府是由东王杨秀清占据，此地乃大明朝中山武宁王的赐邸，供奉这徐王怹老人家的神像，一向装神弄鬼的杨秀清进去一看，上去打了神像三个耳光，喝令徐王给天父爷火华腾地方。结果“强龙不压地头蛇”，爷火华的威风到了中国就不灵了，杨秀清从此一闭眼就是噩梦连连，吓得赶紧搬走并让洪秀全过来替自己顶雷······
传说这团龙壁是天王府的遗物。
这龙怎么看起来阴气这么重······
这个天王府的规模有多大？《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建置考》也有说明：
“堕明西华门一面城，自西长安门至北安门，南北十余里，穷砖石，筑宫垣九重。”
而曾经在天京城内困了一年半的孙亦恬在《金陵被难记》则描述的更具体：
“天王府就制台署改造以外，如吉祥街、清溪里巷、大行宫等处民房全行拆毁，周围厚筑墙垣高约五六丈，仅辟一门。复添造房屋作头门，门上绘龙虎形相，门内不准擅入，门外两旁造伪朝房，伪官厅无数，居中去头门约一箭路，建一牌楼，上书‘天子万年’四字，离牌楼约一箭路，建一高台，名曰‘天父台’，设长胡梯，不禁人登，惟登台者必令下跪，明敬天父意也。跪起，任人眺望，于城外四处，无不在目。”
由此天王府的规模可知——相当大，不仅包括两江总督署，还强拆了明故宫的西华门和吉祥街、清溪里巷、南巡行宫等处民宅，波及之处有十余里。但是，这里并不是说天王府就真的有十余里的面积，有时拆毁宫观府衙民居是为了要人家的建筑材料，第一位基督教君王君士坦丁大帝就是这么干的。至于天王府外有太阳城、内有金龙城的描述也是误传——据另一位在天京城困了一年的陈庆甲在《补愚斋诗存》中的记录可以了解到：
“头门为皇天门，门内殿为真神殿，殿后为圣天门，四壁嵌砖镌地理图，旁列龙凤钟鼓。······自圣天门以内，人莫能到，执役悉用女官，有女丞相、女指挥等名目。”
而所谓的“金龙城”实际上是“金龙殿”，是目前天王府仅存的一座大殿，所以后人就以讹传讹的将金龙殿扩大为“金龙城”——殊不知最高级别的大殿分别是荣光大殿、基督殿、真神殿。其中荣光大殿的规模据说与紫禁城太和殿仿佛。
而且赵烈文也证实了天王府实际规模确实也不过尔尔。
传说刘文彩家中的这几把紫檀太师椅乃是天王府的旧物。
“干王”龙袍。
“翼王”龙袍。
这个赵烈文是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英雄，身处乱世的他总是能够以最冷静态度去观察问题。他是曾国藩的幕僚，但是总是却毫不客气的指责湘军滥杀无辜、讽刺曾国荃是个烈性庸才——最后又以客观到残忍的口气告诉曾国藩，大清朝在无限风光时早已透支了天命人心，而且大清朝得国不正，残暴血腥的开国洪业早已埋下了报应的种子······五十年后这个帝国必然生于不义死于耻辱，而你我今日的努力，也只不过今日事今日毕，过后就是一场云烟：
“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从这些言行可知赵烈文的公正和客观，所以他的见证必然是具有权威性的。赵烈文这样记录天王府：
“门外左右各一街楼，相距止一箭之地。”
“一箭之地”就是一百三十步左右，也就是今天的156m左右的距离。而每一层院落的规模也则是：
“门内数十武，又一门，大小如之······”
古人以半步为一“武”，也就是三尺。天王府的每一进宫院的规模也就是如此，可见并不大。
而洪秀全的后宫则是：
“自穿堂以后，至末层尚七八进，最后则三层大楼，梁柱已尽，壁上形迹尚在，大致规模狭隘，多拆并民居而成······”
随后又吐槽天王府的品味实在太低，以至于“满壁绘画，尤寒陋可笑”。而即使是这些壁画，据曾经觐见过洪秀全的英国外交官富礼赐评价，整体水平犹如街头艺术家的涂鸦。而富礼赐所见到的天王府犹如正在倒塌的鄂榭府 the House of Usher：明柱上的蟠龙已经开始掉漆、裱糊窗户的绸缎不仅仅都已然黯淡，甚至有些地方正在腐朽、镶嵌着大理石和螺钿的红木家具上堆着杂物······至于那些镀金的装修和色彩十分刺眼的壁画也都因为落满了污垢和尘埃，已经开始模糊——富礼赐以哥特式的笔调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由于仓促上马，工期紧迫，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天王府实际上就是个豆腐渣工程。
所以世间关于天王府是如何的气势恢宏、美轮美奂，都是街谈巷议中的传说，和“摘星楼”、“阿房宫”一样，这些夸张基本上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先儒子贡指出的那样：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但是，天王府的寒陋狭隘并不意味着太平天国高层并不腐化，按照富礼赐的描述，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位大人物确实是穷奢极欲，此人就是被洪秀全定性为“万古忠义”的“六千岁”李秀成。据富礼赐回忆，苏州的忠王府，十分豪华，绝无天王府的荒凉颓唐之态。尤其是忠王书斋内的文房陈设几乎件件都是珍宝：
“……各室内置有雕琢甚工的玉器及古铜器多件。吾友——王弟所自用之文具均有大价值，砚是玉制的，盛水的盂是由红石雕成的，笔是金制的，笔架乃是一块大红珊瑚，装在银座上，水晶和玉的押纸具多具，四散放在桌上。桌上又置有七个时钟，时间都不一致。凡各器物可用银质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均是银的，伞柄是银的，鞭子、扇子、蚊拍，其柄均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
李秀成的弟弟都如此奢华，那李秀成本人也就可想而知。不久以后，李鸿章也羡慕的说这里是“神仙窟宅”······
自古英雄得志，夥涉为王者不足为怪，也不足为病。而中国地大物博，即便是有几个王侯将相锦衣玉食，那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也不过是九牛之一毛。但是，后来曾国荃直斥李鸿章苏州忠王府中搜出并变卖了锡器二十多万斤，却在无意间揭露了太平天国腐败的根源。
首先，这锡器绝非忠王所用，因为富礼赐曾经明确的说过，忠王的餐具皆是精美的细瓷和金银器以及进口餐具，如英国餐刀；其次，忠王府鼎盛之时算上服役的民夫大概有三千人左右，这些人大多是不付工钱的，所以无论如何都不会用、也用不了如此多的锡器。故忠王府中存有如此多的锡器只能有一个解释，这些都是太平天国官方的库存。
自管仲以来，中国的统治者都不讳言干预经济活动，凯恩斯主义的先知在中国不绝于史。但即使如此，历朝历代所垄断或参与商业活动也不过是食盐、铁器、酒、大宗海外贸易等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断不至于将“锡器”这种锅碗瓢盆也要染指。而由此也可指太平天国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生活的干预真可谓天罗地网。
如果说太平天国所有的崇高理想都体现在《天朝田亩制度》的一纸空文之中；那么真正支撑着太平天国“其兴也勃也”，却是对无数百姓们敲骨吸髓的圣库制度。此制度规定太平军一切所得，尽归圣库所有。而建都执政后，又遍出告示，规定：
“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岁给一石，小岁五斗，以为口食。”
圣库制度掠夺了百姓的一切财物，一切生活需求皆由圣库按制度供应，并规定普通军民私藏黄金一两或白银五两以上者便为死罪。同时建立的还有诸匠营和百工衙制度——集中所有生产资料按需生产手工业品，供军事和生活所需。这一切都是以圣库为中心所计划的经济制度，使圣库成了天京百姓的唯一生存来源。但随着太平天国的疆域日广，圣库制度未免有些力不从心，故而太平天国高层又下令：命令种田的百姓“照旧缴粮纳税”。也就是就是沿袭大清朝旧制，征收地丁银和粮米。
清朝赋税本来不高，“照旧缴粮纳税”于百姓来说负担也并不算重。但太平天国有一支在人数上对历代王朝都呈碾压态势的庞大军队和官僚机构。据李秀成自述，他仅有苏、浙之地便要养兵百万，其军饷浩大，可想而知；而在基层每二十五家就设一需要四人抬轿的“两司马”，在上则有着数以千计的王侯将相，其俸禄靡费，也可想而知。然而不论是军饷还是俸禄，最终只会向百姓那里去找补。但是，由于连年的战乱，不仅户籍田册飞灰湮灭，黔首黎庶也大多逃亡，想要完全同大清朝一样的按着编户齐民去征收钱粮在技术上已无操作的可能。所以，随着圣库一次又一次的见底，太平天国的统治者们也就一次又一次不顾吃相的用各种方法去搜刮民脂民膏——先是在农村设立租税局以督促缴租纳粮，之后或是按户派捐，或是“不分业佃，随田纳款”，或是设立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王殿砖瓦费、造牌坊捐、经造费、免冲钱，以及专门对殷实人家派征的大捐等等······这也就是为何很多地区在被湘军拿下之后竟然面对着高额的厘金都不以为苛刻，太平天国聚敛之厉可见一斑。
总怀疑太平天国如此痴迷于印刷体是一位没几个人的书法拿得出手···
但即使是如此的横征暴敛，对于太平天国的财政亏空来说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到了同治二年（1863AD），李秀成在觐见洪秀全之后，准备离开天京赴苏州时竟然被拉住“吃大户”，在供状中李秀成写道：
“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妇女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
又如在天京陷入最后一次重围前，上下一致认为应该尽可能多的屯粮，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但由于进出城门的通行证“洪氏票”价格昂贵，运粮回来后也须交纳重税，贩卖粮食无利可图，所以无人肯去购粮也无人肯来卖粮······等到天京被围后出现粮荒，众人便纷纷怒斥掌管“洪氏票”发售的洪仁发、洪仁达兄弟“爱财不怕死”，但殊不知如果洪家兄弟不这么办，那圣库里连买粮食的钱都凑不够······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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