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三位天下人是老鄉

在日本歷史上一共有三位被稱為天下人，這三位一個被稱作傻瓜，一個打小修人質這門課，另一個甚至在開頭還沒有姓氏，出身各有不同的叄卻在出生地上這件事情上驚人的默契。

作為孕育了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三大日本戰國霸者的愛知縣，和戰國的關係其實不僅僅是貢獻了長達五六十年的亂世領舞者，就連它的核心城市名古屋也是誕生於那個時代。

被光榮臉譜化的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

在那個下克上習以為常的亂世，城市作為軍事據點的作用愈發被人重視。因為戰鬥規模的擴大，日本的城防要塞選址也從山城向平城過渡，像北條家難攻不落的小田原以及德川家康在裡面按遙控器的駿府都是位於水道附近且不容易被大軍團封鎖的平城。

而在眾多平城中間，豐臣家的居城大阪無疑是其中最閃亮的那一個，別的不說光是總策劃師黑田官兵衛就是豐臣政權中和竹中半兵衛齊名的智將了。作為策劃了水淹高松，參與了上一代不落城小田原的討伐的大將，自然對水道在城市建設中的重要性有很深的理解。為了防止敵軍封鎖城池後造成的補給困難，大阪建造在島野川、平野川、木津川等水道交匯的地方，但是水網密佈的地方也會帶來其他困擾，關羽水淹七軍，威震華夏靠的就是漢水流域的浪花，黑田官兵衛為了防範被水灌城，也在城內挖了許多水渠用於排水。而大阪城的石材也都是是丹羽長秀從上一代天下人的居城安土城拆下來的，甚至為了防備當時還沒有靠譜準星的歐洲大炮，大阪城規劃了更大的面積，用來保護本丸和天守免受大炮的威脅。

天守閣

所以到了1583年，歷時兩年又七個月的修建以後，大阪城已經成了整個日本最適合當家裡蹲（守城黨）的據點了。而即使到了決定日本歸屬的關原大戰結束後的第九年，為了應對豐臣秀賴手中的大阪城，江戶幕府還特地發動了西國和北國的大名在東海道的要衝名古屋鑄城，一般來說像這樣發動大名來進行基建的對象一般位於幕府的直轄領地中，然而在當時名古屋並不是這樣的存在，它的大名是德川家康的第九子德川義直，雖然都姓德川，但畢竟還是分了家的。

此外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丹波，丹波篠山城時四國、西國大名出力建造的，丹波龜山城則是中國和西國大名鑄造的。

這一情況的出現反映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德川幕府急著削弱外樣大名的實力，畢竟徵召的大名大多集中在西國，四國、中國、北國等地區。第二籌建的目標連接起來，能構成一個在正對山城、大和、攝津、河內、和泉近畿五國的包圍網，而這個區域裡面最核心的就是豐臣家的居城，豐臣家的殘餘勢力即使在關原之戰後，也大到可以讓德川家康打破慣例，集天下之力為其他大名修築城防。

豐臣和德川的雙重公儀

其實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實本質上在於關原之戰後豐臣公儀的存在，也就是說豐臣家在名義上還是全日本的統治者。號稱決定天下歸屬的關原大戰並不是豐臣家和德川家之間的的決戰，站在西軍的立場來看有兩重含義：第一天下是豐臣的天下，第二德川家康違背了對豐臣秀吉所立的誓言，違反了豐臣政權下的規定，需要肅清。

而站在東軍的立場上，其實也有兩層的含義：第一天下還是豐臣的天下，第二石田三成等有謀逆之心，需要剿滅。

我們可以發現這其實是一次天下大名就石田三成還是德川家康的選擇，德川家康背後是高達200萬石的行高（超過了全日本的十分之一），而石田三成依靠的僅僅豐臣政權的威望，當大阪城內的孤兒寡母選擇置身事外時，他所有的資本僅僅是拿著前田利長和上杉景勝的例子到處宣導，不跟我合作，你們也就兩條路，要麼像前田利長一樣屈服後被改易減封要麼像上杉景勝一樣不服被征討後改易減封，兩條路殊途同歸，想要保住既得利益就得站在我的大旗下。

關原之戰的東西軍勢力

但沒想到東軍是擰成了一條繩，西軍卻被搓成了一坨粉，各自心懷鬼胎，關原大戰，一日即潰。此戰之後，德川家康也就成了日本政治的執牛耳者。但凡事都講究儀式感，這種主導地位的公示明確仍然需要一個象徵事件來做註解。這個儀式顯然沒有讓德川家康等太久。

1603年2月12日，京都南部的伏見城裡，一個侍者向著平臺上身穿猩紅色禮袍的武士鞠躬行禮，木質鈴鐺搖出清脆的聲音，聽著像神社森林裡的天音，伴著這個背景，天音還真就出現了，侍者帶來了天皇使臣到達的消息。不久之後，頭頂冠帽，身著唐衣的的天皇代表徐徐而來，伴隨著齊奏的樂隊，他們向平臺上的紅袍武士呈遞了將軍的委任令。緊接著的就是佳餚美顏，大快朵頤的宴飲流程。大快朵頤胡特使們帶著紅袍武士送的駿馬啟程返回，馬背上的黃巾馬鞍閃閃發光，武士的三葉葵家紋跟著馬的步伐上下起伏。

德川家家紋

於是時隔25年，日本再次擁有了一位徵夷大將軍，他的名字叫做德川家康。而在這個時候在大阪仍然居住著曾經的天下之主——豐臣秀賴。那麼問題來了，從1600年9月15日關原之戰後到1615年豐臣秀賴戰敗自殺前，日本政治秩序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了關原大戰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將矛頭指向豐臣氏的統治，那麼作為豐臣家的家督——豐臣秀賴顯然在名義上仍是天下之主。即使家康拿下了勝利果實，也只是排除了他以秀賴名義執政的最大阻力。這個時候的日本顯然處於豐臣公儀階段，這裡我們先解釋一個臨時出來的名詞——公儀，從字面上看就是官方的禮儀，本質上其實是合法的統治秩序。

從關原之戰到將軍宣下，名義上秀賴還是BOSS

這個階段豐臣公儀名義上的主導地位可以從兩件事情中看出：

第一件就是元旦的新年賀拜。1601年，關原之戰後第一個元旦，不說武家的大名先是在大阪向秀賴行拜賀之禮後，才趕到家康座前拜賀，就連公家和寺社的代表也是按照先秀賴再家康的順序行禮，這中間甚至有著半個月的時間差。

到了1602年，這一年的新年家康是在江戶過的，公武雙方的賀拜順序和去年一樣，而到了三月，家康還特地來到大阪向秀賴行賀拜之禮。

直到家康就任將軍的前兩個月，也就是1603年的元旦，那時候將軍宣下的消息早已傳遍朝野，大名也紛紛聚集到了伏見城準備向家康行賀拜之禮。但是家康卻沒與承眾人之美，他還是要求大名們尊重先豐臣後德川的賀拜順序，於是京都到大阪的大道上又多了許多徹夜趕路的武士，他們先是在元旦對秀賴進行賀拜，有連夜趕回京都，在第二天向家康行禮。就連家康本人也在將軍宣下的前四天前往大阪對秀賴進行了最後一次新年賀拜。

很明顯，在這個時期，在標誌著名分的新年賀拜上面無論是公武雙方包括家康在內都尊重著豐臣為先的舊例。

第二件事則要和大名們的實際利益相關了，自鎌倉幕府以來，武家的領袖就依靠對地方武士首領的恩賞和土地維持統治，而這裡抓取的就是人對名利的慾望。

在名上面，武家的領袖可以向天皇推舉武士出任官員；在利上面，武家的領袖則可以分配武士的行知（封地）。沒錯，關原之戰後德川家康都參與了這兩項事務，並且通過對東西軍大名的知行大規模分配，實現了大洗牌。但是無論是落實知行調整的知行宛行狀的發佈主體還是武士官位的執奏人（推舉人）都是豐臣家的長者——豐臣秀賴。

這就是因為德川家康此時仍然只是豐臣家最強勢的家臣，其作為政務執行者的權力也來自於秀賴，在豐臣公儀體系健在的前提下，秀賴仍然是名義上的天下之主。

從將軍宣下到二條城會晤，德川政權逐步去除豐臣政權影響

這種豐臣公儀主導的情況隨著家康出任將軍發生了轉變，當然這個轉變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

首先大名們名正言順的停止了對秀賴的新年賀拜，同時家康自從出任將軍後，也沒有再前往大阪參拜秀賴，可以說發生在1603年2月12日的將軍宣下標誌著家康正式褪去豐臣家五大老之首的身份，建立起了有別於豐臣家的關白體系的德川公儀。

其次關原戰後家康沒收、改易了大量西軍大名的領地，其中佔被沒收的大頭有宇喜多秀家的備前五十七萬石，長宗我部盛親的土佐二十二萬石，增田長益的大和郡山二十萬石，石田三成的近江佐和山十九萬石，小西行長的肥後宇土的二十萬石。而兩位一百二十萬石級別的大佬毛利輝元、上杉景勝分別被減封到了三十七萬石以及三十萬石，不過他們吃的虧還是沒有豐臣秀賴多，作為豐臣家的統治基礎——分佈在各國的藏入地也從二百二十萬石削減到了近畿地方的六十五萬石。靠著這樣徵收來的七百八十萬石——相當於全日本百分之四十知行成了德川家康實現完全上位的最大資本。

家康的次子結城秀康從下總十萬石轉封到了越前北莊六十七萬石，四子松平忠吉由武藏忍十萬石轉封尾張清州五十二萬石，井伊直政的上野箕輪十二萬石被轉封到近江佐和山十八萬石，奧平信昌則從上野小幡三萬石成了了美濃加納十萬石之主。

上面貌似是一串的數字遊戲，但其實是一場深刻的政治遊戲，這裡藏著德川家康環環相扣的三個暗招，第一就是通過削減轉，壓制豐臣勢力，這裡面得來的大量土地就成了德川家康進行封賞的資本。具體來說原本西國中國的外樣大名比如說毛利輝元被壓制到了更偏僻的地區，這就是家康的第二招。至於那些剩下來的土地則被封給德川家的一門譜代，而這些土地主要就集中在江戶和京都之間，換言之從江戶到京都的上洛通道，通過德川家的一門和譜代的受封成了一條無障礙綠色通道，這種優勢也在後來的大阪之役中有所表現。

不過即使是大範圍的調動了大名的領地，有一點還是表明了豐臣勢力在這個時段仍有相當影響力，因為關原之戰後的封賞名單中，只有兩位譜代大名的封地在山城、大和、河內、攝津、和泉、近江、丹波、播磨這所謂的上方八國裡面，而恰恰豐臣家僅剩的藏入地都分佈在這些地方。

從東京到大阪

這種情況直到關原之戰結束三年後才發生了變化。因為家康把將軍的位置傳給了秀忠，駿府也就成了新的大御所居城，為此原封駿府的內藤信成被轉封到了近江，有了第一次自然也會有第二次。開頭說的名古屋築城也是因為德川義直轉封名古屋四十七萬石。隨著後續轉封和築城的進行，對於大阪的豐臣秀賴也就形成了一張密不透風的包圍網。但即使如此，家康對秀賴雖然忌憚卻也不敢將包圍網收縮到更小的山城、大和、河內、攝津、和泉等近畿五國之內，這也說明了在這個階段德川公儀影響力不斷增加，但是豐臣公儀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甚至豐臣家部分西國的藏入地雖然已經被轉封他人，但還是有秀賴從那裡獲得收入的記錄。

而相對於武士們的態度，公家對於秀賴的支持則更為長久，前文提到的新年賀拜，即使在家康就任徵夷大將軍之後，來自天皇的使者還是會在每年元旦叩響秀賴家的大門，而對於武家的官位執奏權，德川家直到1605年才從豐臣家手裡拿了過來。這也從側面表明了在京都的公家心中，豐臣政權仍是掌管天下的政權。

甚至於家康就任將軍後的第五個月，德川家和豐臣家之間還按照豐臣秀吉的遺願，達成了聯姻，家康的孫女千姬和秀吉的兒子秀賴順利成婚。這件事加上一年後家康還親自在豐國神社主導了秀吉的七週年臨時祭，使得許多人思考德川家出任將軍，豐臣家就任關白的可能。

從二條城會晤到大阪夏之陣，豐臣公儀的徹底凋零

不過這種可能性隨著1611年家康上洛並在二條城與秀賴會面徹底消失，根據德川近臣本多正純寫給江戶同僚的書信描述：秀賴尊呈御禮於大御所大人。這標誌著秀賴第一次向家康行了臣禮。更關鍵的是此時在二條城之中有著包括細川忠興、池田輝政、福島正則、島津家久、前田利常、毛利秀就、加藤清正、淺野幸長、鍋島勝茂等二十餘位位國持級別（領地在一國或以上）的北國、西國大名，秀賴的態度很快就會傳遍整個日本。

二條城中除了發生過秀賴和家康的會面，還有一件事影響到了日本的政治格局，那就是在場的大名們締結了三條誓約：

一、信奉自鎌倉以來的武家法度，並堅決遵守江戶幕府新制定的法度

二、各國不可藏匿違背法度或忤逆上意之徒

三、各大名所招納的武士中如有反叛、殺人者，必告其罪，其他大名也不得招納

這就是後來江戶幕府統治基礎《武家諸法度》的前身，這些條約的落實也標誌這德川家的統治得到了書面的認可，即使秀賴並沒有在上面署名，但是豐臣公儀也在這次會晤之後徹底滑落谷底，它最後的命運也就是等待著一次清算比如說——大阪之陣，然後被成為歷史的一頁。

可以說關原之戰後的日本是一個從雙元統治到一元統治的過程，從1600年關原之戰的結束到1603年家康出任將軍，這時候是典型的豐臣德川雙重公儀存在的時代，而且因為關原之戰很大程度上是豐臣統治集團內部的派系鬥爭。因此在針對戰敗方的處理還沒完成前，豐臣公儀仍然佔據著名義上的領先位置。

而當家康完成了最後一個西軍勢力島津家的處理後，他也就順理成章的登上了將軍大位，也正是從1604年開始，武家和公家一早一晚，一快一慢轉變了態度，並且伴隨著大阪包圍網的形成，德川公儀漸漸的超過了豐臣公儀。

等到1611年，家康藉著後水尾天皇繼位的契機，成功在二條城與各大名達成了效忠誓約，並和秀賴確定了君臣名分，這之後一直到1615年的夏天，大阪夏之陣徹底打掉了豐臣家殘存的希望，從此日本進入了德川家一統天下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