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0期，原文標題《郭沫若》，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郭沫若

學界公認的“甲骨四堂”中，郭沫若接觸甲骨最晚，既非像羅振玉、王國維在早期就蒐集、佔有甲骨材料，亦非像董作賓親自參與殷墟發掘，但他憑藉在史學觀念上的革新，後來居上，為甲骨研究開創了全新的局面。

生於1892年的郭沫若與傅斯年、董作賓等年齡相仿，同為新文化運動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五四”一代，知識結構與思想氣質均大異於傳統中國文人。1929年郭沫若開始甲骨卜辭研究時的處境相當特殊，此前他公開反蔣，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在日本的郭沫若之所以用大量精力研究甲骨文，並非僅僅出於“閒情雅緻”，也不同於史語所考古組諸人的專業學術行為，而是與其自身整體的文化和政治抱負相關，所以入手角度頗不尋常。郭高度肯定羅、王等人已有的甲骨研究成就，但也提出：“中國學者，特別是研究古文字一流人物，缺少科學的教養，所以對此絕好史料，只能零碎地發揮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有系統的科學的把握。”

1930年，郭沫若寫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標誌著甲骨研究一個全新維度的開啟，這部書也被譽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山之作。書中不再把甲骨文單純當作古文字材料，而是看作理解商代歷史，進而理解中國社會起源的重要史料。此書第一章結合卜辭講商代的漁獵、農業、工藝、貿易等環節，第二章結合彭那魯亞制、母權中心、私有財產的發生等概念談商代氏族社會的痕跡和崩潰，他本還擬作第三章講商代人的精神文化世界，後來這部分被收於其他著作。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正展開中國社會史大論戰，一些人持“中國社會特殊論”，認為中國未曾經歷奴隸制等階段，郭沫若藉此書予以反駁，明確表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提出的普遍歷史規律同樣適用於中國古代文明。新史觀背後是更大的政治願景，在序言中，郭沫若便開宗明義：“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郭沫若研究甲骨僅一年，便以極強的綜合能力和嶄新的視角讓已出現30餘年的甲骨材料生髮出全新的意義，雖然具體觀點未必獲得所有人認同，但學界普遍認為他屬於“天才型學者”。

郭沫若沒有僅借甲骨文闡發一時政治議論，而是將這份興趣延續了下去，在多個層面為甲骨研究做出了堅實的貢獻。1931年，郭沫若撰寫《甲骨文字研究》兩冊，1933年出版《卜辭通纂》《殷契餘論》，1937年出版《殷契粹編》及考釋等，這些專著被時人視作甲骨研究必備參考書，其中包括了文字的考釋、辭例的闡發、材料的辨偽與彙編等一系列基礎工作，既對羅、王等人的結論有所發展，又有前人所未及的見解。1946至1948年間，中央研究院以前所未有的規格遴選第一批院士，此時國共兩黨對立日趨激烈，郭沫若身為文化界左翼領袖，仍因其在甲骨研究上的巨大貢獻，被推舉為考古組院士。

新中國成立後，郭沫若出任一系列領導職務，但還是繼續從學術組織方面參與甲骨研究。例如舉全國之力耗時數十年編成的13冊《甲骨文合集》，即是由郭沫若擔任主編。1950年出任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院長後，郭沫若立即著手建設考古研究所並於當年就恢復了殷墟發掘。時至今日，殷墟考古隊駐地會議室內仍懸掛著郭沫若的照片。

（參考書目：《郭沫若同志在甲骨學上的巨大貢獻》，胡厚宣著）

更多精彩報道詳見本期新刊《甲骨文》，點擊下方商品卡即可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