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點：宋朝的科舉制度，避免考官和考生串通舞弊，為後世做出榜樣

科舉自唐初成為固定的取才方式，自此實行近一千三百年，成為我國曆史上通行時間最長、作用最大的官僚選取方式。初行科舉之時，唐太宗頗為自得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但此話未免誇張。整個唐代，科舉都只是在初創期，這是就它在整個官僚體系中的地位而言。

李世民

唐代科舉，錄取人數一直極少，最盛的進士科，太宗時期，平均每年僅十人。武則天加倍拓寬了官僚體系的門面，可是由科舉而進入體系的，每年仍不過二十人。唐代對科舉制的貢獻，是使它成為定期舉行的人才選拔方式，從而為它在後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科舉制度的發展與成熟的主要時期是在宋代，它也是宋代發達的“文治”的基礎。

科舉博物館

若僅從科考錄取的人數來看，從宋太宗朝開始，由科舉獲得入仕資格的人數，呈爆炸性增長，個別年份達千人以上。當然宋太宗出於收買人心之需，走上另一個極端，這對於制度的健康發展而言，同樣是不利的。一年千人，十年即是一萬人，已接近當時的官員總數。故而，對錄取人數的限制是完善科舉制之首務。到北宋中期仁宗朝時，錄取數已經穩定，達到較為健康的水平：平均每年二三百人左右，其中主流的進士科大約百人。科舉出身者，必佔文官總數之太半。歷代傳承下來的恩蔭，仍據有官員數的較大部分，然而，遷至高層卻相當困難。這樣一來，中、高層官員中，科舉出身者就佔了絕大部分。

宋太宗

科目之固定與內容合理化，也是在宋代完成的。宋本來有許多科目，除進士之外，其他各種合稱“諸科”，就是各種科的意思。但從北宋中後期開始，專考背誦能力的“諸科”被取締，全部以進士科取士，此即明、清科舉制度的源頭，也使我們今天通常以為科舉的結果就是進士。但是宋的科目設置，卻比明清合理。同是進士科，又有“詩賦進士”與“經義進士”之分。概而言之，考試內容分三塊：經義，考察對經典的掌握，這是立國與修身之本，不可放棄；詩賦，考察文學水平，但寫詩作賦，多用典故，所以這一項也需以經典為基礎；策論，即政論與公文，考察政治理論水平和行政能力。詩賦進士考詩賦與策論，經義進士考經義與策論。士人可各取所長，而兩者互補，治國所需要的學識和技術，也可全部得到。

清朝科舉

宋代科考分為三個步驟：州一級舉行的“解試”，中央禮部的“省試”，以及由皇帝主持的“殿試”。在仁宗嘉祐二年（1057）以後，通過省試者，殿試也全部錄取，其作用僅限於重排名次。各州有“解額”，即由朝廷限定的該州通過解試、有資格參加次年省試的人數，定“解額”主要依據該州以往順利完成解試（所謂“終場”）的人數，另外尚需參照地區的人口數、省試的登科數，再需考慮地區之間的平衡—“終場”人數高至數萬的東南大府、州，需有上限，不過數十名，而數百人“終場”的僻遠小州，不可能為零，也需分配幾名。各區域在文化方面固然有巨大差異，但從更高層面考慮，國家由許多區域構成，通過科舉給予各區域參政權利，正如同科舉也給了各階層參政權利。

科舉

而“解額”是體現這一權利的首要層面，這和漢代始創的“鄉舉裡選”用意相同。不過，獲得“解額”而參加禮部省試的大部分人會被淘汰，故而這種權利無法表現於最後的結果——殿試錄取名單。在宋初至熙寧間，東南的福建、兩浙路每次省試的錄取人數，呈遞增趨勢，而河北、河東、京東、京西諸路，卻日趨減少。這些傳統的“中原”路分，為國家的核心區所在，怎能如此被變相排斥？這一問題至神宗朝獲得較好解決。

王安石

熙寧四年（1071），在王安石所從事的科舉改革中，為京東、京西、陝西、河北、河東等北方五路特別保留禮部試錄取名額，從而維護了北方諸路的參政權利。科舉的規章制度也不斷得到完善。唐已經發展出地方與中央兩級三次考試，以多次篩選來確保公正，但若無制度保障，人性的弱點卻使不公正的事永遠在發生。士人平日的名聲對考官有重要影響，名聲在外者更易被錄取。更有考官接受囑託或賄賂，出賣名額。

宋代最重要的技術創新，是“糊名”與“謄錄”。“糊名”是指將考卷邊緣關於名字、籍貫等考生個人信息部分封起來，閱卷官就只能評價文章的價值而不能評估考生的價格。但這還不夠，閱卷官有時可以字體來分辨他想關照的學生，甚至兩者以考卷上的某種符記來作暗號。於是又多出“謄錄”一步，專派書吏謄抄考卷，進行編號，使字體與暗號不再起作用。等閱卷完畢、錄取名額與名次確定，再據謄抄稿尋找原稿，找出相應編號的考生信息。等這些技術在仁宗朝應用之後，考官與考生通同作弊，便基本可以避免了。

宋仁宗

另外，由唐至宋，每年開科舉變為三年一開。週期的變化，似僅是細節上的調整，卻同樣不能忽視。由皇朝的疆域來看，無論在唐在宋，邊緣地區的人們要到達京師參加科考，都是極為困難之事。比如兩廣福建的考生到長安，四川考生到臨安，無不費時耗力，備歷艱險。若每年開考，劍南嶺南士人，每年萬里遠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隔幾年來一次，錄取數幾乎為零，邊遠之地文士不能與中州相抗，極渺茫的機會，不如放棄了。然每三年開科取士，每次名額大增，機會也大增，對邊地考生就很有吸引力。儘管落後的局面長久未改，但是這些考生成為邊地與中原唯一往來不絕的人群，是一支不可忽視的維繫力量。宋政府也特別看重這些士子，到首都參加過若干次考試，即使不中，也製造機會，讓他們擔任本地的低級官員。網羅天下英雄的豪言壯語，在唐代還是虛多實少，在宋代卻可看作是朝廷最大的政治廣告了。

宋朝科舉

總結

宋代科考錄取人數既多，待遇又較唐優厚。唐代士子通過禮部的科考，還要到官員的主管部門吏部去考試，不少士人通不過這一關，前功盡棄。宋代則不同，禮部試一通過，即可授官，這對於天下士子紛紛投身這一事業，有極大的促動作用。宋初承五代亂後，文風不盛，每年應試者寥寥。到了北宋中期以後，每年百餘人的水平，背後是上百萬的士子，在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上，東南地區比例更高。從宋代開始，科舉才真正發揮其傳播文化與凝聚人心的強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