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和瘋子之間往往只有一線之隔，這句話彷佛再次在孫正義身上得到驗證。美國時間22日，IPO失敗的WeWork宣佈，已經與軟銀集團達成救助協議。
根據該方案，軟銀將獲得該公司80%的股份以及控制權，WeWork將成為軟銀的關聯公司，但不是子公司，為此軟銀要付出的是提供總計95億美元幫WeWork收拾爛攤子。
據外界統計，軟銀的190億美元，最終換來的是估值80億美元的WeWork，這筆投資也成了孫正義目前最大的敗筆。
500億美金，華爾街估值最高的獨角獸，WeWork的昔日輝煌就像是昨天的事，來自軟銀的孫正義與WeWork創始人、CEO亞當 諾依曼（adam neumann）在WeWork紐約辦事處會面，12分鐘之後，孫正義便決定投資這家有著瘋狂想法，想要顛覆辦公模式的公司。“在戰鬥中，瘋狂比聰明要更好，WeWork仍然不夠瘋狂”，孫正義對諾依曼說。
有了資本的助力，WeWork成立共享經濟領域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也被視作下一個阿里巴巴，從業界楷模到成為笑柄，WeWork書寫了一段近10年的傳奇。
2010年，WeWork成立之初正值金融危機令寫字樓租賃市場觸底，將客群瞄準創業公司的WeWork很快收穫了第一批粉絲。2014年，WeWork在英國倫敦開出了第一家海外辦公空間。隨後，它又陸續將國際化的觸角伸向了印度、中國和拉美。WeWork如今在100個城市擁有425個辦公地點，擁有40.1萬名會員。公司還將業務擴展到服務型公寓社區Welive。
“有朝一日，當我們上市時，那將不是一家科技公司IPO，而是一家新型公司上市。將來，我們所擁有的會越來越多，因為物理和數字的結合從未這麼重要過。”諾依曼曾在採訪中這麼說，他把WeWork的模式創新總結為“辦公空間即服務”。
2019年8月，WeWork發佈會IPO招股書，第一次公開了公司的運營狀況，從2016年到2018年，WeWork的收入增長超過4倍，但虧損也幾乎以同樣的速度在擴大。2018年，WeWork收入達到18.2億美元，淨虧損為16.1億美元，2019年上半年，WeWork營收15.4億美元，淨虧損6.897億美元。還有著179億美元的長期租賃債務。估值隨之迅速縮水，從470億美元下降到80億美元。
WeWorkIPO涼了，孫正義在接受《日經商務週刊》的採訪時，他不得不承認“結果與目標相去甚遠，這讓我感到羞愧。”
WeWork的前高管曾對潛在投資者表示：“我們未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共同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亞當•諾依曼的持續服務。”他發出警告稱，諾依曼沒有與WeWork簽訂僱傭協議，他的離職將嚴重損害公司業務。兩個月後，諾依曼宣佈了辭職。
種種事蹟表明，諾依曼沒能分清私人生活與公司管理之間的界限，WeWork一直是他擁有的一些房產的承租人；對該公司擁有表決權控制權的諾依曼先生還利用公司股票作為抵押擔保了個人貸款。以及，依據個人喜好投資與公司業務毫無關聯的餐飲公司和少兒學校。在管理層，諾依曼也安插了自己的妻子和親信們，他們可以隨意出現在不同的部門會議上旁聽，直接向諾依曼彙報。
WeWork創始人亞當諾伊曼
隨著軟銀接手WeWork ，WeWork董事會將任命軟銀COO馬塞洛·克勞雷為執行董事長。WeWork現任董事長亞當·諾依曼將變為董事會觀察員，《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由於諾依曼出售其在該公司的股份，並通過其他收費方式，這筆交易可能使他獲得近17億美元的收益。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WeWork的千員裁員計劃，公司還將裁員至少2000人，約佔員工總數的13%。WeWork將繼續精簡開支，把精力放在核心業務上，就在昨天，他們宣佈從包括中國、印度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撤出——那些引來網紅打卡拍照的WeWork中國辦公室可能也快關門大吉了。
當悲劇發生，人們開始反思，WeWork究竟是一個行業的顛覆者還是披著科技外衣的地產公司？聯合辦公還有故事可講嗎？
不可否認的是，WeWork為辦公行業帶來了全新的審美、組織和空間利用模式，其靈活性更適合互聯網催生下的各類大中小型公司，但其依賴租金的收入模型讓它被打上“二房東”的標籤，Berenberg的Calum Battersby等分析師認為，它與以前被稱為Regus的競爭對手IWG並沒有太大區別。
“他們所賺取的每一點收入，都將不得不投入大量資金來獲得辦公室的租賃權，把辦公室裝修好，分割成更小的網站，你可以像任何傳統的辦公公司一樣賣給人和公司。”
IWG目前在全球約有3000處辦公地和250萬客戶。據《華爾街日報》報道，2018年，IWG的收入是WeWork的兩倍，但IWG目前市值僅約40億美元。
藉著共享經濟的東風，WeWork的共享辦公模式也在中國遍地開花，經過一系列融資和併購，出現了優客工場、納什空間、夢想加等頭部企業。
在線房地產投資和金融平臺equitymultiple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查爾斯•克林頓（charles clinton）認為，WeWork本質上是一家房地產公司，但他表示，該公司的做法動搖了服務型辦公領域。“我認為他們通過向新的受眾進行營銷，就像蘋果所能做到的那樣。有時候，風格本身就是一種顛覆。”
此前，全球企業增長諮詢公司沙利文發佈了一份《中國聯合辦公行業研究報告》，報告稱，收租金的說法並未概括聯合辦公商業模式的本質，首先在租賃時長上，商業辦公室空間的租賃時長門檻被聯合辦公降低到了幾乎不存在。“聯合辦公的商業模式可以成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傳統的商業辦公室租賃市場存在剛性，而這一聯合辦公行業正好針對性地改善了商業辦公室租賃市場的靈活度。”
模式的創新性決定了聯合辦公在商業實踐必要經歷的探索和踩坑，由於本身存在過於依賴出租率的風險，“當遇到商業地產週期和宏觀經濟週期的時候，市場盈利的可持續性會受到很大的挑戰。也正是如此，聯合辦公行業在陷入財務困境的時候容易被外界詬病為“二房東”，哪怕二房東賺取的是租金差，而聯合辦公賺取的是空間效能提升的溢價。”
在WeWork招股書發佈之初，面對質疑，夢想加CEO王曉魯也在朋友圈稱，“傳統商辦售賣鏈條上的面積，被轉化為辦公產品，服務於用戶。這種模式，不僅改變了產業鏈條，同時改變了定價邏輯，再回頭看估值，是不是更合理一些呢？”
另一方面，WeWork退出中國市場，對於現存玩家來說很可能是一件好事。WE+ 酷窩創始人劉彥燊對鈦媒體表示，WeWork為了搶佔新市場不計成本的擴張，也給市場定價帶來了不良影響。迴歸商業本質，他認為聯合辦公的路有兩條，要麼更輕，即不斷提升運營能力，類似連鎖酒店的模式進行辦公服務的管理輸出，要麼更重，參與資產收購。
無論做出哪種選擇，經歷的大起大落的WeWork對於後來者們都是一種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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