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繪圖羅樂

子夏。

魏文侯。

公元前455年（周貞定王14年），山西盂縣境內發生了一場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戰爭——晉陽之戰。晉國內部的四大家族發生內訌，此戰的結局，便是歷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晉”——司馬光的宏篇鉅著《資治通鑑》以此開篇，將此事件視為揭開戰國曆史帷幕的重要標誌。

歷史的巧合，往往勝過小說家筆下的杜撰。恰恰就在這一年，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誕生——他的名字叫李悝。

就是這個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不常被提及的李悝，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整個戰國時局。

認識李悝之前，我們先看看歷史上那一個個顯赫的人物，都與他有什麼樣的關係——李悝是身懷曠世絕學，精通百家學問，被譽為中國歷史上千古奇人鬼谷子的得意門生；李悝是孔子學生子夏的入室弟子；李悝是由儒家轉為法家，被歷史公認的法家始祖；李悝是商鞅和吳起等人的宗師。

如果這些還不足以襯托其身份的話，還有一個十分重磅的符號嵌在他名字前面——李悝是“中國歷史上變法第一人”。也就是說，我們耳熟能詳津津樂道的商鞅變法，其源頭在他那裡。

李悝

歷史公認的法家始祖

李悝的身世史無記載，只顯示他是魏國安邑（今山西運城一帶）人，因年代久遠，迄今無墓可考。

有兩個關鍵人物，直接決定了李悝後來的人生之路——子夏和魏文侯。

子夏，是孔子的弟子，乃“孔門十哲”之一。在春秋末葉，子夏的影響波及列國，李悝遂拜他為師。儒家思想的薰陶，對初入社會的李悝影響頗深。孔子畢生倡導“克己復禮”，而子夏是儒家學說的一個“異端”。在子夏那裡，李悝所接收的儒家思想卻是另外一個模樣——君子應該“知權術”；君王，更應該懂得“用權之術”。這種“子夏特色”的儒家思想，影響了李悝一生。從老師那裡他逐漸意識到，“法”比“禮”更重要，應該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制，來為統治者服務。潛移默化之間，李悝由一個“儒家”轉為“法家”，併成為歷史公認的法家始祖。

魏文侯，是“三家分晉”之後魏國的創立者，也是一位有著雄才大略、善吸納各類英才的君主。巧合的是，此人也曾拜子夏為師，並將子夏請到魏國的西河（今河南安陽）開“講座”，形成名震一時的“西河學派”。

韓、趙、魏三家分晉後，魏國所得的領土有“三河”之稱。其中“河東”在今山西黃河以東；“河內”在今河南黃河以北；“河南”在今河南黃河以南。“三河”地區雖然土壤肥沃，良田眾多，人口密集，六畜興旺，算是中原最為富庶的地方，可對於管理者而言，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它們分處於各國之間，犬牙交錯，未能連成一個管轄的整體。軍事上稍有不慎，便將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地。以近鄰西面的秦國為例，他們日夜虎視眈眈，對魏國的“三河糧倉”（今陝西省北部的黃河以西一帶）早已垂涎欲滴。

如此兵家必爭之地，當然得能臣把守，魏文侯遂將剛剛從中山相任上的李悝，提拔為“上地守”，加強對魏國邊防要塞的防守。李悝所轄防區，短短十餘年間，魏秦兩國在此進行了四次激烈的戰爭。分別是，魏文侯十三年（前434年）、十六年（前431年）、十七年（前430年）、二十四年（前423年）。這些戰爭，都是由最前線指揮官李悝布兵和調遣。

可以想象，“上地守”李悝已經成為魏文侯手中一枚舉足輕重的棋子。李悝也不負所托，表現得十分出色，僅以一個戰例足以說明。公元前425年的秋天，又一支秦國的軍隊逼近魏國。李悝早有防備，秦軍偷襲不成便加以強攻。強攻也難以獲勝，秦軍發現魏國守軍的弓箭非比尋常，又長又尖的箭矢如箭雨般傾瀉狂掃，大隊的秦軍瞬間倒地一片。正當秦軍慌忙敗退之際，魏軍陣列中升起獵獵戰旗，大大的“李”字赫然醒目，這正是李悝的精準部署與指揮。

原來，李悝為使上地郡軍民提高射箭技術，便下令以射箭來決斷訴訟案的曲直，“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後，當地人演習騎射技術風靡一時，人們都爭相練習射技，日夜不停。由於李悝在“關鍵崗位”上政績斐然，仕途之路也青雲直上，最終被魏文侯任命為“相”——出身卑微的李悝，已經晉升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可或缺的肱股之臣。

變法

李悝在魏國實施土地新政

實際上，魏文侯大膽重用李悝，遠非其赫赫戰功所左右，而是要把整個魏國未來的命運，都全部交到他手裡。

魏文侯深知魏國當時的處境，剛剛從晉國脫胎而出的魏國，可謂百廢待舉，羽翼稚嫩，又被緊緊裹挾在晉東南中間，是所謂無險可守的“四戰之地”。西邊，是一河之隔的秦國；東面是齊國；北邊，是同自己一起“三家分晉”而誕生的趙國；南邊，越過中條山和黃河，便是秦、楚、鄭三國拉鋸爭奪的地帶。

春秋時代初期，中華大地上共有140多家諸侯，經過300多年的兼併，到戰國初期剩下20餘家。其中又以嬴姓秦國，田姓齊國，三晉（趙、魏、韓），羋姓楚國，姬姓燕國最強，史稱“戰國七雄”。

春秋時期由於小國眾多，大國之間的爭鬥還存在一定的緩衝空間，然而進入戰國後，大國不得不面對更加直接的鬥爭和更加殘酷的格局。據統計，從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的200多年間，為了生存而戰，大大小小發生過230次戰爭。

魏文侯心裡比誰都清楚，魏國這樣一個隨時都可能被吞併的小國，唯一的生存之道，便是變法求新。善於審時度勢的魏文侯，看到了問題的實質，他此刻啟用李悝，旨在醞釀一場大變革。他知道，只有實施一場前無古人的變法，方可讓魏國拓展狹小的生存空間，走出困局而涅槃重生。

魏文侯如此倚重李悝，人們不禁會問，李悝究竟有什麼靈丹妙藥，讓魏國走向強盛之路？他“變法”的主要內容又是什麼？

中國的農業，開始於黃河中流的黃土地帶。黃仁宇先生曾精闢地指出，黃土的土壤能夠垂直堆砌，內中保留著很多由下至上的細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夠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質疏鬆，在農業初興的時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這地區耕耘。

從土地上走出來的李悝，對土地感情最深，也研究得最透。李悝變法，首先瞄準農業。他以為，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的魏國，“第一桶金”必須依靠農業。因而他提出了“盡地力之教”的原則，意思是，教會農民儘可能地提高土地單位面積的糧食產量。

“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無論糧貴糧賤都會引起恐慌，如何做到“使民不傷，而農益勸”？李悝終於想出瞭解決之道——“平糴［dí］法”。“平糴法”規定，每家農民收入的糧食中，除交十分之一的稅及自己食用、消費外，多餘的糧食，由國家出錢收購。

為讓百姓感受到更加公平，法令還把豐年和災年分為上、中、下三等。豐年時，官府按等級糴進一定數量的餘糧；災年時，官府也按等級平價糶［tiào］出一定數量的糧食。這樣的價格槓桿，無論是豐年還是災年，糧價都能保持相對穩定，從而達到“取有餘以補不足”“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

李悝的“民本思想”很快就有了豐厚的回報，短短三年之內，魏國便糧庫充盈，人民富裕。李悝知道，只有百姓填飽了肚子，國家的基石堅固了，其他的“變法”才有可能。

2000多年間，歷朝歷代經歷過無數次“變法”與革新，如果用年輪來表達變法的話，李悝應該是最初的那道年輪。

開創

中國第一部法律《法經》

李悝的人才新政立竿見影，天下英才紛紛側目，像吳起、樂羊、西門豹、田子，此外段幹木等非魏國人才，為魏國所用。

土地新政和人才新政後，李悝又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比如，在軍事上建立“武卒”制，對軍隊的士兵進行考核，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戰特點，重新將他們進行隊伍編排，以發揮軍隊最大的作戰優勢。

最能讓後人受益的，是李悝制訂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法律——《法經》。這部法律對國家法令、政府職能、官員的升遷獎懲、軍功的獎勵，都做了最完備的規定。

李悝的變法，拉開了魏國從人治到法治的序幕，其不斷雄厚的實力，也讓各諸侯國刮目相看。魏文侯也從此走上了擴張之路，公元前419年西攻秦國，盡取其河西之地；之後北越趙境，滅中山國；再後東伐齊九年，破其長城；緊接著又南征楚地，連克數鎮……一路所向披靡，大有併吞天下之勢。

用今天的話來總結，李悝的變法既有豐富的理論作指引，又有成熟的案例作支撐。

李悝很清楚地知道，他此生有涯。所以才把希望寄託在制度身上，他應該也清楚地看到，一個國家的興亡不能把賭注押在某一個或幾個曠世之才身上，而是一套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制度來保障。他希望通過“變法”來固化一套成熟的制度，以確保魏國的精神血脈延續下去。

李悝所在的戰國時代，其變法成為“當下潮流”，還形成一種獨特的蝴蝶效應。

李悝的變法思想，幾乎被當時各諸侯國統治者所接受，從而引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轟轟烈烈的“變法大潮”——齊國管仲的改革新路，鄒忌的清明吏治，鄭國子產的修政圖治，楚國吳起的新招變法，韓國申不害的君治獨斷……

戰國烽火下的各諸侯國，都紛紛祭起改革大旗，將“變法”二字醒目地寫在大纛［dào］之上。

只可惜，李悝的時間有限，加之強大的舊勢力氣場，一些被動過奶酪的利益階層肯定不會善罷甘休，所以一旦他和支持他變法的魏文侯離世之後，制度的力量如何，誰也不敢保證。事實證明，李悝的擔心不是多餘的，他身後的魏國又退回到了從前。

但是，李悝未完成的事業，讓他的學生商鞅在後來的秦國開花結果。這一變法實踐，最終在秦國結出豐碩的成果，從而一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