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前，刘半农还是上海滩上的一位小文士。他投身新文化运动并为世人所知，其间过程很多人并不了解。
一、上海滩的小文士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纪念。许多专家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影响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大都偏于运动的后期活动的总结，而对前期则相对有所不足。刘半农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并无太大的影响，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却成了一位令人瞩目的人物。鲁迅甚至给了他非常高的评价，称他“很打了几次大仗”，是一位“战士”，还称他是一位“骁将”。
刘半农从上海黄浦滩边的一个小文士，一下子就走进了北京大学的讲堂。这个变化，是谁“导演”出来的呢？人们总是在想，在当时有名望的人群当中，只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有这个能力，因为他能慧眼识珠，不在乎什么学历，什么出身，只要有才就行。刘半农就是由蔡元培这样请来的。
人们实在不能理解，蔡元培是前清的进士，而刘半农根本就没有入过科场，说不上有师生关系；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而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也攀不上同乡关系；蔡元培大刘半农24岁，更没有同学之说。此外，能引起蔡元培一点目光的，也许是刘半农译过许多的外国文学的作品。可是，这些外国文学的书，在当时，只不过是供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那么，刘半农到底是怎样走进新文化运动的行列呢？让我们把几件破碎的历史画面试着连缀起来。
要讲刘半农的奋斗史，必须从头讲起。刘半农出生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小城市江阴。家庭生活本就不富裕，高中还没有毕业，就被迫离开学校，为家庭的吃穿用度而奔波。他只有当小学教师的本钱，一点点的收入，勉强能维持一家的温饱。他想，若是到上海去，那是个大地方，也许能多挣点钱。他就和弟弟说了，刘天华听了，高兴得真是要跳起来了。他早就想去那个地方，那儿有一个演新剧的团体，叫开明剧社，他们有从外国新买来的洋鼓洋号，好玩极了。从小就喜欢音乐的刘天华，说起它的时候，显得那么高兴。
1912年的春天，刘氏兄弟身背着一个行李卷儿，走进了热闹的大世界上海，找到了一个仅可栖身的小出租屋住下。第二天一大早，迫不及待的刘天华就要出门。刘天华好像很熟悉上海的街道，一下子就找到了开明剧社的地点。并且每天都去，一连好几天，天天都不停，他把各种乐器都看了个够。这可把每天都困在家里等候消息的刘半农急得了不得了。第四天晚上，刘天华回来的时候，兴冲冲地说：“好消息！明天你也和我一起去玩吧！”
“玩儿？开玩笑！你不吃饭了？”刘半农生气了。
“明天你也和我一起去。我给你也找到了一点活干！”
开明剧社的演员们正忙着排练新剧，可是，导演却在犯嘀咕，下一次要演出的剧本就捏在手里，英文的，还没找到翻译的人。刘天华知道了，心想：这可是个好机会！连忙凑上前去，要过来说：“我来”，接过剧本以后才说：“我来给你找一个人，一定能弄下来！”
晚上，刘半农摊开剧本一看：题目大约是《好事多磨》，内容上也有些难度。凭自己高中的时候学过那点英文基础，肯定是有些困难。不过，为了吃饭，为了不用天天往外跑，也为了不用出门去求人，就在家里，弄上了一两个月也值得。很快就把剧本交了上去。
谋生成功了。开明剧社使刘半农有了安身之处，衣食无虞。但是未来的生活又在哪里？
刘半农先生（左）与北京大学教师合影
二、伯乐徐傅霖
《好事多磨》剧本交出之后，刘半农不时到剧社来看看，跟剧组的朋友混得都很熟，特别是导演。有一天，导演把他叫到一个人的面前，说了一句：“就是他，给他化上装吧。”那人看了他一眼，说：“你就是刘半农？”
“是。”
“你懂英文？”
“是。”
从舞台下来之后，那人拿来两篇文章，对他说：“你看看，能不能翻译一下？”“能！”刘半农看也没看，就插在了兜里面。第二天，刘半农来到剧社送稿，要找昨天给他画花脸的人，导演说：“啊，徐卓呆先生！”“谁？谁是徐卓呆？”刘半农愣了一下。“那是个大人物，有名的翻译家！”过了几天，刘半农收到了寄来的一份《时事新报》，上面有一篇翻译的文章《西笑译丛四则》，正是自己的手笔。刘半农高兴地了不得。他写信给徐卓呆先生，又收到了几篇文章；他去拜访了徐先生，又带回来几篇文稿。不断的来往，不断的翻译，不断的刊出。刘半农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不再去寄人篱下，依靠别人打发过日子，他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笔，为自己勾画未来的蓝图。
1914年，由于徐先生的介绍，刘半农进了正在缺人的中华书局，担任了翻译员，每天为上司提供国外有关的文化信息。由此，刘半农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外国的文学作品。他认为好的，有价值的，有新鲜内容的，就随时翻译下来，放在手边，插进抽屉里，随时备用。日积月累，倒也有了不少。
1914年初，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中华小说界》创刊了，还是做编辑的徐卓呆先生，首先想到了刘半农，问他：“可有些作品要发表？”刘半农笑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卷子文稿，“有！有！有！”。就这样，刘半农三个字就出现在《中华小说界》的作者名单里。有意思的是，《中华小说界》是月刊，一共办了三年，出了三十六期，而刘半农的小说竟然出现了三十三篇。更为有趣的是，当时中华书局办有八大杂志，刘半农的名字在其中的五种杂志上曾经露过面。刘半农几年来翻译的小说印成单行本出版的有五种，其中有四种都被收入到中华书局创办的大型小说库《小说汇刊》之中。另外一种《英使觐见乾隆记》也被列为《海外清史丛刊》之一，而后出版。发表了这么多的小说，出版了这么多的书，刘半农的名声越来越大，传播也越来越广。上海出版的许多小说杂志，都向刘半农发出了特别邀请，《小说海》《小说大观》《小说画报》《小说时报》《小说名画大观》《礼拜六》等小说杂志上，都能找到刘半农的名字。最后把刘半农拥上高坛的是《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作为主编的刘半农，麾下集中了当时上海有名的翻译界的杰出人才，如陈蝶仙、包天笑、周瘦鹃、严独鹤、程小青、常觉、天侔等。全书收集了柯南·道尔的四十四篇作品，在当时来看是数量最多的一套书，所以言全集，名固不虚也。此书出版之后，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在当时无与比肩。至于远播后世，几乎每年都要再版一次，版次最后达到二十多次。一书风行天下，万人捧读不辍，给中华书局带来的滚滚财源且不说，刘半农的名声也可以说洋溢在上海的知识人的层面上了。
从1912年春天到1915年年末，刘半农在上海打拼了四年。四年的打拼，有辛酸，有艰苦，有成就，有欢乐。四年的时光，把刘半农造就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文士。这首先是刘半农的个人的努力，拼搏，奋斗，坚持，追求，向上。从客观环境的不利，到通向坦途，以致获得成功。但是，千万不能忘记的是，在他背后有一个人，时时指点他，处处提携他。这个人就是徐傅霖。徐傅霖名筑岩，号卓呆，别号半梅。是留日学生。他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体育。可是归国以后所从事的却是文学和戏剧。他从日文翻译过来许多文学作品，在民初很有些影响。他知道刘半农懂英文，就主动提供一些英国的文章给刘半农，供他练习翻译之用。他知道刘半农的翻译水平还可以，就把它放在自己担任编辑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介绍刘半农进中华书局当翻译员，并把这些小说在自己当编辑的《中华小说界》上发表。刘半农每前进一步，每提高一步，都有徐卓呆的帮助在内。我们常常说的伯乐，就有这样的密切的关系和说不尽的作用。
三、陈独秀的赏识
在高点上，一下子就落下来，有时也可能落到深深的低谷之中。
刘半农就面临着这种情况：1915年，中华书局因为门面操持过大，内部空虚，一时财政周转不灵。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只好在员工身上打主意，大家出钱，合力抗债，分担困难，共渡难关。刘半农的微薄工资，只能养家糊口，实在无力帮忙，只好从容退出。
当年怎样扛着行李卷儿从家门走出，四年以后，还是照样，扛着行李卷儿，走回了家门。少了一个人，弟弟天华，跟着开明社到外地演出去了。多了一个人，刘半农结婚了。家庭生活的担子是更加重了。一家人的生活，都得他来筹划。他总是用两个肩膀硬扛着也不行。他得出门去找工作，去挣钱。这一天，他拿着三篇小说去了上海。听说最近有一份新创刊的《中华新报》，他就进了门去。几位年轻的编辑王新命（无为）、成舍我、向恺然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是位新名人。简单的寒暄过后，连忙把自己新写的小说拿出来，请刘半农看一看，帮助修改一下，找个地方发表。刘半农倒是痛快地答应下来。拿回家去后，读了几遍，改了一些不顺当的地方。三天后，再访《中华新报》。刚刚坐下，进来了一个客人，大家都上前去，忙着握手，寒暄起来。接着就是“陈先生长”“陈先生短”的说个不停。被晾在一边的刘半农有些纳闷，“这又是哪位大人物，这么有震撼性？”王新命转身向半农走过来，介绍说：“陈老师，独秀先生！”刘半农一听，“呀！”的一声，怪不得大家这么热情，原来这就是心中景仰已久的大人物，《敬告青年》的作者，现在就在眼前。连忙上去介绍说：“刘半农！”“刘半农！”陈独秀也想起来了：“你翻译过几本英国方面的书？”
“是！”
“你手里有关于外国方面的文章吗？”
“现在没有。手里有几篇英国的诗！”
“好好好！你就拿给我看看吧！”
就这样说定了。回到家里的刘半农兴奋极了，左翻右翻，扯出来好几篇，顺手写出了《灵霞馆笔记》几个字。
刘半农手里拿着地址，总算敲开了陈府的门。站在门旁的人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那个人，待说出“半农”两个字，那人也说出“曼殊”两个字，这才像久别的老朋友一样，哈哈地笑了起来。坐在客厅里谈诗，谈《哀希腊》，谈《马赛曲》，谈《缝衣曲》，半农越谈越兴奋，好句子总是不断地从口中流了出来。苏曼殊则有点心不在焉，没等半农说到最后，就有点颇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说：“半农！在这个时候，你还谈什么诗！”刘半农有些茫然。正好这个时候陈独秀回来了，才冲开了刚才的那个僵持的尴尬局面。
陈独秀翻了翻半农带来的诗，只给了一个字的评价：“好！”天南地北的扯了一会儿，话题转向了《青年》杂志。“缺钱，缺人，缺地方，最主要的是，缺文章。”望着曼殊离开的背影，陈独秀颇有感慨地说：“曼殊是不行了！——他无心于此。他还在弄他的那些小说。”刘半农也在思考着，陈独秀慢慢地说：“你，有时间吗？”刘半农似乎了解了陈独秀，他一定有什么心事，也慢慢地说：“可以呀！”陈独秀站起身来，在客厅里缓缓地踱步，回过头来，对刘半农说：“你，能和我，站在一个起点吗？”半农没有用理性来回答，只说了一句：“可以呀！”陈独秀对刘半农的赏识，开启了刘半农的进步之路。
秋天来临了。刘半农的《灵霞馆笔记》在《新青年》上一期接一期的刊出。
秋天过去了。刘半农远赴北京，为的是再多挣一份口粮。那是一个铁路学校。要他教的是，他自己也有点外行的一门新课：应用文。
从中华书局退了下来，刘半农在家里闲居。身子是闲了，可脑子却不能闲。他回想着，这几年都干过什么事：东跑西颠，四处奔波。给报馆当校对，写稿；给剧社打杂，写剧本；写小说，到处投稿；翻译外国文学，越积越多。他想通了：他读，他翻译，他现在已经走向了研究。那篇《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就是自己用尽了心思写成的一篇外国文学的论文。直到最近，他完成的《灵霞馆笔记》也是一组研究外国文学的系统的论著。除了文学，他的社会经历十分丰富了。他这几年读过的外国人研究中国的书约六十余种，（《乾隆英使觐见记·序》）他进剧场看过的戏剧也有五六十种，他收集的民歌，他看过的所谓下等的小说就更多了。他创作的新诗更多了：《游香山记事诗》《相隔一层纸》《学徒苦》等更贴近了下层人民的生活。他写的小说《歇浦陆沉记》，概括了上海自开埠以来60年间的变化。这些成果，都是在他这几年不断地积累，不断的研究和不断地思考之中完成的。
1917年初，蔡元培把陈独秀接到了北京大学。“你给我一个条件：文科学长。我给你一个条件：一间屋子，办《新青年》”。
陈独秀和别人不同，白天设计着北京大学的文科：要开的院系门类、课程，要聘任的教授、教师。晚上要写稿，要编稿，要回答来信，要校对，明天还要跑印刷厂，还要发卖，还要征求订户。他才发现，自己只有一双手，要是再有一双手该多好。他想到了胡适，胡适爽快地答应了，可条件是，暑假毕业以后才能来。胡适的《文学革命论》已经发表过了。自己来的时候，是四缺：缺钱、缺地、缺人、缺稿。现在是，有了钱，也有了地。可是人呢，稿呢。《新青年》要一期一期的接着出版，总不能等着作者的文章到了，才能编辑出版。还有谁能和自己再呼应一次呢？陈独秀从身边找起。北大的人才倒是不少，可是属于新派的，却寥寥无几。只有一个钱玄同，倒是可为接近的人。他口头上已经答应了，写文章还是以后的事。
最近收到了一篇稿，使陈独秀眼前一亮，《我之文学改良观》，“呀！好文章！‘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读到文章的末尾一看：“刘半农”呀！又是老朋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正是在这个时候送上门来，何其难哉！想到了刘半农，那个聪明能干而又有朝气的小伙子，那个愿意和自己站在同一起跑线的小青年。他写的《灵霞馆笔记》就很好嘛！巧的是，他最近又邮来的这篇文章《我之文学改良观》。最缺的就是这样的文章，一定要把他收到自己身边来。陈独秀对刘半农的赏识，决定了刘半农今后的大发展。
调刘半农进北京，进《新青年》，既解决了人的问题，又解决了稿的问题，一举两得。可是，他住的问题，薪水的问题，也不好解决。总不能漂流在外头吧。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办法，如果刘半农是北京大学的人，那就什么都好办了：白天是老师，给北京大学的学生上课，晚间是《新青年》的人，干《新青年》的事。一身二任，两全其美，什么都好说了。可是，刘半农连高中毕业文凭都没有，要他进北京大学，论资历，论学历，刘半农都没有份儿。再说，他来了，让他教什么呢？最后，陈独秀去找蔡元培商量，蔡元培笑了，“文科的事，你学长说了算，我还管得了那么多吗？”
刘半农来北京的事，好像问题不大。他来教什么课，又成了大问题。陈独秀苦苦地思索着，细心地梳理着脑缝里的事情细节。这一天，他忽然想起了刘半农曾经到过北京，曾经在一个什么学校，教过应用文。应用文？陈独秀一听，猛然一拍大腿，呵呵一笑说：“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正好！什么都不用愁了！——进北大的课堂，吃北大的皇粮！住北大的官房。我就起用刘半农！北京大学法学部预科教员，主讲科目：应用文。”陈独秀对刘半农的赏识，造就了刘半农此后的光辉业绩。
1917年的7月，刘半农拿着陈独秀的信，找到了箭杆儿胡同九号。陈独秀张开了两手，说了一句：“你可来了！”很快，刘半农就住进了北大第四号学斋。
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也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们战斗的新生活。刘半农从上海滩的一个小文士，变成了文化战线上的一名战士，成了的一位“骁将”。
（作者：郭长海，系长春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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