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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之后，姬发和刘邦的王朝都延续了几百年。而司马炎的一统江山迅速分崩离析。

因为姬发灭商之后很快就领了盒饭。所以西周的大部分制度都是周公制定的。他提出了许多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

关于分封制度的起源，现在还没有定论。它的出现与发展当然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了周公之后，分封制度已经非常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

西周的分封制度亦或称封建制，其形式就是“封邦建国”。和以前夏商时代的制度相比，西周初期分封制度，宗法色彩更加浓厚、主要以同姓王族为主兼顾功臣将领以及古代帝王的后代、而且逐级分封。

周天子把土地分给王室子弟，功臣或古代帝王的后裔，所封之地称为“诸侯国”，被分封的人则被成为“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又要对卿大夫进行分封，卿大夫则把土地和人民封赐给士下级要对上级承担各种义务。

周天子为了维护统治，规定诸侯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服从周天子的命令、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朝觐述职等等。

这样，就形成了周天子高高在上，下面是诸侯，然后是卿大夫再下面就是士，最底层则是平民和奴隶，就形成了贵族统治阶层内部的森严等级。

应该说分封制在西周建立初期还是非常有效的。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统治，逐步扩大了统治区域。但是到了后来，随着地方诸侯实力逐步增强，周天子威信扫地，这套制度走向了末路。

秦始皇实现大一统后，完全放弃了分封制度，采用的更加适应中原集权的郡县制度。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刘邦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推行封国制。分封，也带来了一定的后患。

楚汉之争时期，刘邦为了获得带兵将领的支持，先后封了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长沙王吴芮，韩王韩信，英布为淮南王。后来又大肆分封九个刘氏子弟为王。

事实上，从刘邦建立汉朝那一天起，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开始了和这些异姓王展开了斗争。结果这些异姓王先后被铲除。问题是，就算是同姓王也不靠。比如说刘邦封自己的侄子刘濞为吴王的时候，乃立濞於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後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才封完，就后悔了。

事实证明，刘邦的预感是对滴。因为，到了汉景帝时期，因为晁错这个愣头青力主削藩，吴王刘濞联络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或者“七王之乱”。

一直到了汉武帝时期，推出了“推恩令”。才彻底解决了诸国尾大不掉的问题。这个政令要求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自己的子弟，诸侯国被越分越小，地尽为止。也就是说，原来是省长的地盘，一直分到变成村长为止。

东汉末年大乱之后、三国纷争，经过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再到司马炎，经过三代四人的努力，西晋再次实现了大统一。

同刘邦一样，司马炎在位期间，为了巩固皇权而大封宗室，封同姓诸王，以郡为国，置军士，希望互相维系，拱卫中央。然而诸王统率兵马各据一方，为争夺中央权力，内讧不已，形成16年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和西汉不同的是，在汉景帝爆发七王之乱的时候，以汉景帝为首的中央政府是稳定，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所以很轻松的平灭了叛乱。

而到了西晋则是另外一副情景。

晋武帝司马炎死后，而他的儿子继位的晋惠帝司马衷的智商处于欠费停机状态。司马衷十分信任或者说是害怕他的老婆贾南风。而贾南风为了独揽朝政，与宫中侍从官阴谋策划，秘召都督荆州的楚王司马玮带兵进京诛杀异己。后来，又以司马玮擅杀大臣的罪名，杀了楚王司马玮。

几年后，贾南风与太子司马遹的矛盾又爆发。最终，太子被害死。赵王司马伦，借为太子报仇，入宫杀了贾南风。司马伦自立为皇帝，从此宫廷政变又转变为皇族争夺皇位的斗争。这场由贾南风发动政变引起的内乱从291年开始，一直到了305年才结束。

需要指出的是，和西汉初期的叛乱不同。西晋的八王之乱是从皇后贾南风召地方诸王进京政变开始的。换句话说，以司马衷、贾南风为首的中央自己内斗起来。随后其他地方诸王先后卷入战乱。更重要的是，随着西晋政权的内乱，其北方的少数民族也逐步崛起，后来建立“前赵”的匈奴人刘曜、建立“后赵”的羯人石勒、开“前燕”之基的鲜卑人慕容皝等，都在这场战乱中开始登场。

也揭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

七世猫哥

虽然都是分封诸侯，但是分封的原因和诸侯的权利却大不相同，所以导致了不同的结局。从结果来看，周和汉的分封是相当成功的，而晋的分封是失败的。

一、西周的分封

西周建立以后，封了大大小小的诸侯100多个，他们后来成为了100多个国家，但是我要说，周的分封是相当成功的。

可能有人不赞同我的观点，然而从事实来说，通过周的分封，华夏领地扩大了；周王作为华夏共主800年，超越了任何一个朝代的皇室。我们怎么能说，周的分封是失败的呢？

西周立国之初，周王室能真正控制的地区不过是关中和河东一带，而周初分封的诸侯大多集中在黄河下游、河北地区、山西北部、以及长江流域，处在周王朝的势力边缘，甚至于在周王朝势力远远不及的蛮夷势力之间。这些诸侯国分封之初，仅仅是数城而已，是西周王室抵御蛮夷的据点，而到了春秋末年，长江黄河流域、河北、关中、山西、东夷地区的蛮夷几乎被消灭殆尽，中原文化传播到每一个地区。

这是周分封的成功之处，如果不是多核运转，不知道还要过多少年，中原王朝才能将领地扩大到这么大的范围。

而周的分封给予诸侯的治民/安政/统军等权利，几乎可以成为独立王国。最终导致诸侯纷纷自立，导致周王室威权下降，最终成为空架子。然而这件事不能全怪分封制本身。

周初制订了严格的制度和规则控制诸侯们的实力，周王还有天子六师和成周六师等军队保证周王的权威。周昭王伐楚丧天子六师，周厉王改革失道德高点，周平王东迁彻底失去军事权威，周桓王襦葛之战败北颜面尽失。如果没有分封诸侯，这时候的周王朝应该已经灭亡了，但由于有诸侯们，周王室虽然失去了号令天下的权威，却还安全的存在了500多年，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从这点来说，比起其他任何王朝的皇室，周王室都要幸运和幸福得多了。

二、西汉的分封

西汉的诸侯国与周又有所不同，经历了秦的郡县制，刘邦已经将分封制已经看的明白。因此，西汉的分封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汉帝国。然而此时的汉帝国，却不全掌握在刘邦的手里，韩信、臧荼、彭越、英布都是这个帝国的重要股东，刘邦无奈，封了很多诸侯。

当然，这些诸侯国让刘邦很不安心，同样不安心的还有众诸侯。因此，经过数年的手段阴谋和战争，这些诸侯国几乎被扫灭殆尽。刘邦的最后几年，汉帝国内除了长沙国以外，已经不存在一个异姓的诸侯国了。

第一个阶段结束了，但是刘邦并没有废除诸侯国，而是以他的儿子们和侄子们为诸侯王。对于刘邦晚年的分封子弟为王镇守诸侯国的事实，有这么几个原因：

其一，汉帝国的建制难以在数年之内建立边疆地区的稳固统治。因此，以刘氏为诸侯王、中央派相负责实际行政权已经是最好的安排。

其二，刘邦对于身后吕后掌权已经有一些预见。为了确定自己死后刘氏的宗主权，与其将儿子们全部就在京城，还不如分封到地方将来巩固中央。

吕后家族覆灭后，正是由于外有刘氏诸王，功臣集团不敢有其他的花样，只好立了看起来是诸侯王之中最弱的刘恒为帝。

实际上，西汉的诸侯并没有太大实际的权利，治民和行政大权掌握在诸侯的相的手中，而从后来叛乱的情况看，诸侯王手中也没有太多可以掌控的军队，而诸侯王的相是中央派驻的，这就决定了诸侯王的权利并不至于太大。然而，这样的情况下，西汉的诸侯王们也并不安分，最终在刘恒、刘启、刘彻三代帝王的努力之下，西汉的诸侯国们终于实现了软着陆，与中央政权各自心安。

此后，诸侯国不再是中央政权的威胁，而刘氏诸王也得以安享富贵，可以说后世分封没有如此成功的。

三、西晋的分封

时间进入到西晋，中央集权与地方政权建制已经相当成熟。司马炎此时还分封众多司马氏为诸侯王，还允许他们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这被后世广为诟病。然而，结合当时西晋的特点，司马炎其实也很无奈。

而司马炎的无奈主要来自于已经庞大到威胁皇权的世族们。

其一，曹魏的教训。这一点被后世以为是司马炎分封的主要原因。曹魏没有分封诸王导致中央政权暗弱的时候无人支持，而司马炎是全程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西晋的皇权本来没有建立在对全国的军事征服之上，司马炎本人更是少在军旅；同时，在九品中正制的刺激之下，汉末本来已经相当强大的世族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到了西晋时，已经成长为可以和皇权扳手腕的势力。这件事从贾南风废除风波一事中可以看出。

其二，弱势的太子。子彧在《司马炎：为何要把皇位传给司马衷？无奈之中藏着复兴的希望》一文中进行过分析，司马炎实际上对即将要继承皇位的司马衷掌控这个帝国并不抱太大的希望，然而由于世族的支持，又难以废除。司马衷得执政能力偏弱，外有世族，内有贾杨，危机四伏。

这两个方面的背后推手都是世族门阀，而司马炎想要破局，中央是做不到了，于是，司马炎只能寄希望于外，这才是司马炎分封的根本原因。虽然这个政策并不完美，如果遇上汉初那些好的政治家的话，或许还能延续司马氏的辉煌。

由于郡县制已经相当完善，因此西晋的诸侯王们实际上并不管理所在地的行政权利，而相对于其他时期诸侯王们最大的权利在于，他们手中控制有相当数量的军队。这是后来西晋乱象的重要原因。

然而，好的制度要有好的政治家才会产生好的效果，而不完善的制度遇上了无脑的政治家，后果不堪设想。而杨骏、贾南风、司马伦都是蹩脚的政治家，因此司马炎的政策完全破产，中央权臣倾轧，地方诸侯王夺权，最终将西晋这个畸形的王朝埋葬在战火中。

小结

西周的分封对于周王室来说或许是不幸的，但对于华夏来说是一次十分成功的举措；而且西周的诸侯王所拥有的行政/军权也是最大的，因此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

西汉的分封是十分成功的，它成功保证了汉文帝的顺利继位，保证了刘氏宗室的延续，在汉武帝的推恩令实施下最终完美解决了诸侯王的问题。西汉诸侯王权利受到相的掣肘是汉武帝能够顺利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保证。

而西晋的分封是相当失败的，而失败的根源在于他们拥有太大的军权，而身边没有可以监督他们权力的机构和制度。

因此，诸侯王分封并不是不可行，主要的是保证他们在拱卫中央的同时，不能让他们的权力太过膨胀而没有监督，特别是军权。后世吸取了这一教训，诸侯主要是食邑，而无治权，更无军权。

我是子彧，多有疏漏，欢迎指正，期待你的关注。

上卿子彧

西周、西汉和西晋这三个朝代都有过封王的历史，巧的是，西周275年后亡于分封制；西汉延续了210年，七国之乱发生在西汉开国48年；西晋只存在了50年，建国后33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接着就亡国了。发现没，这三个朝代，随着时间的推后，分封问题出现的越来越早。能不能解决分封问题很大程度上关系王朝的存续；

西汉解决了七国之乱，国祚延续了二百多年；西晋没有成功解决八王之乱，国祚也就50年。而能否解决分封问题，跟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

西汉中央没乱，七国之乱只是远离中央的地方性叛乱，而且许多诸侯是支持中央的，景帝也是十分圣明的君主；而西晋是由于贾南风擅权乱政，先把中央搞乱了，紧接着蔓延到地方，全国上下一片乱，才引起八王之乱；恰好这个晋惠帝智商不正常，更不要说运筹帷幄，指挥得当。

可上述的情况在西周立国200年内都没发生过，直到275年后诸侯王才要西周亡国。那为什么西周的分封制直到建国二百多年后才成问题；可西汉的七国之乱建国48年发生；西晋的八王之乱建国33年就发生了；诸侯问题来的一个比一个早。我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时代越靠后，生产力越高，诸侯们有条件进行远距离调兵、大兵团作战。

西周那时候生产力落后，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道路不是很宽阔；而且军队的跨区域调动也非常困难；军队的后勤供应也达不到。所以这时候作为实力最强的周皇室可以维序分封局面；谁搞事，周皇室就带着其他诸侯一块去削他。可到了西周末年，生产力发展，大量道路被开发出来，大兵团的调动，后勤的供应，都有了条件，周皇室的分封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诸侯们再也不会听周皇室的，诸侯之间大打出手，也就出现了春秋战国。

其实自西周后，分封制就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了；靠血缘维系统治根本不现实。七国之乱哪一个没有血缘关系？！西晋哪一个不是司马家的人？！结果动起手来，毫不客气。

经常听人说这三个朝代给的诸侯王的权力不同。其实我感觉这比较虚，最关键的是有没有设置制衡它的力量，找不到只能消灭它，这样才能避免诸侯叛乱问题。

西汉虽然实行了分封制，但实际上被汉武帝的推恩令给灭了。西晋他们强行分封诸王，又没有设置制衡他们的力量存在。中央一乱，他们跟着乱，亡国的日子就到了。

明清就比较聪明，年代还靠后，也封王，也出现了诸侯问题，但他们没有像西汉采用渐进的办法消灭藩王，可无一例外的收了诸侯们的兵权，只给予经济上的特权，这还不算，明朝规定藩王不准随意离开封地，更不能随便跑到京城来；地方官员还有锦衣卫啥的监视这些藩王，自朱棣靖难之役后，明朝再也没出现过藩王问题（宁王之乱就跟闹着玩一样）；清朝规定王爷不准随意离京，因为三藩之乱给的教训，把王爷们都放在天子脚下，也是只有经济特权，没有兵权。这么一搞，明清两朝都不是亡于藩王叛乱。

总之，不同时代都可以叫分封制，但一定要随着生产力变化，调整如何分封诸侯。在西周的时候，许多土地没开发，就给诸侯们一块封地去开发，开发出来就是土皇帝。周皇室没及时调整国策，诸侯们有实力的时候就反了；后来的王朝，也封王，只是添加的条件越来越多了；凡是不加限制的封王，无一例外的成为短命王朝。

过去即历史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周武王姬发行分封而周朝享国八百年，刘邦行分封而汉朝享四百年，司马炎行分封而西晋享国52年，而三者之间之所以天悬地殊，究其缘故无非是时势和继承者不同罢了。

一：周代诸侯与中联的关系，无异于联邦制

自武王伐纣，建立周鼎以来，限于周部落本身的实力，还不能有效的处理殷商遗留下来的广阔的土地面积、庞大的人口数量以及拥有独立行政权的附属国。于是，周武王姬发决定采取“封建诸侯”的手段来稳定周室的统治，以此实现“奄有天下，兼制四方的目的”。

但周武王的分封也不是没有选择的无区别对待，就《荀子.儒效》记载“周初建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由此可见，周王室的分封对象主要以同宗子弟为主，此外，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周武王又有所延展。大致又可以归纳为三类：1、上古圣君贤主的后嗣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2、在建国之战中有功于国的功臣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由此可见，组成功臣群体的人员和范围都比较广，其中既有纯粹的功臣，也有周室的姻亲和王室子弟。但不论如何，周武王在进行分封的时候，主要还是依据功勋的大小来进行的。

3、当时天下散居各地，拥有独立势力的方国

这一群体既有以前亲附殷商，后来投诚于周王室的方国，也有原本就是周部落的盟友，以及其他纳款投诚的“远人”。而更重要的使，这些方国与周王室之间大抵只是附庸关系，并不存在君臣的等级，而在西周逐步衰颓之后，甚至还有公然与西周王朝分庭抗礼的，诸如：楚国和蜀国等。

而周武王之所以如此分门别类、大费周章的搞分封，究其实质不过是为了笼络人心、巩固统治，况且，在西周刚刚建立的时候，宗周之地的富庶与丰饶并不是当时诸侯所能比拟的，而且周天子亦完全可以凭此，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起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在周武王的有心安排之下，刚刚受封的天下诸侯，即便是“齐国”这种所谓的东方大国，相比于宗周而言，那也不过是弹丸之地，根本不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尊严和权威。所以，就彼时情形而言，他有足够的力量来钳制、威慑天下诸侯，使他们乖乖的对周王室履行纳贡、守边的职责。换言之，彼时的天下诸侯，相对于周天子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某种协约型的联邦体制。周王室并不能无怨无故的他们施行生杀予夺的生死大权。

二：汉高帝刘邦的无奈——郡国并行制的建制

应该说，三人之中，刘邦对施行封建制度是最心不甘情不愿的，但为了攫取天下，成为富有四海的皇帝，他又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就当是楚强汉弱的情况而言，若想打败项羽，刘邦就不得不以已经深入人心的分封制来进行诱惑。

再说，早在楚汉开战之前，刘邦和当时天下诸侯都是一个层级的，并不存在谁尊谁卑的说法。他们的归附，更多的是为了能够打败共同的敌人——项羽，进而更好的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说，相对于除了韩信之外的异姓诸侯而言，刘邦和诸侯之间更多的是合作者与盟友的关系。只是后来随着时势的变化，异姓诸侯王失去了与刘邦比肩量力的实力，不得不纡尊降贵的屈居臣子之位。但即便如此，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内，他们依然是一言九鼎、生杀予夺的王侯。是大汉律法之外的存在，是国中之国。

而单就这一点，就已经是“威加海内”的刘邦所无法容忍的，所以，在大汉建立之后，刘邦就马上调转枪头，开始征伐这些威福子为的异姓王侯。因为，在见识过“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威仪后，谁又甘心只做区区的“天下共主”呢？

三：士族门阀的天下——西晋王朝的创痛

在经过两汉四百余年的发展、壮大后，到了三国末期，士族门阀已经成为左右，甚至掌于控社会和政权的主体。对此，没有哪代帝王能比本身就出身于士族门阀的司马炎更为清楚。毕竟，他本就是倚借了家族的势力，才完成取曹魏而代之的目的的。

一者，出于对门阀家族的权势和影响的深悉和恐惧。再者，因为对自己“恩将仇报、得国不正”的行为的做贼心虚。为了确保司马氏的江山永固，他才不得不大肆封建家族子弟。毕竟，一旦他大规模任命其他家族子弟，凭借世家子弟的手段、能力和影响力，谁都无法保证不会出现第二个司马家族。故此，“除了置家族子弟于要津”他别无选择。

所谓“权利即是毒药”当手中的权力足以覆雨翻云之时，即便是至亲之人又能如何？所以，无论是刘邦的郡国并行制，还是司马炎的封建宗族制，由于诸侯王手中的权力过于庞大，而中央政府又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钳制与制衡。大汉建鼎的当年，刘邦就着手铲除异姓诸侯，但即便如此，还是爆发了“彭越之乱”；“英布之乱”以及“陈豨之乱”。而在彻底消弭异姓王侯改封同宗子弟之后，到了汉景帝时期终究还是爆发了“七国之乱”这种手足相残的人伦惨剧。

至于西晋司马氏则更是如此，因为晋惠帝的昏聩无能以至于手足兄弟和同宗子弟无不想稳定九重。所以，建国才不过五十余年的西晋就爆发了规模宏大，影响至深的“八王之乱”并最终将西晋王朝，连同我大汉民族一起拖入差点亡国灭种的“五胡乱华时代”。

狐笔春秋

我们不去讨论这几位爷的分封有什么大的不同，只看这几位的接班人就行了。

姬发的接班人是万世彪炳的周公姬旦。

刘邦的接班人先是吕后（刘盈），然后是开创文景之治的文帝刘恒。

而司马炎的接班人是那位人民没饭吃，他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司马衷。

甭管实行什么制度，周公、汉文帝、司马衷，这三位有可比性吗？呵呵

衣赐履和金大妞

表面上看，周、汉、晋三者实行的都是分封制，但其内在无论从生产力抑或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对比，都有很大的区别，其结果自然也就大相径庭。

不过，若仅从姬发、刘邦和司马炎三人身前身后，所面临的情势而言，又有着相当的相似度。

我们不妨浅谈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

虽然时移世易，此分封与彼分封导致的结果都一样

• 从武王伐纣到刑白马盟誓
  

周武王灭商以后，实际上是在商朝的基础之上封邦建国，作为昔日的诸侯，周以小邦取代大邦，地位很不稳固。商王纣虽然已经死了，但商王族的势力依然不容小觑，安抚殷商遗民就成了当务之急。继承分封制，让既得利益者的诉求得到满足，显然是最佳策略。

同时，为削弱殷商遗民的实力，周武王又把殷商畿内之地一分为三，只将其中一国交由商纣之子统治，而其余两国则由周武王的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分别掌管。如此，殷商王族遗民并没有遭到清算，他们虽然对周人不满，可终究还是安于现状，没有进行反抗。

所以，在周兴之初，分封制对安抚人心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不过，就长远而言，周武王的这种分封办法也只属于权宜之计。殷商遗民仍旧保有强大的实力，一旦时机合适，便会降而复叛。

果然，周武王在一年后死去，成王年幼，由武王四弟周公旦辅政。纣王之子武庚本就心怀愤恨，一面收拢殷商遗民，一面联络东夷，试图反周复国，在得知武王死讯以后，便立即起兵。

与此同时，就连监视武庚的姬姓诸侯也因为不满周公辅政同样生出异心，一齐发动叛乱。这是周朝建立以后的一次重大危机，如果处理不得当，刚刚建立一年的周朝很可能会烟消瓦解。

周公旦在这次大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后平定武庚以及管叔、蔡叔等诸侯，灭国五十余，震慑天下诸侯。自此，周王室威信达到顶峰。

有感于这次叛乱，周公旦完善了周朝的制度，以井田制为基础，使社会于宗法制的约束之下，用礼乐教化万民，以此次来加强分封制的法定地位，由此奠定周朝八百年江山。

但成于斯也败于斯，一成不变的制度在数百年后成了周朝的桎梏，直到其为秦国所灭。

等到泗水亭长刘邦从秦末大乱中脱颖而出，成为汉朝皇帝以后，他所实行的分封既没有宗法制严格约束，也失去了井田制的基础，更没有礼乐用以教化，唯有的一点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种分封就像脱缰的野马，具有极强的不可控性。在铲除了绝大多数异姓诸侯王以后，刘邦痛定思痛，斩白马盟誓，非刘姓不王。

刘邦的这种做法在建国初期，为稳定天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与姬发的分封一样，也存在着极大的隐患，血肉至亲随着后代繁衍日渐疏远，日久之下难免就会滋生龃龉甚至爆发战争。

• 从七国之乱到八王之乱
  

汉初最大的隐患并非北方草原的匈奴，而是刘邦在建国之初分封的刘姓诸侯王。早在“诸吕之乱”时，齐王刘襄就自恃高祖长子长孙的身份，曾对皇位产生觊觎之心，起兵策应功臣们对诸吕的斗争。

只不过他能力不济，又没有多少人支持，是以期望落空。

但在二十多年后，汉朝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御史大夫晁错为了剪除诸侯王对汉朝的威胁，向汉景帝献“削藩策”。汉景帝则顺势敲打诸侯王，先拿楚王开刀，消减其东海郡，紧接着削藩的铡刀又落在了赵王和胶西王头上。

如此一来，诸侯王人人自危，吴王刘濞联络楚王等诸侯，聚众起兵，是为吴楚七国之乱。

刘邦当年分封刘姓诸侯，本意是为汉家守土，而今却事与愿违，诸侯们尾大不掉，居然调转刀口杀向汉朝。

这种情况与周武王死后的“管蔡之乱”何其相似，同样是为了守土而分封的同姓诸侯王，结果都因为利益之争而刀枪相见。

及至司马炎篡位自立，其初衷同样是为了给晋室守土。然而，与周之姬发和汉之刘邦不同，司马炎还有来自于内部的焦虑。

司马氏以权臣起家，渐渐侵夺了曹魏的权力，才得以篡位，取天下。深悉其中利害的司马炎自然对此十分在意，为了防止权臣篡位的情况再现，便一改曹魏时打压宗室的政策，分封司马氏子弟到各地为王，而且多手握实权。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解决了权臣篡位的潜在威胁，但与刘邦封刘姓诸侯王一样，也要面临诸侯王尾大不掉的危险。

所以，即便继位的不是司马衷这种蠢笨之人，晋室诸王叛乱也难以避免。

当然，如果司马衷但凡稍有人主之能，可以震慑贾后，外控诸侯，也许晋朝的结果将会是另一番光景。

既然三人分封诸侯的结果大致相当，王朝命运为何却各不相同？

• 与生产力匹配的分封制度造就了周朝，也成了周朝的桎梏
  

这三个朝代中，继承制度相对完善和严密的只有周朝，这也是周朝能够享天命八百年的原因之一。

周公以井田制、宗法制、封建制以及礼乐制，为周朝织就了一张既严且密的大网，用以保证承继有序，社稷久长。

周公制定了这套相辅相成的制度，为后来的成康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疑问就产生了，同样的分封，在汉朝和晋朝一旦进入稳定期，诸侯就会成为破坏稳定的不安定因素。为什么周公以后的周朝，却因此而越发强大和稳定呢？

青铜器时代的西周，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能够实际控制的土地十分有限。再加上当时的华夏大地地广人稀，为了更加有效的开发和统治这片土地，分封制才应运而生。

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并非拍脑袋的结果，而是以当时的实际条件决定，只有实行分封，才能有效开发和控制广袤的土地。

所以，在西周时期，分封制是适应当时之生产力的最佳制度，才会催生出大治之世。

但这种情况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由于铁器时代的到来，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们对土地的控制力逐渐增强，天下近百诸侯相互征伐兼并，到最后竟只剩下七国。

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各国纷纷废井田开阡陌，变法以图存。只有古老的周王室仍旧恪守着祖先制定的礼法制度，抑或说困在周公织就的大网里不愿出来。

即便到了大争之世的战国时期，各国都忙着兼并土地，在无地可封的情况下，周考王居然还不忘遵从祖制，将王城封给了弟弟，是为西周公。

后来，韩赵两家更以此为契机，直接把周王畿裂为东西二周。

• 不合时宜的分封制，对汉晋而言永远是乱国之源
  

传统认知里，秦国以郡县制起家，在消灭六国以后又推行全国，这显然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先进制度。但实际情况却与想象中大相径庭，秦国在统一天下之前所推行的郡县制，乃是本土置县，新土设郡。换言之，县与郡本是平行的行政单位。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才逐渐演变为郡县两级制。

郡县虽然迎合了时代的潮流，可其取代封建制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刘邦在秦朝郡县制的基础上又有限度的实行了分封，这实际上也是经过现实考量后的结果。

只可惜，在旧有制度被打破的同时，新制度并不完善，甚至可以说拥有极大的漏洞和隐患。具体而言就是皇位继承与君臣间的权力平衡存在问题。

纵观中国两千年帝制时期，从汉朝到唐朝，宫廷政变、军事叛乱层出不穷，而宋明以后，随着制度渐趋完善，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少。

说到底，这段时期的权力始终没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相制衡，皇帝、外戚、宰相各自因能力而拥有或大或小的权力空间，三者之间全凭个人喜好和素养进行博弈，在此消彼长中循环往复，维持着脆弱的平衡。

回到问题本身，分封制直到晋朝之所以还能残存下去，肇因就在于权力斗争本身，而与生产力已经没有多大瓜葛了。

即便强有力的皇帝，如汉武帝也无法彻底解决诸侯王的存在，只能借酷吏之手来削弱他们，以期逐渐消除其对汉朝的威胁。

有鉴于汉朝分封的弊端，代汉自立的曹魏则充分吸取教训，严密控制并打压宗室。魏文帝曹丕对待兄弟子侄极为刻薄，除了禁止迁徙，剥夺自由以外，更不许他们相互联系。

司马氏正是钻了曹魏宗室衰弱的空子，才得以顺利鸠占鹊巢。司马炎当然也不能例外，充分吸取了曹魏的教训，认识到宗室对于稳固皇权的重要性，又一改曹魏政策，大肆封王，授予实权。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司马炎并非不知道刘邦分封诸侯以后汉朝的窘况，但明知道有问题和隐患存在，却还要这么做，也许在他看来，即便宗室尾大不掉，天下也总是在司马家手中流转。

但司马炎却万万想不到，八王之乱的破坏性远非七国之乱可比，司马家内乱甚至直接导致了汉人的劫难，五胡乱华的悲剧便自此而始。

结语

姬发、刘邦、司马炎三人在立国之初进行分封，源出于权力平衡，其导致的问题也都十分相似。

但纵观他们身后三个朝代，命运却各有不同。

周朝因分封制而繁荣，是得益于它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汉朝和晋朝，失去了分封制的社会基础，尽管在某些情形之下，它得以发挥作用，但就长远而言，如无法彻底解决其隐患，和饮鸩止渴无异。

五酒煮史

分封不是一样的。

姬发的分封公侯国更大，军事实力更强，虽然开始对诸侯国的军力有约束，周的军队更多，但是几场战争下来就模糊了。

刘邦的分封和司马家的类似，所以汉有七国之乱，晋有八王之乱。

汉自从听从主父堰建议实行推恩制后，来着王权亲缘的威胁没有了！

晋统一不久就变成了南宋似的国家。不如宋的地方在于君权不明朗，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皇帝是个弱智，在位20多年，臣属始终是王谢的天下。一直都在维持，没早点灭亡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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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同，内部条件和周边环境也都不同，加上分封的方式也都不一样，效果自然也不一样。

關鍵字: 嫡长子 历史 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