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子之冕”王粲:一个时代的文人情怀

在三国史上,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是颇不寻常的一年。

在这一年,许多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文臣武将接连病死,久负盛名的“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徐干、陈琳、应玚五人先后逝去。

这段时期,疫病流行,让一个文人集团几乎消亡,对于魏晋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对于世子曹丕,这可都是和他青年时吟诗作赋、唱和应答的老友啊,恍恍数年,竟有若隔世。他常常痛惜他们的早亡,作诗赋以缅怀。

七子之中,数王粲在诗歌上的成就为高,声名更盛,刘勰《文心雕龙》中就这样评价王粲:“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冕乎!”。但后人们每论及魏晋之风,似乎更容易想到嵇康、阮籍。而王粲给人的印象,莫过于劝少主刘琮投降曹操,简直毫无骨气,令人觉得,以他领衔的”建安七子“,在气场上实在逊于”竹林七贤“一筹,那么果真这样吗?

“七子之冕”王粲:一个时代的文人情怀

河南许昌文博苑“建安七子”塑像

今天,我们就走进王粲的一生,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文人情怀,作为“建安七子之冠冕”,其实他,也有一个时代的声音。

一、 回首西京乱无象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今河南修武县境内)。他家世显赫,曾祖父王龚曾做过汉顺帝时期的太尉,祖父王畅在汉灵帝时任过司空。王畅是当时宦官专权、黑暗政治的一股清流,他坚决反对宦官干政,虽然因此遭到废黜,却在汉末士林中博得了好名声。

“七子之冕”王粲:一个时代的文人情怀

王粲

祖上名门,王粲自然有机会跻身当时上层社会,得到垂青。当时文坛的一代宗师蔡邕对王粲青睐有加,王粲年不过十四五岁,但每来蔡府,蔡邕都要出门迎接。蔡邕把王粲,几乎当成文坛的继承者看待,他说:“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有名师引路,王粲的视野更加广阔,像当时很多的士人一样,力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

蔡邕虽在官场上,只是个左中郎将,但在文坛士林,却深得人心。他是公认的有能力撰写《后汉书》的不二人选,在动乱前夕,他已经写好了《汉灵帝纪》、《列传四十二篇》。但不久之后,都城陷入了一系列变乱中,王允执政,又不顾众臣恳求将蔡邕下狱,又激化和西凉军的矛盾,结果引来李傕郭汜兵变,中原陷入更大的灾难,王粲只有远赴荆州避难,不想这一去,就是十余年。

寓居荆州,依附刘表,王粲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从他的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段羁旅他乡的心路历程,这些是他有投降思想的原因。他对百姓深深的悲悯情怀,渴望国家安定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他在著名的《七哀诗·西京乱无象》中这样写道: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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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诗“白骨蔽平原”和曹操诗呼应,正反应了当时战乱的惨景

可以想象,这是怎样的一幅悲惨景象。逃难的母亲把嗷嗷待哺的婴儿丢弃在路边,回头听到啼哭声,不住抹泪:“儿啊!娘的尸骨也不知道会葬在哪里,我们两个人,怎么能都保全呢!”决然离去,不再回头。正是目睹了这样的悲惨景象,王粲想到了汉时文帝之治的盛况,抚今追昔,慕贤思治,渴望统一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二、寓居荆州岁月长

王粲投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客居荆州,没有强烈的归属感。刘表虽是王粲祖父王畅的门生,广纳贤士,对王粲也礼遇敬重,但因王粲其貌不扬,身材短小,注重颜值的刘表并没有重用他,于是王粲在政坛未能多有发展,蹉跎了十多年光阴。

我们看《三国演义》,每每看到这些人劝刘琮,将荆州拱手送与曹操,不免扼腕叹息,同类型的人中,蜀国有谯周,东吴有张昭,在本土也都算世家大族,那么他们为什么愿意屈膝投降呢?他在《登楼赋》中写道:

“唯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

他以《论语》《周易》中的典故作喻,把自己比作空悬的葫芦,清澈的井水,以表心意。这体现了王粲身上传统儒家士大夫”入世“的精神,渴望统一,人民安定,而他寓居荆州,刘表不能给他实现价值的机会。而且,十多年过去,他也没有认同荆州是第二故乡,他在《七哀诗其二》中就写道:“荆蛮非我乡”,在结尾处,他更是抒发了羁旅漂泊的忧愁:“羁旅无终极点,忧思难壮任。”

王粲的诗里,带有当时中原士人深深的优越感,他郁郁不得志十余年,越发在荆州感到羁旅无托,壮志难酬。那时,文化、经济的中心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还没有大规模开发,所以流亡人士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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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形势图,刘表死后,刘琮降曹,荆州被三家瓜分

这些士人中,大多有三种类型,或是以智谋安邦定国,显贵如荀彧、荀攸,或是隐遁山林、明哲保身,如阮籍、嵇康,或是以文章著称,又带着积极入世,寻求自身价值的理想。王粲是典型的第三种,文人。在魏晋以前,文学家和思想家好像没有严格的界限,文学从经文的羁绊中分离出来,有了自己发展的轨迹。而创作文学的大家们,有了更多独立的精神与空间,可以抒发最真挚的情感,而王粲的《登楼赋》,正是以情动人,著称于世的。

三、中原士子何所望

荆州落入曹操手中以后,王粲得以北归,来到了邺城,受到了久违的器重,被赐爵关内侯,后来官至侍中。邺城多河北名士,曹操平定袁绍后就将其定为自己的根本之地,将家属安置于此,曹丕也长居于此。

世人皆知,曹丕智术比起父亲,相去甚远,而“御之以术,矫情自饰”,阴险伪装,实有过之,但其实曹丕,也有他文人气质的一面。而王粲在邺城,也少不了受曹丕的邀请,参加出游、对诗,一大批文人聚集在世子的身边,如建安七子中的阮瑀,也是后来阮籍的父亲,还有徐干、刘桢,这类文人大多集中在中原,形成了当时文坛的一道盛景。

王粲曾随曹操出征张鲁、孙权,写下《从军诗五首》,诗风沉郁苍凉,他本还想有一番作为,但堪堪四十岁的年纪,他就病死在行军途中。有一件在他死后发生的趣事,流传很广。世子曹丕在他的追悼会上,面对哀伤不已的宾客,提议说,仲宣生前最喜欢听驴叫,我们一起学驴叫,送仲宣一程吧!这个驴鸣送葬的故事,记载在《世说新语》中,也反映出王粲和曹丕深厚的感情。

可以看出,王粲这个时代的文人,和嵇康时代在价值的选择上有所不同,经历了一个由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的过程。建安七子中比较著名的两位,曾在袁绍帐下的陈琳,是御用的文案专家,为袁绍撰写檄文,声讨曹操,骂得惊天动地,治好了曹操的头风病;北海孔融,早期也曾写下过比较肉麻的诗句歌颂曹操:“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相比之下,王粲的诗作多具有现实精神,描写亲身经历的战争状况,描绘边地的苦寒、萧条,发出了人民如蓼虫不知辛的感慨,充满了对悲惨现实的反思和深深的人文关怀,这是他超过孔融、陈琳等人的地方。

“七子之冕”王粲:一个时代的文人情怀

魏晋时期“奏乐画像砖”

在曹操掌权时,旧的秩序虽然被破坏,但还未完全倾覆,文人们希望在当局者身上看到拯救苍生的希望,他们信奉“学而优则仕”,关心国家命运,有着儒者惩恶佑善的积极性,又尊崇道家清静无为、追求逍遥的精神。他们表面上装饰得洒脱不凡、不问世事,其实内心的挣扎从未停止。

正因如此,也就有更多像王粲这样的仕子关注社会,与朝廷合作,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但当现实黑暗,理想破灭时,他们又常常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和理想,在老庄那里寻求超脱现实痛苦的办法,而因为怪诞狂妄不为世俗理解,往往还会招来无妄的杀身之祸,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嵇康了。

四、星汉西流夜未央

王粲等文士逝去几年后,曹丕以魏代汉。每当想起昔日在邺城,与几位文坛挚友吟诗作赋、感怀人生的欢快情景,只有把盏临风,洒地三寻,遥寄明月,聊以寄托。他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对老友一一评点,言辞中包含着无限伤感和深情。他说:

“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

就是说,王粲的辞赋很好,但美中不足是气场不足。他的格局、病弱的身体影响了他的视野,虽然不及古人,但也是一时之俊杰了。

曹丕如此评价,固然中肯,但其实他也未尝不是和王粲一样,输在了“文人气”上。

“七子之冕”王粲:一个时代的文人情怀

曹丕塑像,他既是帝王,也实是魏国文人集团的领导者

因为是文人,所以遇到政务会感情用事,因为是文人,所以多了些伤春悲秋,少了些沉稳狠辣。曾有一次机会,曹丕离统一天下很近,当蜀吴夷陵之战的时候,孙权对曹丕上表称臣,刘晔说,这时攻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曹丕觉得,人家诚意通好,怎能趁人之危?结果夷陵之战后不久,蜀吴联通一气,轮到曹丕干瞪眼了。

后来,他又浩浩荡荡举兵十余万伐吴,行到广陵,临江观兵。正值冬十月,江面结冰,舟不能行,他兴致勃勃地作起诗来:“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大发了一番感慨:我军人马,如此雄壮!但现在,到底怎么过江呢?问题很现实。不过皇帝不急,他又说了:“充国务耕植,先零自破亡。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号召大家回家种田,积蓄力量,于是十多万大军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就打道回府了。

受文人气质的影响,曹丕的举动不免有些轻浮,甚至有些可爱,而王粲的一生,也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官做到侍中,但在政坛上并没有多少建树,陷入了怪圈。世人常叹,书卷误身,匹夫穷志,果真百无一用?一介布衣,志立功名,而怀才不遇时,狂歌痛饮,作些长啸,著些妙手文章,也于治国安邦并无大用。偶尔狷狂,抒发议论,在魏晋这个血雨腥风的时代,又常常引来杀身之祸。

那时的文人,善终者寥寥,何宴、嵇康、夏侯玄,皆死于曹魏集团的政治倾轧,张华、潘岳、陆机死于“八王之乱”,东西晋交替时,死去的名士更不可计。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无法斗过那些老辣成熟的政治家,他们卑微的存在,是否注定是司马家族的配角?他们笔下的“魏晋风骨”,是否注定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不,魏晋风骨有沉香,这是一个充满了贵族精神和文人情怀的时代,也是一场文化的盛宴,它的影响永远不会消失。人们多把司马家族,看作这场乱世的最大赢家,但五胡乱华,西晋并没有维持多久的安宁,历史便进入了更加黑暗动荡的南北朝时代,正应乐范仲淹的那句诗:“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在魏文帝曹丕的诗句里,有“星汉西流夜未央”的描绘,那更像描绘这个漫漫如长夜的时代,魏晋风骨不过是其中微弱的光芒。政客的角逐与博弈固然精彩,但终究只是少数人的权力游戏,其中心狠残忍者不乏有高洋、侯景等辈,绵延二三百年令人窒息的岁月,谁又真正给予每一个饱受战争创伤的百姓以温存的目光?

所以千秋之后,人们依然还会记得那个时代的文人,充实而丰富的精神。那是一个黑暗时代来临前夕最后的觉醒,那是文人在出世入世不同价值间的痛苦抉择。而王粲,正是这群文人中的一个缩影,他以慷慨悲凉的旋律,奏响了时代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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