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周總理在第二天與田中首相會談，一開始就坦率而嚴肅地指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蒙受深重災難，其結果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日本政府應當牢牢記住。而“添了麻煩”意思太輕，許多人想不通，接受不了，更不要說那些有殺父傷親之仇的人了。
周總理與田中首相會談
“目暖”酒香楓葉紅
1972年金秋，組閣剛剛兩個多月的日本內閣田中角榮首相，接受我國周恩來總理的邀請，偕大平正芳外相、二階堂進官房長官等52名高官成員，乘道格拉斯DC―8型日航專機於9月25日11時30分直達北京，開始對我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隨行的還有八十多名媒體記者和近百名先期抵京的電視轉播和衛星地面站的技術人員。
早在中日民間來往頻繁的20世紀50年代，毛主席、周總理就說過，兩國恢復邦交這樣的大事還得靠當政的領導人，但日本只有下了臺的首相才來中國，不過我們可以等待，北京的機場隨時準備為之開放。實際上，我國政府也一直準備採取行動，實現中日關係的正常化。50年代中期，周總理向當時的鳩山一郎首相發出了正式的邀請，兩國駐日內瓦的總領事還就促進中日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過直接接觸。但囿於美國壓力，日本無法實施獨立自主外交而做出響應，致使我國的中日兩國官方關係正常化設想與計劃未果而擱淺。
轉眼近二十年過去，以“決斷和行動力”著稱的田中首相終於來到了北京。周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以及外交部姬鵬飛部長、外交部顧問廖承志（時任中日友協會長）等都親臨機場迎接。當週總理與田中首相握手的那一歷史瞬間，作為為中日友好事業獻身的普通一員，我內心深深為祖國的強大昌盛、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而充滿感慨。我相信田中首相也是感觸滿懷。他對曾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加害過的中國人民所給予的熱情歡迎和款待，不會無動於衷。田中在釣魚臺寫下的詩句“鄰人目暖吾人迎”，表示要在日本離宮改造為迎賓館的時候請周總理作為第一位客人訪問日本，如此等等，均可資證明。
歡迎儀式結束後，周總理從機場親自陪同田中首相等日本貴賓驅車到釣魚臺國賓館。國賓館18號樓迎來了第一位訪華的日本首相。
田中首相對周總理說：“剛剛喝了一點茅臺，略有醉意，感覺很好，但是酒興未盡，會談完了還要喝點。”周總理會意，馬上說：“願意喝，可以再送些給你，把你的‘威士忌’換成茅臺。”田中點頭致謝並說：“確實是好酒，比‘伏特加’更好，‘威士忌’也比不上。”周總理指著在座的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說：“茅臺酒產在他的家鄉貴州省，是紅軍長征時候發現的。‘威士忌’喝多了會上頭，而‘伏特加’不如茅臺柔和。”田中連連點頭稱是。
“添了麻煩”掀起波瀾
田中首相一行抵京的當日下午，中日雙方就邦交正常化的談判立即正式展開。談判分為三個層面：一是中日兩國總理與首相的小範圍限制性會談；二是兩國外長的會談；三是雙方主管官員級別的工作會談。兩位總理和首相主要就重大的原則問題進行陳述並交換意見，外長根據首腦會談的精神和指示，商討起草聯合聲明，由主管負責官員具體落實文字。日方參加上述後兩個層面會談的成員分別有大平外相、二階堂進官房長官、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吉田健三、條約局局長高島益郎、中國課課長橋本恕等。中方參加會談的有外交部部長姬鵬飛、副部長韓念龍，外交部顧問廖承志、張香山，亞洲司司長陸維釗、副司長王曉雲，日本處處長陳抗等。
在整個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過程中，中日兩國總理和首相先後舉行了四次會談，兩國外長舉行了三次正式會談，一次非正式會談。我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姬外長與大平外相的會談以及修改確定《中日聯合聲明》文字的一些具體工作。
我方關於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立場與見解以及《中日聯合聲明（草案）》，是1972年7月由周總理全面闡述，通過訪華的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帶回日本轉告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日方關於談判的議題是由小坂善太郎率自民黨各派議員團訪華時帶來的。就在田中首相訪華前夕，日方託資深議員、大平外相的親信古井喜實帶來了日方在研究我《中日聯合聲明（草案）》後擬出的《聯合聲明大綱》。中日雙方對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想法以及有關問題處理意見大體一致，但在對我方所提復交三原則、臺灣問題以及對第三國關係的認定與文字表述上還存在分歧，有待商榷。因而整個談判的過程，歷經艱辛，充滿了鬥爭。可以說《中日聯合聲明》的每一段文字，乃至每個用詞的敲定，都費盡了心思，凝結著血汗。
在雙方談判中最先遇到的難題是日方對侵華戰爭道歉的表態。這個問題是由田中首相在周總理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講話引起的。本來在互換草案中，中日雙方同意在前言中簡述一段歷史的回顧和日方表示道歉，但是未落實文字。田中首相在歡迎宴會上的祝酒詞中，輕描淡寫地提到日本在戰爭中給中國“添了麻煩”，出席宴會的中方人士聽了都感到吃驚、彆扭，當場就議論起來，表示不滿。田中的這一表態被公開報道後，更是引起了廣大公眾的強烈反感與憤慨。
周總理在第二天與田中首相會談，一開始就坦率而嚴肅地指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蒙受深重災難，其結果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日本政府應當牢牢記住。而“添了麻煩”意思太輕，許多人想不通，接受不了，更不要說那些有殺父傷親之仇的人了。田中向周總理做了些表白和解釋，說他首先是要反省、道歉，向中國人民謝罪，承認講得不夠，要設法改。
我方談判和接待班子中有不少是山東和東北人，對日本侵華都有親身經歷和體會，幾乎每個人都能說出日本軍主義罄竹難書的種種罪行。無論是撫順的“萬人坑”還是哈爾濱的“731”細菌殺人工廠，一樁樁、一件件，都是日寇屠殺中國人民駭人聽聞、令人髮指的血證。千百萬人生命財產的巨大傷亡與損害，豈能用一句“添了麻煩”了結！我私下對橋本恕說，連我上大學學日文，家鄉父老都反對。他們痛恨“日本鬼子”，正因為他們是那場戰爭的受害者呀！日方不考慮中國人民的感情，怎麼能行得通呢？
針對日方對“添了麻煩”詞義的解釋，我方還搬出了日本出版的辭書、辭典，一一查出“添了麻煩”、“反省”、“道歉”、“謝罪”等字詞的含義以及程度，表明用“添了麻煩”來道歉的不足、不當。橋本等人連連稱“厲害”、“折服”！
後來在兩國外長會談中，日方表示願意照中方的意見修改，準備拿出一個方案來商量。9月27日晚，毛主席會見田中首相時一上來就問起：“那個‘添了麻煩’的問題吵得怎麼樣了？”田中稱，已經基本解決，可以按中方的習慣改。毛主席高瞻遠矚地說：“吵出結果就好，天下總沒有不吵架的，不打不相識啊！”在當天夜間，姬外長與大平外相第三次會談中，大平提出並親自口述對戰爭加害反省的措辭，為中方所接受。最後寫進《中日聯合聲明》的就是大平口述的文字：“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我方的嚴正立場和日方的反省、謝罪之意，寫進了莊嚴的歷史性文件，為我們經常所說的“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留下了依據。
“心似巨巖碎大濤”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臺灣”保持著“外交”關係，日臺之間還簽訂過所謂“和平條約”，而日本要實現同中國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與臺灣“斷交、廢約”。中方早就提出了恢復邦交三原則，即日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臺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
田中上臺後，甘冒政治與生命的危險，優先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他派自民黨老資格議員小坂善太郎率各派議員訪華，以最終協調統一黨內意見；同時派執政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去臺灣安撫、摸底；然後自己來華談判，最後解決問題。田中首相承認，謀求復交，就只能取消同臺灣的官方關係，可是不願造成混亂，不願視與臺灣“建交、締約”並宣佈雙方“戰爭狀態的結束”從一開始即為非法。田中還要求中方體諒他面臨的現實困難，並予以照顧。大平外相也表明對復交三原則並無任何異議，但日本政府是“日臺條約”的當事國，負有責任，如果完全接受中方見解，等於多年來一直欺騙國會和國民。日方希望找到符合其立場的表達以維護日本在臺利益與人身安全（當時日臺年度貿易額有十幾億美元，日赴臺每年18萬人次，臺赴日每年5萬人次，在臺日本公民共3800人）。隨後，在兩國外長談判時，代表日方做主旨發言的外務省條約局局長高島益郎還從法律的角度講述了所謂“日臺條約”以及“戰爭狀態結束”、“賠款已經處理完畢”的“合法性”。
有鑑於此，如何處理臺灣問題在《中日聯合聲明》中的表達方式、內容，就成為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的最大難點，談判的氣氛也一度趨於緊張。
在這種情況下，密切關注談判進程的周總理，把握大局，有剛有柔，表現出了原則上的無比堅定和具體方式上的靈活性，推動著談判朝達成協議的方向前進。針對談判面臨的最大問題和困難，周總理在與田中首相會談中首先肯定、稱讚田中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決心與勇氣，對田中表示理解我復交三原則以及一旦和中國建交即與臺灣“斷交”、“日臺條約”也隨之失效的說法表示讚賞，認為“這是對我們的友好態度”，也只有在這一前提下才可能對日方面臨的困難予以照顧，而不是相反。周總理指出，一定要從政治的高度而不是拘泥於法律條文來處理問題才是正確的。
接著，周總理極為嚴肅地批駁了日方外務省條約局局長在發言中死摳條文不放，把“舊金山條約”、“日臺條約”都拿出來作為依據的錯誤說法：“顯然是無視事實的，本末倒置，也不符合田中、大平對復交的意願和精神。”
聯繫到日本對華賠償問題，周總理說，遭受日本侵略戰爭損失的主要是大陸。我們是從友好大局出發，也不想使日本人民負擔賠償之苦才主動放棄賠款要求，而已經被中國人民推翻逃到臺灣的
蔣介石，當時就已無任何資格代表全中國，他所謂的“放棄”只是慷他人之慨。日方如今還死抱著“蔣介石已經處理完畢”，因而認為不必再提、也不領情的態度，“實在是令人驚詫和憤慨，完全不可容忍”。周總理的發言，義正詞嚴，有據有利，令日方無言以對，也讓我們這些參與談判工作的人深受教育。
聽了周總理的話，田中首相當場表示，中國把恩怨置之度外，從大處著眼，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處理問題，日方坦率地評價中國的立場，並再次表示深深的謝意。田中表示願意繼續考慮中方的意見並同意由外長繼續開動腦筋，磋商寫入《中日聯合聲明》的合適措辭。
針對周總理的嚴肅批評，在雙方會談結束後，一回到釣魚臺賓館，田中便把外務省官員叫到自己的房間，嚴肅地對他們講道：你們受過高等教育，都是很有學問的，不要鑽牛角尖，靠你們提出解決問題的見解和辦法，責任由我來負。
眾所周知，田中首相曾經多次對人講過對周總理的深刻印象和欽佩之情。此次來華，在與周總理直接對話、接觸以後，他曾在賓館白紙上寫出瞭如下評價周總理的詩句：“軀如楊柳搖微風，心似巨巖碎大濤。”對周總理發自內心的由衷敬佩躍然紙上。
在中日最後一輪首腦會談時，田中告訴周總理，他已經明確指示大平：《中日聯合聲明》發表後立即對外宣佈中止同臺灣的“外交關係”，“日臺條約”也隨之廢棄。他還向周總理保證：日本不支持“臺獨”，對臺灣無領土野心，日後如對臺有什麼舉動，願向中方打招呼。雙方還同意暫時擱置釣魚島的爭議。
周總理稱讚田中為實現中日復交所作的貢獻。他說重建邦交首先要講信義，此次田中首相來華已經體現了中國古語“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周總理特地把《論語》中的這六個大字題贈田中，以示中日新關係從“言必信”開始，日方要吸取過去半個世紀的教訓，在新的基礎上繼續開拓兩國關係。田中深為感動，也以東方人特有的方式做了回贈，揮筆題寫了“信為萬事之本”六個大字。這是出自日本飛鳥時代當政者聖德太子之口、曾經載入日本舊憲法的一句話。田中以此表達他恪守信義、履行承諾的心願。
絞盡腦汁“苦汗泉”
9月27日上午，田中首相在姬外長陪同下游覽長城，大平外相隨行。兩位外長在往返長城的路上也沒有停下手上的工作，一直在就《中日聯合聲明》的內容表達等進行商談。大平談了在前言中加入理解復交三原則和關於“結束戰爭狀態”以及兩國“儘快”交換大使等問題，並表示當晚提交日方最後對案。此次赴長城途中兩國外長的對話，成為日程之外追加的外長非正式會談。
9月27日夜，中日兩國外長舉行第三次正式會議，在兩國首腦會談達成基本一致的基礎上，敲定符合雙方立場的聯合聲明。雙方談判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兩位外長就“結束戰爭狀態”、復交三原則和臺灣問題的表述進行最後的商定。
對於幾個關鍵問題，經過對雙方所提方案、對案的討論和比較，中日雙方基本達成協議：“我方同意在日方表述理解與接受復交三原則的前提下，聯合聲明中可不提及‘日臺條約’、避開‘確認戰爭狀態結束’字樣。”
鑑於此，關於“結束戰爭狀態”問題，雙方同意在正文中以“聲明公佈之日起，兩國之間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取代“確認戰爭狀態結束”的表述。而在前言裡寫明“戰爭狀態的結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兩國人民這種願望的實現，將揭開兩國關係史上新的一頁”。原來我方方案正文裡“不正常狀態”前還有一個“極”字，大平認為“極不正常狀態結束，容易造成尚有某種程度上不正常的誤解，莫如換成‘迄今為止’”。我方接受了這一提議。
關於臺灣問題，日方認為：日本是《波茨坦公告》的當事國，在臺灣問題上接受和簽署的是這一公告。對於中、美、英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日方認為自己並不是當事國。最後經過協商，雙方在臺灣問題的表述上達成妥協：首先在《中日聯合聲明》的前言中寫明：“日方在充分理解復交三原則的立場上謀求實現邦交正常化。”然後在正文裡寫道：“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充分理解與尊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該公告第八條規定“開羅宣言之條款，必須完全實施”，而開羅宣言宣佈，“臺灣應歸屬中國”。日方就這樣以間接的方式，接受了臺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
關於我方原來所提的有關臺灣問題的三項默契（即臺灣是中國領土，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中日聯合聲明》公佈後，日本自臺灣撤銷使館並採取有效措施使臺灣自日本撤館；解放臺灣時，對戰後在臺日本團體和個人投資與企業予以適當照顧），日方認為，實質性內容已寫入《中日聯合聲明》，因此雙方沒必要再搞默契與口頭諒解，也免得日本國會審查，懷疑其中有什麼秘密協議，反而造成日本內閣被動。
兩國外長的午夜會談還在緊張地繼續，而周總理也一直等在辦公室，隨時聽取進展情況和最後信息。會談中間，姬外長兩次要我出去打電話報告。周總理同意會談最後商定的內容和文字，並指示立即把它打印成文件呈毛主席。至此，經過兩國外長和有關官員的徹夜奮戰，雙方已經就所有的重大問題取得一致，並字斟句酌地敲定了《中日聯合聲明》的措辭。
為周總理把籤
《中日聯合聲明》全部達成協議後，姬外長又當面向周總理做了扼要的彙報，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韓敘接著報告了簽字儀式的安排。當時我們談判班子也在場，談到何人出任我方把籤人時，周總理環視大家說：找一個年輕人嘛！而在談判和接待班子裡，我算是最年輕的了，於是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時，《中日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在這歷史性時刻，我榮幸地站在周總理身旁，與大家一起目睹、見證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實現的歷史性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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