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泰山记》
（姚鼐 公元1774年）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桐城姚鼐记。
泰山的南面，汶河向西流去；泰山的北面，济水向东流去。南面山谷的水都流入汶水，北面山谷的水都流入济水。处在那阳谷和阴谷南北分界处的，是古代春秋时期齐国所筑长城的遗址。最高的日观峰，在古长城以南十五里。
我在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从京城里出发，冒着风雪启程，经过齐河县、长清县，穿过泰山西北面的山谷，跨过长城的城墙，到达泰安。这月28日，我和泰安知府朱孝纯从南边的山脚登山。攀行四十五里远，道路都是石板砌成的石级，那些台阶共有七千多级。泰山正南面有三条水道，其中中谷的水环绕泰安城，这就是郦道元书中所说的环水。我起初顺着中谷进去。沿着小路走了不到一半，翻过中岭，再沿着西边的水道走，就到了泰山的巅顶。古时候登泰山，沿着东边的水道进入，道路中有座天门。这东边的山谷，古时候称它为“天门溪水”，是我没有到过的。现在我经过的中岭和山顶，挡在路上的像门槛一样的山崖，世上人都称它为“天门”。一路上大雾弥漫、冰冻溜滑，石阶几乎无法攀登。等到已经登上山顶，只见青山上覆盖着白雪，雪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远望夕阳映照着泰安城，汶水、徂徕山就像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停留在半山腰处的云雾，又像是一条舞动的飘带似的。
戊申这一天是月底，五更的时候，我和子颖坐在日观亭里，等待日出。这时大风扬起的积雪扑面打来。日观亭东面从脚底往下一片云雾弥漫，依稀可见云中几十个白色的像骰子似的东西，那是山峰。天边的云彩形成一条线呈现出奇异的颜色，一会儿又变成五颜六色的。太阳升上来了，红的像朱砂一样，下面有红光晃动摇荡着托着它。有人说，这是东海。回头看日观峰以西的山峰，有的被日光照到，有的没照到，或红或白，颜色错杂，都像弯腰曲背鞠躬致敬的样子。
日观亭西面有一座东岳大帝庙，又有一座碧霞元君庙。皇帝出外巡行时居住的处所就在碧霞元君庙的东面。这一天，还观看了路上的石刻，都是从唐朝显庆年间以来的，那些更古老的石碑都已经模糊或缺失了。那些偏僻不对着道路的石刻，都赶不上去看了。
山上石头多，泥土少。山石都呈青黑色，大多是平的、方形的，很少有圆形的。杂树很少，多是松树，松树都生长在石头的缝隙里，树顶是平的。冰天雪地，没有瀑布，没有飞鸟走兽的声音和踪迹。日观峰附近几里以内没有树木，积雪厚得同人的膝盖一样平齐。
桐城姚鼐记述。
姚鼐，生于公元1732年（清雍正九年），卒于公元1815年（嘉庆十五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
桐城姚氏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家族始迁于浙江余姚。一世祖姚胜三随父宦居安庆，由浙江余姚迁居麻溪，五世祖姚旭于明景泰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先祖姚旭为明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姚孙棐曾以“五里三进士（姚孙棐、龙鲤门、许鲤跃），隔河两状元（刘若宰、龙汝言）”而闻名遐迩.。高祖姚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
姚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姚鼐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姚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姚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自乾隆四十二（公元1777年）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姚莹、刘开；上元梅曾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
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八十二岁的刘大櫆去世。姚鼐毫无疑义的成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尽心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终于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辞赋选本，按照文章的应用分分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等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为桐城派树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体现了姚鼐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喜爱，有很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姚鼐辞去官职。他希望腾出时间来提倡桐城派主张，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讲学生涯。姚鼐先后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先后主持锺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士子得以及门为幸”。他的门下有很多后来成为了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门“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以及刘开等，他们使桐城派声势更高。有很多籍贯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认为桐城派。
嘉庆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公元1815年10月15日），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桐城杨树湾。此时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无可撼动。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手中又呈一时之盛，一直延续到严复、林纾和新文学的诞生。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
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
姚鼐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 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这有其时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间走上文坛。清代的考据风气也在这时开始盛行。人们称这种考据的功夫为“汉学”，与之相对的是势力较弱的“宋学”。学界多推崇汉学，对宋明理学比较厌弃，这往往导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同时又针对汉学家、宋学家对文学的轻视态度，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这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纲领。
“义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姚鼐认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继；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当然，三者有轻有重，考据要为义理服务。
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兼三者之长的为好作家。这种主张实际上成为了桐城派的文学纲领。
姚鼐自己也身体力行，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在朝廷任职的姚鼐来到山东，登上了东岳泰山，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记》一文。全篇仅数百字，内容十分丰富，是融考证与辞章的典范。
“义理、考据、辞章”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一方面，姚鼐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汉宋的争论，兼采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一方面，这一主张如果推而广之，可以看作是对文章基本的要求。无论何时都同样有重要意义：“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
在美学上，姚鼐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姚鼐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其为文“以神、韵为宗”，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
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
《登泰山记》作品介绍
《登泰山记》是清代姚鼐在乾隆年间创作的泰山题材著名散文。姚鼐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于此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傍晚同上泰山山顶，第二天即除夕（当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至日观峰的日观亭后，观赏日出，写下了这篇游记。
《登泰山记》文章紧紧围绕作者的游踪进行，同时穿插对泰山特点的记述和对所见景观的描绘。
第一段先从地理环境落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把泰山的水景由两条河铺开成面写去，点出了山南山北众多支流纵横交叉、终归一河的景色。横亘在阳谷与阴谷分界处的古长城给泰山增添了雄奇的色彩。接着点出泰山最高点日观峰，为后文埋下伏笔。这一段文字，是在作者登泰山之前，用粗笔写出了山、水、古长城、日观峰等几样景色，勾画了泰山有层次、有色彩、动静交织的总貌。简略的轮廓勾勒，线条清楚。
第二段，写他于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离京师，乘风雪，历经数县，抵达泰安的经过，以及在这个月的丁未日（即二十八日），与朱子颖登泰山的初程、日期和天气状况是全文的点睛之笔。他们从南面山麓登山。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人，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作者一登上山巅，望座座青峰披着皑皑白雪，照亮南天。俯瞰泰安城，汉水和祖徕山、沐浴在夕照中，宛如图画；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很少的笔墨描绘的泰山夕照图，景色逼真，意境开阔，有风雪初霁的光辉，有晚日照城郭山水的美景，写出了泰山安详、明媚，肃穆中有温柔飘逸美的特殊风韵，这一笔给整个画面以无限的生机和情趣。这一切令作者心旷神怡，而作者的兴奋和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
第三段是全文的中心。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日（当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夕即与朱子颖到日观峰上的日观亭，坐候日出。日出前，“大风扬积雪击面”，风雪交加，一与泰山道上“迷雾冰滑”照应，一派寒冬景象。自日观亭向东望去，山谷中云雾弥漫，即所谓“云海”。太阳出来前是，“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作者从山巅向下俯视，众山如骰子，这是从对面落笔写出日观亭位于最高处。“白”字写出了白雪覆盖群山的概貌。“稍见”呼应了“五鼓”，说明天色尚暗，一切景象还不清晰，只是朦胧可辨。这太阳未出的昏暗景象对日出奇景起了烘托作用。太阳将出时的景色是“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这是说，在天地相接的地方，有一线云层，显现出奇异的颜色．霎时间成为五彩缤纷。这时夜色已退，晨曦初现，太阳的形体未现，光芒已可见。很快这一线异色不断扩张、变幻，成五彩纷呈。这霞光的背景为欲出的太阳蓄了势。太阳出来时是“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几句描写了太阳正出来，颜色赤红，有红光托着。作者没有写红云幻成半圆形，以极快速度跃出海面的景象，只用如丹砂一般红的色彩，写出朝阳的生气和力量。旭日如丹，倒映在海面上，上下辉映，一片红艳艳，海浪翻滚，红波摇动，犹如承托着太阳一般。这富有想象力的描写，把太阳的形象表现得气势磅礴。写日出还不就此为止。作者回头西望，日观峰以西诸山，阳光照射到的，呈红色；照不到的，依然白色。晨曦中红白错杂相间的群山，都似弯腰俯首，显得矮小，有如杜甫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效果。
作者写观日出之后，就写了名胜古迹，泰山上的名胜古迹很多，而作者只选了日观亭附近的一些古迹，加以简要记叙。写时，以日观亭为中心，把岱祠、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的方位记叙得清清楚楚，构成了以日观峰为中心的一组风景图。这些古迹的简介，突出了日观峰自古以来就是泰山的重要游览胜地，游人甚众，周围的古迹也随之而起。
第五段，综述泰山的特点：“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杂树，多松，生石罐，皆平顶。”在三多三少的排列中，着重写了山石的苍黑颜色和平方形状，着重写了松树生于石缝之中和平顶的状貌。这样，用短句写出了鲜明形象，突出泰山苍劲峻峭的面貌。
《登泰山记》叙述作者偕友人冬日登泰山观日出的经过，生动地表现了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色和日出时的雄浑景象，抒发了作者赞美祖国河山的情怀。文章的基调积极、乐观、豪迈，是清代散文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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