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要凝括狀物其妙許作大文之千古散文名篇《登泰山記》

《登泰山記》

（姚鼐 公元1774年）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穀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峰，在長城南十五里。

餘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潁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為磴，其級七千有餘。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餘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溪水，餘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雲。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摴蒱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皓駁色，而皆若僂。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圜。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

桐城姚鼐記。

泰山的南面，汶河向西流去；泰山的北面，濟水向東流去。南面山谷的水都流入汶水，北面山谷的水都流入濟水。處在那陽穀和陰谷南北分界處的，是古代春秋時期齊國所築長城的遺址。最高的日觀峰，在古長城以南十五里。

我在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從京城裡出發，冒著風雪啟程，經過齊河縣、長清縣，穿過泰山西北面的山谷，跨過長城的城牆，到達泰安。這月28日，我和泰安知府朱孝純從南邊的山腳登山。攀行四十五里遠，道路都是石板砌成的石級，那些臺階共有七千多級。泰山正南面有三條水道，其中中谷的水環繞泰安城，這就是酈道元書中所說的環水。我起初順著中谷進去。沿著小路走了不到一半，翻過中嶺，再沿著西邊的水道走，就到了泰山的巔頂。古時候登泰山，沿著東邊的水道進入，道路中有座天門。這東邊的山谷，古時候稱它為“天門溪水”，是我沒有到過的。現在我經過的中嶺和山頂，擋在路上的像門檻一樣的山崖，世上人都稱它為“天門”。一路上大霧瀰漫、冰凍溜滑，石階幾乎無法攀登。等到已經登上山頂，只見青山上覆蓋著白雪，雪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遠望夕陽映照著泰安城，汶水、徂徠山就像是一幅美麗的山水畫，停留在半山腰處的雲霧，又像是一條舞動的飄帶似的。

戊申這一天是月底，五更的時候，我和子穎坐在日觀亭裡，等待日出。這時大風揚起的積雪撲面打來。日觀亭東面從腳底往下一片雲霧瀰漫，依稀可見雲中幾十個白色的像骰子似的東西，那是山峰。天邊的雲彩形成一條線呈現出奇異的顏色，一會兒又變成五顏六色的。太陽昇上來了，紅的像硃砂一樣，下面有紅光晃動搖盪著託著它。有人說，這是東海。回頭看日觀峰以西的山峰，有的被日光照到，有的沒照到，或紅或白，顏色錯雜，都像彎腰曲背鞠躬致敬的樣子。

日觀亭西面有一座東嶽大帝廟，又有一座碧霞元君廟。皇帝出外巡行時居住的處所就在碧霞元君廟的東面。這一天，還觀看了路上的石刻，都是從唐朝顯慶年間以來的，那些更古老的石碑都已經模糊或缺失了。那些偏僻不對著道路的石刻，都趕不上去看了。

山上石頭多，泥土少。山石都呈青黑色，大多是平的、方形的，很少有圓形的。雜樹很少，多是松樹，松樹都生長在石頭的縫隙裡，樹頂是平的。冰天雪地，沒有瀑布，沒有飛鳥走獸的聲音和蹤跡。日觀峰附近幾里以內沒有樹木，積雪厚得同人的膝蓋一樣平齊。

桐城姚鼐記述。

姚鼐，生於公元1732年（清雍正九年），卒於公元1815年（嘉慶十五年），字姬傳，一字夢谷，室名惜抱軒，世稱惜抱先生、姚惜抱，安慶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著名散文家，與方苞、劉大櫆並稱為“桐城派三祖”。

桐城姚氏是顯赫的吳興姚氏的後裔，其家族始遷於浙江餘姚。一世祖姚勝三隨父宦居安慶，由浙江餘姚遷居麻溪，五世祖姚旭於明景泰間遷居桐城城裡。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縣城已300餘年。姚鼐先祖姚旭為明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姚之蘭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銜，皆載入《明史循吏傳》；姚孫棐曾以“五里三進士（姚孫棐、龍鯉門、許鯉躍），隔河兩狀元（劉若宰、龍汝言）”而聞名遐邇.。高祖姚文然，康熙時任刑部尚書；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羅田知縣，均賢良清廉，辭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範，進士及第後為翰林院編修，著有《援鶉堂文集-詩集》，學貫經史，與桐城派祖師之一的劉大櫆情深意篤，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經學，跟劉大櫆學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歲時即去世，父淑終生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時，家庭已衰落。

姚鼐幼嗜學，伯父姚範授以經文，又從劉大櫆學習古文，劉大櫆對姚鼐特別器重，稱其“時甫冠帶，已具垂天翼”，“後來居上待子耳”。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姚鼐二十歲考中舉人後，經過五次禮部會試均名落孫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三十歲第六次應禮部試，才中進士，授庶吉士，3年以後，散館改主事，分屬兵部；旋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後歷任山東、湖南鄉試副考官，會試同考官和刑部廣東司郎中等職。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清廷開四庫全書館，姚鼐被薦入館充纂修官。此職本應翰林方可充任，獨姚鼐與休寧戴東源、興化伍大椿、歙縣程晉芳等8人破格當選。《四庫全書》成，姚鼐乞養歸裡，不入仕途，時年44歲。大學士于敏中、梁國治先後動以高官厚祿，均被辭卻。

自乾隆四十二（公元1777年）年起，姚鼐先後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致力於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東樹、姚瑩、劉開；上元梅曾亮、管同；宜興吳德旋；陽湖李兆洛；婁縣姚椿；新城魯九皋和他的外甥陳用光等。這些學生都是篤守師說，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對桐城派的傳播作用甚大。

桐城派古文之傳，自方苞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同邑劉大櫆繼之益振，傳至姚鼐則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風作韻，南極湘桂，北被燕趙”之說。歷城周書昌說：“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八十二歲的劉大櫆去世。姚鼐毫無疑義的成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盡心血編纂的《古文辭類纂》終於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辭賦選本，按照文章的應用分分十三類：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所入選的作品以戰國策、兩漢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歸有光、方苞、劉大櫆等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傳統，為桐城派樹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體現了姚鼐的文學主張。這本集子很受人們喜愛，有很大的影響。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姚鼐辭去官職。他希望騰出時間來提倡桐城派主張，開始了他四十餘年的講學生涯。姚鼐先後在江寧、揚州、徽州、安慶先後主持鍾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士子得以及門為幸”。他的門下有很多後來成為了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門“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以及劉開等，他們使桐城派聲勢更高。有很多籍貫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認為桐城派。

嘉慶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公元1815年10月15日），85歲的姚鼐卒於南京鐘山書院，歸葬桐城楊樹灣。此時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無可撼動。道光咸豐年間，桐城派在曾國藩及曾門弟子手中又呈一時之盛，一直延續到嚴復、林紓和新文學的誕生。

姚鼐與創始人方苞、劉大櫆並稱為“桐城三祖”，被盛譽為“中國古文第一人”、“中國古文的高峰”。其在繼方、劉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提倡文章要“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為用。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這些主張充實了散文的寫作內容，是對方苞“義法”，說的補充和發展。

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姚鼐著有《惜抱軒全集》，所編《古文辭類纂》風行一時，有力地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鼐對傳統文論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提出富有創見性的“陰陽剛柔說”，這對我國古代散文審美理論和風格特徵是一次重大突破。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於“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的統一，這有其時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間走上文壇。清代的考據風氣也在這時開始盛行。人們稱這種考據的功夫為“漢學”，與之相對的是勢力較弱的“宋學”。學界多推崇漢學，對宋明理學比較厭棄，這往往導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贊成排斥宋學的傾向，同時又針對漢學家、宋學家對文學的輕視態度，提出義理、考證、文章三者不可偏廢的主張。這成為桐城派古文理論的綱領。

“義理”，是指當時的理學思想，主要來自宋學；“考據”，是指文章要有實據，避免空泛，主要來自漢學；“辭章”，是指文章還要有結構、文字、音韻上的文學之美。姚鼐認為三者的統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繼；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當然，三者有輕有重，考據要為義理服務。

姚鼐想調和漢宋，融貫三者，認為作家能兼三者之長的為好作家。這種主張實際上成為了桐城派的文學綱領。

姚鼐自己也身體力行，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在朝廷任職的姚鼐來到山東，登上了東嶽泰山，後來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記》一文。全篇僅數百字，內容十分豐富，是融考證與辭章的典範。

“義理、考據、辭章”對當時和後世都影響巨大。一方面，姚鼐實際上是站在維護理學的立場上，企圖調和漢宋的爭論，兼採考據的長處，以考據充實理學的空疏，從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價值。一方面，這一主張如果推而廣之，可以看作是對文章基本的要求。無論何時都同樣有重要意義：“義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據”要求立論紮實，有說服力；“辭章”要求字通句順，有藝術性。

在美學上，姚鼐提出用 “陽剛”、“陰柔”區別文章的風格。“陽剛”就是豪放，“陰柔"就 是婉約。兩大風格相互配合，．相互調劑，就產生出多樣的風格。 同時，姚鼐又發展了劉大櫆的“擬古”主張，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文章八要。學習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聲、色)，進而是重視精神(神、理、氣、味)，才能達到高的境界。

姚鼐以宋儒之學為治學之本，故指斥考據的漢學家為捨本逐末；但他也不廢棄漢儒治經之長。其為文“以神、韻為宗”，形成一種迂徐深婉，一唱三嘆，而又耐人尋味，意蘊無窮的風格。近代學者章太炎謂之“謹”，劉師培稱之“丰韻”，都是對其文風的富於韻味、言簡意豐的高度評價。

姚鼐的詩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學唐詩，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當時儼然為一大家，故後人稱“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為正宗”。姚鼐的書法造詣很深，包世臣推鄧石如、劉石庵及姚鼐為清代書法之冠，將姚鼐的行草書列為妙品，故姚鼐非獨特文美，其翰墨亦為世重。

《登泰山記》作品介紹

《登泰山記》是清代姚鼐在乾隆年間創作的泰山題材著名散文。姚鼐參加纂修的《四庫全書》於乾隆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記名。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以養親為名，告歸田裡，道經泰安與摯友泰安知府朱孝純（字子穎）於此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傍晚同上泰山山頂，第二天即除夕（當年十二月小）五更時分至日觀峰的日觀亭後，觀賞日出，寫下了這篇遊記。

《登泰山記》文章緊緊圍繞作者的遊蹤進行，同時穿插對泰山特點的記述和對所見景觀的描繪。

第一段先從地理環境落筆：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濟水東去，名山傍水，分外壯觀。把泰山的水景由兩條河鋪開成面寫去，點出了山南山北眾多支流縱橫交叉、終歸一河的景色。橫亙在陽穀與陰谷分界處的古長城給泰山增添了雄奇的色彩。接著點出泰山最高點日觀峰，為後文埋下伏筆。這一段文字，是在作者登泰山之前，用粗筆寫出了山、水、古長城、日觀峰等幾樣景色，勾畫了泰山有層次、有色彩、動靜交織的總貌。簡略的輪廓勾勒，線條清楚。

第二段，寫他於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離京師，乘風雪，歷經數縣，抵達泰安的經過，以及在這個月的丁未日（即二十八日），與朱子穎登泰山的初程、日期和天氣狀況是全文的點睛之筆。他們從南面山麓登山。作者選擇的路線是循中谷人，看似輕描淡寫，但讀至下文“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頓有“成如容易卻艱辛”之感。作者一登上山巔，望座座青峰披著皚皚白雪，照亮南天。俯瞰泰安城，漢水和祖徠山、沐浴在夕照中，宛如圖畫；環繞山間的雲霧，就像輕柔的腰帶。作者用很少的筆墨描繪的泰山夕照圖，景色逼真，意境開闊，有風雪初霽的光輝，有晚日照城郭山水的美景，寫出了泰山安詳、明媚，肅穆中有溫柔飄逸美的特殊風韻，這一筆給整個畫面以無限的生機和情趣。這一切令作者心曠神怡，而作者的興奮和喜悅之情，也溢於言表。

第三段是全文的中心。作者於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頂，第二天即除夕日（當年十二月小）五更時分夕即與朱子穎到日觀峰上的日觀亭，坐候日出。日出前，“大風揚積雪擊面”，風雪交加，一與泰山道上“迷霧冰滑”照應，一派寒冬景象。自日觀亭向東望去，山谷中雲霧瀰漫，即所謂“雲海”。太陽出來前是，“稍見雲中白若摴蒱數十立者，山也。”作者從山巔向下俯視，眾山如骰子，這是從對面落筆寫出日觀亭位於最高處。“白”字寫出了白雪覆蓋群山的概貌。“稍見”呼應了“五鼓”，說明天色尚暗，一切景象還不清晰，只是朦朧可辨。這太陽未出的昏暗景象對日出奇景起了烘托作用。太陽將出時的景色是“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這是說，在天地相接的地方，有一線雲層，顯現出奇異的顏色．霎時間成為五彩繽紛。這時夜色已退，晨曦初現，太陽的形體未現，光芒已可見。很快這一線異色不斷擴張、變幻，成五彩紛呈。這霞光的背景為欲出的太陽蓄了勢。太陽出來時是“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這幾句描寫了太陽正出來，顏色赤紅，有紅光託著。作者沒有寫紅雲幻成半圓形，以極快速度躍出海面的景象，只用如丹砂一般紅的色彩，寫出朝陽的生氣和力量。旭日如丹，倒映在海面上，上下輝映，一片紅豔豔，海浪翻滾，紅波搖動，猶如承託著太陽一般。這富有想象力的描寫，把太陽的形象表現得氣勢磅礴。寫日出還不就此為止。作者回頭西望，日觀峰以西諸山，陽光照射到的，呈紅色；照不到的，依然白色。晨曦中紅白錯雜相間的群山，都似彎腰俯首，顯得矮小，有如杜甫的名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效果。

作者寫觀日出之後，就寫了名勝古蹟，泰山上的名勝古蹟很多，而作者只選了日觀亭附近的一些古蹟，加以簡要記敘。寫時，以日觀亭為中心，把岱祠、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的方位記敘得清清楚楚，構成了以日觀峰為中心的一組風景圖。這些古蹟的簡介，突出了日觀峰自古以來就是泰山的重要遊覽勝地，遊人甚眾，周圍的古蹟也隨之而起。

第五段，綜述泰山的特點：“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雜樹，多松，生石罐，皆平頂。”在三多三少的排列中，著重寫了山石的蒼黑顏色和平方形狀，著重寫了松樹生於石縫之中和平頂的狀貌。這樣，用短句寫出了鮮明形象，突出泰山蒼勁峻峭的面貌。

《登泰山記》敘述作者偕友人冬日登泰山觀日出的經過，生動地表現了雪後初晴的瑰麗景色和日出時的雄渾景象，抒發了作者讚美祖國河山的情懷。文章的基調積極、樂觀、豪邁，是清代散文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