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蕭條”是清代學者龔自珍最先提出的，他觀察到異常普遍的貧困化正在發生，引發種種社會危機。人們研究道光蕭條，有的專注貿易，有的專注氣候和農業，有的專注人口。相對來說，人口-資源的馬爾薩斯定律和農業的邊際產出遞減規律，是比較合理的解釋。

人口學家洪亮吉的觀察

洪亮吉是乾隆五十五年的第二名進士，就是他率先觀察到乾嘉時期的人口增長與耕地供應出現了嚴重危機，他進一步以一個家庭為單位，闡述人口增長與資源之間的緊張關係，得出乾嘉時期的溫飽線大約是：耕地4畝/人/年，布匹5丈/人/年。當時的馬爾薩斯指標是：人口增長率/土地開墾增長率為20:5，應該是嚴重失衡了。他是有一定計算觀念的學者，其他文人筆記則生動記載了這種人地緊張關係造成的惡果，如《浦泖農諮》和《沈竹岑日記》，對江南社會的主佃矛盾多有記載。但這些不如龔自珍的一句話來的有力——“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

洪亮吉《治平篇》：……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試以一家計之：……或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闢，閒廛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又況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佔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飢寒顛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按照美國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Maddison）運用購買力平價法的測算，1700-1820年間，中國GDP在全球所佔比重從23.1%提高到32.4%，年均增速0.85%；此後100年間，中國經濟不僅增速放緩，而且比重下滑，到1900年時只剩11%。顯然，1820年是個由繁榮到蕭條的轉折點。這年及其以後的30年間，正是道光帝統治時期。這是來自經濟史數據的研究，當能證明道光時期確實發生了大蕭條。

蕭條的原因

蕭條的原因並不是單方面的，人地矛盾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會爆發，那就是勞動生產率遲遲不能得到提升。按照經濟學的一般規律，農業上存在著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在一定的技術約束下，你投入一塊土地的人力越多，增量產出就越少；如果人力不斷增加，直到過了拐點，那麼就必然有一些人的收入是減少的，不再有任何的增長。而宏觀上的淨增長的定義，是意大利統計學家帕累託給出的，那就是：在不減少任何一個人的收益的同時，至少讓一個人的收益得到增加。

很顯然，道光時期沒有實現淨增長，在各種條件約束基本不變的情況下（氣候變化、貿易週期、農技水平等），應該是人口的持續增長導致了增量收益下降。這可以從各方面得到解釋，一是浮游人口更多了，許多人不得不脫離農業生產，否則只會更加貧困；二是通脹率增加了，因為人口增加帶來的總需求增大，而供應能力基本不變；三是物價推動總成本上升，作坊製造業和工商業也隨之凋敝。

這種情況始於1820年道光元年，實際卻是乾嘉時期累積下來的後果。按照美國學者全漢昇和王業鍵測算的數據，1761-1850年全國人口竟然增長了117%，已經翻倍了。根據歷史學家何炳棣的研究，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中國人口由1.5億增加到3.13億，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高達4.3億。但是勞動生產率能夠翻倍嗎？如果趕上了工業革命，翻幾倍都可以，但問題是並沒有開放。

到了道光後期，學者汪士鐸已經持絕對人口過剩論了，他已經清晰觀察到了人口猛增之下的邊際收益遞減，比喻為“百農治一畝”、“千人治一店”。隨之又認為要調劑人口，變成了一個憤世嫉俗和具有反人類思想的人。解決這個困境的唯一辦法是接軌工業革命，迅速提升勞動生產率，而這個辦法的前提是重建更強大開明的權威。但以當時的情形，不經過大亂是不可能了。

汪士鐸《汪悔翁乙丙日記》：……人多之害,山頂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闢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種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盡以助食，草木幾無子遺，猶不足養，人事之權殫矣……官不足以官之，地不足以養之，……驅人歸農無田可耕，驅人歸業無技須人，皆言人多，安能增益？蓋一畝不過一農，一店不過數人，今欲以百農治一畝、千人治一店，如何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