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解放前夕，程潛將軍率部在湖南和平起義，為新中國成立作出了巨大貢獻。
陳炯明兵變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意識到以往策動地方軍隊進行革命的嚴重危害。1923年2月，孫中山返回廣州，重建陸海軍大本營，如何在蘇俄幫助下建立一所強有力的軍事學校便提上了議程。大本營軍政部長程潛針對內部軍事幹部訓練匱乏的問題向孫中山建議，成立中央陸軍教導團，作為培養軍隊骨幹之用，並獲得批准。該教導團是為了將新式軍隊訓練基本方法推廣至中國國民黨所能控制部隊中，訓練方法及內容以軍事隊列訓練和戰鬥進攻防禦實操為主，學員數量較少，只有兩個學兵連三百餘人，訓練六個月後派遣回原部隊。教導團雖達到了培養軍事幹部，加強軍事力量的目的，但強化黨權、以黨建軍的觀念未得以貫徹。
1923年8月，孫中山派出蔣介石、張太雷等四人組成的博士代表團赴蘇考察。考察期間，蔣介石對蘇聯紅軍的認知更加深入具體，認識到紅軍嚴守紀律，不騷擾人民，為人民做工作， “回國之後要使軍隊能為人民求自由幸福打仗，能為黨實行三民主義打仗，非用俄國赤衛軍這種編制不可”。代表團回國後，在蘇俄的全力推動下，1924年1月孫中山下令成立軍校籌備委員會，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黃埔軍校正式進入全面籌建階段。
黃埔軍校雖進入全面籌建階段，但關於黃埔軍校校長人選，並不是一開始就確定為蔣介石。據由桂軍講武堂轉入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習的覃異之回憶：孫中山先生除親自兼任軍校總理外，關於校長的人選，最初決定為程潛，而以蔣介石、李濟深為副校長。蔣介石當時無論在黨在軍，都是後輩，孫中山先生派他為軍校副校長，已經是“不次之遷”。但蔣介石不願在程潛之下，對這個任命很不滿意，就離開廣州，跑到上海。這時張靜江、戴季陶等出來替他撐腰，張還親自跑到廣州找孫中山先生說情。孫中山先生這才改派蔣介石為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兼黃埔軍校校長。
此外，尚有第三種說法，即孫中山擬任命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兼任，負責籌備工作，但由於許力不從心，最終未能履任。程潛說、許崇智說這兩種說法，筆者並未在他處看到類似記載，未必有上述任命之事，但程作為大本營軍政部長及陸軍教導團團長，成為黃埔軍校校長一職的有力爭奪者卻是不容質疑的。程潛最終無法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一職，筆者認為其原因，首先是程潛早年加入同盟會，雖資歷較老，軍事能力在之前的護國、護法戰爭中有所展現，但程潛本人與蘇俄關係並不密切，聯合蘇俄、以黨建軍籌建黃埔軍校是國民黨開創性的一次舉措，意義重大，孫中山也一再強調，建立軍校必須“以俄為師”，把政治工作提到最重要的位置。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在分析蔣介石和程潛這兩大人選的優劣時稱，蔣介石對開辦黃埔軍校的認識頗深，提出此次聯合辦校建軍是開創性的局面，結合他與孫中山的關係以及曾經實地考察蘇俄軍事的各種條件，其在孫中山眼中顯然是軍校校長的不二人選；與此相比，程潛的日本老派留學經歷似乎派不上用場。
此外，程潛非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力量的核心成員，且湖南籍力量在國民黨內勢單力薄，無法獲得有效的助力。程潛雖然很早就參加共和革命，但與孫中山的關係並不密切。討袁失敗後，革命黨人流亡日本，程潛因追隨黃興參加了歐事研究會，從而遊離於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之外。護法戰爭發生後，程潛在湖南各派軍事勢力的排擠下轉而投靠廣州軍政府，才正式匯流於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而就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力量的地緣關係而言，其核心成員多為粵籍，湘籍革命黨人為數不多，且多處外圍，無法對程潛在國民黨內地位的提升提供有效的幫助。
程潛雖無緣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但其在大元帥府內部仍然起著重要作用，其主導的軍政部不僅獨立於大元帥府辦公地點外辦公，且擔負著指揮討陳戰鬥及籌劃北伐的重任。1923年冬，在程潛動議及孫中山許可下，為加強軍事力量，由軍政部職員江西人周鑑宏出資，大元帥府大本營軍政部創辦大本營陸軍講武學校。地點設在廣州北較場廣東陸軍醫院舊址。大本營講武學校設校長一人，由軍政部長程潛兼任。
1924年9月13日，孫中山由廣州進駐韶關，親自指揮軍隊北伐，程潛被任命為攻鄂軍總司令。講武學校第三、四隊學生，奉命參加北伐。由於校長程潛被派往韶關駐守大本營，學校群龍無首，經費困難，給養無著，後來留校的一、二兩隊被編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五、六隊。程潛所創辦的這所學校最終被納入黃埔軍校，其所培養的軍事人才對後來的國民革命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吳張迪）
閱讀更多 團結報黨派e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