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與中國

約翰·杜威

John Dewey

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

“

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

——胡適

”

01

投入新文化運動

1919年4月27日，美國哲學家杜威和夫人奇普曼坐船馳離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中國。到日本講學時，杜威並沒把中國列在他的遠東之行計劃之內，但在日本期間，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學胡適教授的邀請信。恰巧當時北京大學的蔣夢麟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們登門拜訪杜威夫婦，並以北大、新學會、尚志學會、中國公學的名義，向杜威發出正式邀請。杜威這才決定到中國走一趟，把行程暫定為由上海到漢口再到北京。

杜威到中國的本意是想遊歷一番中國的名山勝水，講演只是附帶的事情。但他沒有想到在中國小住幾月的計劃竟延長到兩年多的時光。杜威是4月30日下午抵達上海的。剛上碼頭，便見到了蔣夢麟、陶行知、胡適，他們三位昔日都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曾師從杜威。三人把杜威夫婦接到滄州別墅，胡適用流利的英語介紹了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以及請杜威到華演講的用意。這勾起了杜威的好奇心。他隱隱感到，這個古國正發生著一場文化鉅變，這變化還與眼前這位侃侃而談的年輕人有關。

杜威到上海的時候，新文化運動正走向高潮，胡適等邀請杜威前來，正是想以老師在世界上的聲望助他們一臂之力。杜威到滬的第三天，便在上海江蘇省教育會會場作了題為“平民主義的教育”的講演，當時的熱鬧場面在上海十分少見。正如十餘年後他的女兒在《杜威傳》中所說：“不管杜威對中國的影響如何，杜威在中國的訪問對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響。”

之後，杜威夫婦在蔣夢麟和江蘇省教育學會代表王傑的陪同下到杭州講演。就在講演期間，蔣夢麟接到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爆發了，他匆忙趕回了北京。杜威尚不知曉這場運動的進展，滯留一週後才回到上海。5月12日，民國前總統孫中山先生前來拜訪，兩人的這次謀面一直少為人知。痛定思痛的孫中山很重視杜威前來中國的機緣，（思廬哲學編輯）希望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對自己有所幫助。於是他坦誠地向杜威陳述了自己的想法。杜威聽後也受到了很大的觸動。次日在給女兒的信中，他講述了當時的情景：前總統孫逸仙是位哲學家，這是昨晚我在與他共進晚餐時發現的。他寫了一本著作，書中說，中國人的軟弱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以往一位哲學家的說法：“知易行難”。所以他們不願意行動，害怕在行動中犯錯誤而無所作為。而日本人的力量正在於，他們即便在無知時也去行動，通過自己的錯誤進行認知。這本書以此向人們證明，行動要比認知更為容易。

對孫中山的想法杜威非常讚賞。因為在他的思想中，行為經驗才是根本的，而認知不過是行為的工具。當時剛從日本來華的杜威對中日間的關係有了敏銳的覺察，不久即在《東海兩岸》和《中國的夢魘》二文中陳述了自己的看法。儘管杜威也承認日本比中國發展得快，但心裡卻絕沒有孫中山話裡話外所流露出來的那種羨慕。在日本講學時，他就對日本軍國主義傾向表露出明顯的反感，以至日本天皇想授給杜威一枚勳章，他也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在他看來，中國決不能走日本的路子，因為那樣無異於飲鴆止渴。

年屆六十的杜威在不知不覺中，已深深陷入了中國的那場風雲際會。北京學生運動的消息不斷傳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婦急於北上，5月30日便到了北京。杜威有幸目睹了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刻，併為那種浩大的聲勢所震撼。像許多西方人一樣，杜威先前也覺得中國是個積重難返的民族，但通過數月觀察分析，他發現事實並不如此，所以他於1919年12月發表在《亞洲》雜誌上的《中國人的國家情感》一文中，告訴西方人說，“五四”運動是“中國國家感情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如果還有什麼地方的人對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懷疑態度，那麼這種證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訓”。一年之後，杜威還寫了《中國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揚“新文化運動為中國未來的希望打下了最為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則試圖讓中國人相信，只要改變傳統的思維方式，那麼政治、經濟、軍事、技術等的改革也將隨之水到渠成。

02 在中國各地講演

胡適和蔣夢麟知道自己的恩師對中國發生的事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便挽留他多呆一段時間，杜威欣然應允。經與他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磋商，定下了一年的期限。後來又延長了一年。杜威在中國居留的時間長達兩年又兩個月，在杜威一生的講學或旅行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

為此杜威重新調整了自己的講演計劃，增添了多方面的內容。這樣，從1919年6月8日開始，杜威先後在教育部禮堂、清華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等地作了十六次社會與政治哲學講演，十六次教育哲學講演，十五次倫理學講演，八次思維類型講演，三次關於詹姆士、柏格森和羅素的講演。這些講演發表在《晨報》、《新潮》等報刊雜誌上。後來這五大系列講演還被彙編成書，由北京晨報社出版，並在杜威離華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數都是一萬冊，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

在這些講演中，杜威總想通過不同的角度不厭其煩地告訴中國人，現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於精神文化，中國人若想從西方得到啟示，就得從這一點著眼，來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杜威還毫不客氣地指出了傳統中國文化的痼疾所在，為中國人表現出來的對國家問題的冷漠而震驚。在上海時他問及一箇中國人對日本佔領“滿洲”的看法，後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滿洲人的事兒。”杜威到北京後，一天從清華大學回到住處去，他看到一個行人被馬車撞翻在街道上，受傷很重，但行人卻不予理睬，最後還是一群外國人把傷者送到醫院。這件事使杜威覺得，中國人的冷漠是否屬於一個民族心理習慣問題。

帶著這個問題，杜威的足跡踏遍了奉天、直隸、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市，講演之餘，還考察了各地的風土人情。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2月24日，他的女兒露西和伊夫琳也從美國來到了中國，幫助父親瞭解中國。最後杜威終於發現，問題在於中國人的保守，在於他們對自然、對土地的依賴超出了對國家的關心。於是杜威有意識地把自己的體會滲透到講演中，想使中國人明白自己的處境。1919年8月他和胡適等人到山西，在《學問的新問題》的講演中，他說，人們必須要把握時代的變化，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時宜的傳統文化，看清文明的真義。為了使中國人更好地認識到自己的保守習慣，使新文化運動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還分析了這種保守主義的思想根源。

在《中國人的生活哲學》一文中，他也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國國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緣起，則要追溯到老子與孔子哲學。他的這些觀點在“五四”時期產生了很大影響。

杜威來華時，是作為一個教育家飲譽世界的。在杜威的總體計劃中，教育改造仍然是首要的環節，所以也是他講演的主要組成部分。1919年5月3日至4日杜威首次在上海江蘇省教育學會會場做的講演，實際上就是其教育改造的開始。杜威到北京後，從7月4日開始，在北京男女高師專門開設了《民主主義與教育》的課程。1920年4月，杜威一家又到了南京，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講授“教育哲學”。

1920年5月10日，江蘇省教育廳歡迎杜威夫婦（前排中立者）。

03 杜威的中國弟子們

杜威思想在中國廣泛的傳播，除了其思想本身的魅力之外，還得益於他眾多中國弟子的宣傳推廣。20世紀初，中國不少學生赴美留學，其中在哥倫比亞大學受業於杜威的有郭秉文、胡適、陶行知、蔣夢麟、陳鶴琴、張伯苓、劉伯明、鄭曉滄、李建勳等人。這些人回國後大力宣傳杜威思想，同時用杜威思想積極指導自己的研究和實踐，從文化教育、思想學術等各方面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他們對杜威的思想也有不同程度的繼承和發展，因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郭秉文（1880-1969）是最早接受杜威實用主義思想的中國學者，他1908年赴美留學，191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即參與南高師創辦，先後任南高師教務主任、校長和國立東南大學校長。他主持的國立東南大學（今南京大學），被教育界稱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國立高等大學”。他直接將杜威的思想應用於改革實踐。他邀請杜威來南高師做報告，聘請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中國留學生來校任教，管理東南大學時，他延攬師資，崇尚實學，並將數百名中國留美學生組成的中國科學社遷來南高師，使之成為南高師、東大師資的主要來源。他重視學生的個性培養，提出德、智、體三育並重，兼顧個性發展的教育方針，允許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特長自由選擇學習科目或有一定限制地選課。他倡導民主治學，通過“三會制”將教授治校放在首位，在學生中實施“自動主義”，使東南大學成為實施杜威實用主義思想的重要陣地。

胡適是杜威最為知名的中國弟子，他於1910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跟隨杜威學習，被公認為接受和實踐杜威社會和政治學說第一人。在闡釋杜威的經驗主義時，他說，“教育即是繼續不斷地重新組織經驗。經驗就是生活。生活即是應付人生四圍的境地；即是改變所接觸的不知所措，使有害的變為無害，使無害的變為有益……”經過胡適的解釋，杜威的“經驗”成為與“生活”相同的含義，改造社會即是改造生活，便是增添經驗，進行教育。這一解釋奠定了我們今天認識杜威生活教育觀的基礎。胡適尖銳地批評當時的中國學校教育與社會嚴重脫節，認為這是亡國的教育。1922年領導新學制改革時，他將“注重生活教育”和“注重個性之發展”列入“七項標準”中。他強調教育與生活的一致性，強調要以兒童為中心，學制系統宜顧及其個性及智能，為發展個性教育，還主張在學校採用選科制和學分制，對不同的學生施以不同教育。可以說，胡適完全遵循了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他曾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結論的假設。”蔡元培也曾說胡適“不但臨時的介紹如此盡力，而且他平日關於哲學的著作，差不多全用杜威的方法”。

北大校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蔣夢麟，曾於1912年赴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1917年3月，獲得博士學位回國。擔任北大校長及教育部長時，他在高等教育領域內推廣杜威思想，注意用杜威“生活教育”理論，去觀察和分析中國教育的實際問題，以歷史教學為例，他指出教學應當以學生生活需要為主體，以平民生活為中心，注重歷史與生活的有機結合，並以解決當前問題為要旨。他提倡注重自動、自治與訓育，形成良好的民主素養，使個人健全活潑，並提倡個性教育，這些都與杜威的哲學理念一脈相承。

與胡適同齡的陶行知，1914年赴美留學，在伊利諾伊大學學市政半年後轉學至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等人。1917年秋回國，開始了他教育和改革實踐的生涯。陶行知繼承了杜威的教育理論。他強調教育對於社會改造的作用，說“改造了人便是改造了社會”。他認為國家興亡繫於教育，若能普及教育便能影響祖國變革趨向，拯救國家民族於水火。他們都重視教育與生活間的有機統一。他繼承了杜威“教育存在於社會實踐”、“社會生活是教育的深化和延續”、“教育必須與生活緊密結合”的觀點，主張“生活教育是大眾的教育”，“生活即是教育，教育即是生活”，倡導民眾於生活中尋找智慧，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教育，提升自我。當時的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思廬哲學編輯）國民教育水平落後，列強外來侵略和內戰不斷。如何開啟民智，促進人們愛國覺醒，推動社會變革成為時代的呼喚。陶行知認為對3億農民普及教育至關重要，1922年，在曉莊師範學校的實踐基礎上，陶行知結合中國農村實情，創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主張，將杜威“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思想直接倒了個兒。他提倡的生活教育是一種在社會中、在生活中進行的教育，社會有多大，生活有多廣，教育就有多少。他倡導青年應該投身於社會，將教育場所擴大到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將人類的生活場所變成人類受教育場所，在社會中錘鍊自己的意志品格，形成自己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等。他看到中國“先生只管教，學生只管受教”，學生被動學習，缺乏主動創造性，在杜威“從做中學”的基礎上，提出“教學做合一”：“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的法子要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要根據做的法子”，強調了知行合一，更突出了教學做的有機統一，比杜威“從做中學”的理念更進一步。他的教育理論可以說是杜威思想在中國實踐中的創造和發展。正如歷史學家費正清評價說：

20世紀20年代，藉著五四運動的興起和民主與科學口號的感召，中國教育改革進入風起雲湧的時代。杜威的這批中國學生，在中國大力推動實用主義思想的傳播，推動大眾教育、普及教育，開創了教育實驗的先河，推動了新學制改革。他們將杜威思想引入到教育實驗、教育政策的制定、課程教材改革與社會改造中，對近現代中國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

新中國成立後，受當時的政治環境影響，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受到了批判，他的中國學生們也紛紛受到影響，此後對杜威思想的研究一度陷入沉寂。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知識界開始了對杜威思想的重新反思和評價。時至今日，人們對杜威思想的現實價值、對中國教育的影響及他在中美關係中發揮的作用，又重新給予了肯定，對他的研究也成為當下知識界的一大熱點。

杜威夫婦與學生參觀申報館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愛麗絲·奇普曼、杜威；後排左起：胡適、蔣夢麟、陶行知、張作平。

值此杜威先生來華一百週年紀念之際，我們以本文來再次認識杜威先生，其實也是為了更好地反思我們自己，反思當下的教育，從而更好地認識自己。

材料來源：中國網《杜威與中國》、新京報《杜威與中國“洋先生”掀起思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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