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爆炸袭击发生后，科伦坡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筛子，人们担心，筛子的每个孔洞都有可能有炸弹流入进来。而其背后隐藏的宗教种族矛盾、政府动荡，也被最大化地暴露出来。记者到达科伦坡现场采访时，巨大的不安全感仍弥漫在所有人之中。
记者/王珊
4月25日，斯里兰卡尼甘布，人们参加爆炸袭击遇难者的葬礼，家属在葬礼上悲伤哭泣
洗不掉的悲痛
圣安东尼教堂（St. Anthony's Shrine）外墙上的时钟停留在了8：45，那是爆炸发生的时间。爆炸发生在4月21日，那一天早上，如果将指针往前调上半小时，哪怕是10分钟，就可以看到带着虔诚表情的人们从门口进入教堂，参加正在进行的弥撒，并向圣安东尼诉说自己的心愿。这座修建于19世纪初的教堂，是斯里兰卡最负盛名的教堂，已经陪伴了斯里兰卡人民近200年。
此时，冈瓦尔迪纳已经坐在前排的座位上。他的旁边，是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女孩特别可爱，有一双黑亮的眸子。冈瓦尔迪纳来这里祷告，希望生病的家人能够早点康复。和来这里的每一个人一样，冈瓦尔迪纳相信圣安东尼能够达成他的愿望。圣安东尼是天主教的圣人，人们相信他对于解决家庭问题分外灵验。1995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世时，也曾探访这座教堂，更增加了圣安东尼教堂的神圣性——斯里兰卡本地人相信，圣安东尼会毫无例外地守护每一个人。
为此，信仰各种宗教的斯里兰卡人都会到这里祈祷并寻求帮助。因此，你在这里同时看到基督徒、印度教信徒、佛教徒，乃至穆斯林时，一点也不要惊奇。冈瓦尔迪纳告诉我，即使不是礼拜日，教堂也人群熙攘。教堂正对的道路为此常年处于拥挤的状态——很多人放弃开车，乘坐当地的突突车过来，这种三个轮子的摩托三轮车，能够在狭小的缝隙中穿梭自如。
可想而知，复活节当天这里热闹的景象。当天，除了科伦坡市内的居民，还有不少人从很远的乡村赶来，教堂里挤满了人，每一个人的神情都是虔诚的。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爆炸，圣安东尼教堂的时钟将继续运转，见证着人们的精神又一次得到安慰，满意地离去，并陪伴他们走过后续的一分钟、一小时，以及未来所有的日子。
4月24日，斯里兰卡尼甘布街头，安全人员在附近餐馆发现疑似炸弹包裹并受控引爆
一声巨响打破了所有平和的愿景。冈瓦尔迪纳惊慌地跌倒在座位旁，声音来自身后，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天花板塌陷下来，墙壁上的墙皮也大块脱落，教堂里烟尘弥漫。“人们不停地尖叫，四处散逃，我也是。”冈瓦尔迪纳告诉本刊，“不少人在流血，有的人失去了胳膊和腿，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4月26日晚上，封闭了5天的圣安东尼教堂面向媒体开放。我在第二天上午9点钟到达了那里。说是开放，其实是允许媒体在距离教堂最近的警戒线外拍照，警戒线距离教堂的大门有15米的距离。这是200年来，圣安东尼教堂第一次将人们拒之门外。
空气中弥漫着大量清洁剂的味道，从我的位置，能够看到一群穿着蓝色衣服的清洁人员正在对教堂进行清洗。没错，就是清洗这个词。一卷水管从门外的消防车接了过去，从我的位置能够看到水柱从墙上流下来，然后冲向地面，来回反复。与此同时，一桶桶的清洁剂被送进了教堂。一旁的路透社记者昨晚就进去了一次，他告诉我，里面狼藉不堪，桌椅都炸碎了，地上甚至还有手指。
我站在警戒线外面，在焦急的等待中尽量压抑住自己的想象，我知道教堂里发现了几十具尸体，有老人，有孩子，不同的年纪却都将生命停留在了同一个时刻。其中包括一个四口之家，有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1岁。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打量着正对着教堂的这条街，两边的商铺和住户都大门紧闭，街道上空拉起了黑白相间的布条，以表示对遇难者的哀悼。风吹起布条，空荡荡的街头仿佛只剩下这两种颜色。街道在100米开外就被拉起了警戒线，有十几个士兵在旁边守着，除了警戒线内的住户，其他人不得进入。
清洗用了三个多小时。在与士兵多次沟通后，待清洗结束，他们最终允许媒体进入了教堂。尽管已经在门外做了各种各样的联想。但进入的那一刻，我的大脑一下子失去了最基本的语言能力，任何一个词语都不足以描述眼睛抬起那一瞬间的感觉——清洁剂掩饰不住的血腥味冲进了鼻腔，被太阳灼烧了一上午的毛孔全都收缩了起来。
教堂里光线很暗，地面上湿漉漉的，墙壁还在滴水，教堂里的座椅被清空了，圣安东尼的雕像和十字架孤零零地立在最前面，注视着穿着黑色高筒靴、手拿清洁工具的清洁人员和我们。爆炸应该发生在教堂入口处的左边，墙上的大理石已经脱落，露出里面的砖墙。天花板上黑色的电缆垂了下来，纵横交错，墙面上还有炸弹碎片留下的大大小小的细密孔洞，斑驳得像一颗颗失了光的眼睛。哀伤和悲痛，是洗不掉的。
针对性袭击
我见到宋平（化名）是在斯里兰卡国家医院，他躺在病床上，刚刚做完手术，身体里的弹片和碎玻璃已经取了出来。他的脑袋和手脚都缠着绷带，有血从里面渗出来；他的身上到处都是擦伤，下半身灼伤严重。“我们失联的四位同伴找到了吗？”他抬起眼睛，语气急切地问我。但我只能摇摇头，看着他的眼睛慢慢暗淡下去。
几乎与圣安东尼爆炸同一时间，一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宋平居住的金斯伯里（Kingsbury）酒店引爆了炸弹。该酒店的一位华人告诉我，每逢周末，斯里兰卡不少居民喜欢到这几个酒店吃自助餐，在香格里拉酒店，早餐只要2800卢比，相当于人民币100多元，中午和晚餐也只要3000多卢比。“我自己也会带孩子去吃。”金斯伯里酒店的厨师说，当时餐厅有上百人用餐。
宋平来自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来斯里兰卡是做海洋洋流的观测。有四位同伴跟宋平坐在一张桌子前，两个人跟他同一个单位，另外两人则是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他们是4月20日下午才从中国飞到科伦坡，按照计划，早餐后他们会退房，到港口搭乘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负责的“实验3”科研考察船，执行印度洋航次上的工作——从4月初到现在是斯里兰卡的雨季，是海洋季风最佳的观测季节，而科考所获数据将服务于降雨预报。
宋平已经不记得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一声巨响后，他就失去了意识，模糊中记得一群人将他用担架车推了出来，抬上了救护车。等他醒来后，宋平才知道同桌吃饭的四位伙伴失联了。即使躺在病床上，他还是难以相信，自己刚刚遭遇了恐怖袭击。他对这个国家印象很好。虽然与国内相比，斯里兰卡经济水平不够发达，就连首都科伦坡都像一个县城，或者说城乡接合部，但这里也具有便利生活的一切——现代化程度良好的超市、银行、酒店以及英语还不错的工作人员。何况，相对于周边的巴基斯坦、缅甸等区域，2009年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
然而，现实却是这个城市在一天之内发生了8起连环爆炸案，其中前6起使用了自杀式袭击，发生在三家教堂和三家酒店，其中一家酒店的监控视频拍到一名袭击者住进了这家酒店，并在早餐人潮密集时引爆了炸弹。另外两起也发生在动物园和小区这样人群密集的地方。8起爆炸最终造成250余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在全球范围内，这都是一次非常惨烈的连环恐怖袭击活动，2019年，不管在欧洲还是中东，都有恐怖袭击发生，但一天8次的情况非常罕见。政府调查的过程中，依然不间断地有爆炸发生，更为罕见，恐怖分子这是在挑衅。”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钮松告诉本刊。
4月23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通过发声渠道阿马克通讯社“认领”连环袭击。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和其他高级官员也认定，境外极端组织与爆炸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4月26日，总统西里塞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局发现了约140名与“伊斯兰国”有关的嫌疑人，已经逮捕超过70人，正在追捕其余嫌疑人，印证了“伊斯兰国”的发声。
4月22日，斯里兰卡科伦坡，安全人员在圣安东尼教堂爆炸现场展开调查
即使在科伦坡生活了15年的福建总商会常务副会长黄朝顺也没有料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的印象里，斯里兰卡内战后一直处于很平和的状态，“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内战，你能感受到他们对和平是珍惜的”。爆炸袭击发生后，斯里兰卡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宵禁。在黄朝顺印象里，自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这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全国范围内宵禁了，只有去年中央省康提地区僧伽罗人和穆斯林之间发生暴力冲突，局部地区进行了宵禁。
紧张的气息弥漫在斯里兰卡街头的角角落落，医院、车站、银行、教堂、酒店、医院甚至是超市都成了禁区。进入这些区域的人都要接受安全检查，如果背包，还会被要求打开书包，对包内物品一一进行查看。我与金斯伯里酒店的员工Ann在车上聊了一会儿，在几分钟的聊天里，她一直要求下车回家。“这里不安全，你看这么多车。”她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爆炸发生后，Ann迅速清理了一下家里的食物和零食，她跟室友规定了每天要吃的量，“很严格，一定不能多吃”。Ann在科伦坡待了三四年，她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除了偶尔有小偷小摸的事情，斯里兰卡还是很好的”。
内战也没有给科伦坡带来如此大的影响。在斯里兰卡，我遇到了宝石店的工作人员安东尼（Anthony）。他出生于1965年，1983年内战发生时，他18岁。他告诉我，战争主要发生在斯里兰卡政府和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之间，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当地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种族矛盾。安东尼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整个家庭都很害怕，所以在法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工作的父亲带着一家人躲进了使馆。
不过，一个月后，安东尼一家就从使馆搬了出来——战争的主战场在斯里兰卡的北部区域，科伦坡在西南部，虽然有一波波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试图攻击科伦坡，但在严格的检查下，很少有人能够抵达科伦坡市区。黄朝顺告诉我，内战时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主要目标是政府机构，“虽然也有公交车爆炸一车人死亡的新闻出现，但这些袭击者往往是在检查被发现后，迫于无奈引爆了炸弹”。
在26年的内战中，安东尼也只有一次深刻的记忆。事情发生在1996年，当时，“猛虎组织”头目普拉巴卡兰和其他3名猛虎组织成员潜入科伦坡，袭击了科伦坡中央银行，造成76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安东尼当时正在距离爆炸地点500米的地方，他跑过去看到人们被从里面抬出来，流了很多血，很多人肢体不全。
“这一次袭击，针对的是普通人。”安东尼说，爆炸袭击后，他哭了。“有那么多的孩子，”他向我比画着，“他们才那么点高。”安东尼说，与战争相比，这次恐怖袭击更让人难以接受，“战争有不可控的因素，杀人却是有人做决定”。
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我沿着科伦坡几起爆炸发生点转了好几圈，不禁感叹爆炸策划和实施者的精心和用意。除了Dematagoda车站以外，剩下的几个地点基本都分布在海边的一条主干道高尔路附近，这一区域是科伦坡最为繁华和发展最快的地方，聚集着科伦坡最高档的酒店以及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大楼、斯里兰卡投资局等。新的酒店大楼和公寓都已经有了基本的样子。在科伦坡，是否有建设，是衡量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摩托车开得飞快，向导很不愿意停下来，怕有风险。我的当地向导告诉我：“以往路上都是拥挤不堪的，尤其是下午1点多，正是学校放学的时候。”我看了下手机，1点20分，街头一路畅通。金斯伯里酒店、香格里拉酒店、肉桂酒店、圣安东尼教堂，彼此间的距离分别不超过两公里。整个区域人流量大、宗教场所多、外国人多。让人不禁感叹，如此大规模精心的部署，没有熟悉当地情况的本地人，以及足够的力量支持，是实现不了的。
爆炸后，与几个酒店紧挨着的斯里兰卡地标建筑世贸中心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楼下增加了安检，所有人员进出都要开包检查。在里面工作的中国员工冯明告诉本刊，4月23日下午，他们就已经被要求过一次紧急撤离。“当时从楼上往下看，有很多警察在楼下，可能是在拆弹。”果然，2点钟左右，他们收到通知，要求他们尽量远离窗户，以防被炸弹的冲击波伤到。随后没过多久，人员迅速撤离，因为走得匆忙，有人连钥匙都没来得及带。在他们离开后，安保人员又一个一个楼层进行检查，以防有人还留在里面。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
纷乱的宗教矛盾
4月26日，总统西里塞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局发现了约140名与“伊斯兰国”有关的嫌疑人，已经逮捕超过70人，正在追捕其余嫌疑人。斯里兰卡军方在全国范围部署将近1万名士兵执行搜查和警卫任务。第二天，军队在一次检查中，发现了爆炸物、起爆器、自杀式爆炸背心、军装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黑色旗帜。警方根据情报官员提供的线索，查获大约150根胶状炸药、大约10万颗小金属球、一辆厢式货车以及疑似在21日恐怖袭击中穿过的衣服。
穆斯林居住区域成了政府主要排查的范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的宗教矛盾凸显起来。在圣安东尼教堂附近的区域，有大量的士兵在巡逻搜寻，一名士兵指着一条街道告诉我：“这里被怀疑有可疑的区域。”在有些公交车上，如果有穿黑袍的女士上车，乘客会要求对方脱掉黑袍，否则不允许上车，进出商场也不允许戴面罩。他们担心对方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冲突一触即发。
4月26日是穆斯林的礼拜日。斯里兰卡政府官员连发两封文件敦促穆斯林在家中祈祷。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发出特别呼吁，要求减少在清真寺祷告，担心发生更多袭击。在天主教历史学家乔瓦尼·马里亚·维安看来，这是一个国家的教会头一次因为安全原因在全国范围取消弥撒。而当天，在科伦坡6区，警察在该区基督徒那里发现了46把刀，他们准备用此攻击当地的穆斯林。就在我写稿的时候，我在斯里兰卡的朋友告诉我，他的几名同事在外面施工时拿着刷子在墙上画一些符号，被误认为是穆斯林而抓进了警察局，“警察盘问了他们一天”。
事实上，在一般人印象中，尽管斯里兰卡民族矛盾尖锐，但这种印象主要源于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民族矛盾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和新闻媒体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穆斯林族群身上。斯里兰卡的穆斯林族群所占人口的比例并不高，只有9%。按照这个比例来算，斯里兰卡的穆斯林族群大概200万人。斯里兰卡的主体民族是僧伽罗人，人口比例在74%，其次是泰米尔人，占比12.6%，最少的是基督徒。
科伦坡被划分为15个区，圣安东尼教堂所在的13区能很好地体现斯里兰卡多种宗教信仰的状态。走在街区上，能看到圣安东尼教堂正对面的街角处，是一尊硕大的佛像，教堂东南方200米处有一座清真寺，东北方100多米的位置则有一座印度教寺庙。平日里，这些不同宗教的人相处比较融洽，然而一旦遇到问题，双方则会有各自的立场。
在商业上，穆斯林占据了斯里兰卡各重要的行业和领域。“他们很有经商头脑，除了垄断一个行业外，很多街面上的小店，也都是穆斯林开的。”当地人向我介绍。然而从政治上来说，在斯里兰卡，穆斯林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穆斯林在斯里兰卡最大的政党叫斯里兰卡穆斯林大会党，这个党在议会大概有7席，而整个议会是225席，和整个穆斯林人口还是不相匹配的。而且，在多党选举民主政体之下，穆斯林很容易成为主要政治派别拉拢或者打压的对象。“长久以来，穆斯林一直是斯里兰卡暴乱的受害者，他们从未实施过大型的暴乱，特别是针对基督徒的。”康奈尔大学南亚研究学者丹尼尔·贝斯（Daniel Bass）告诉本刊。
相关的资料很容易佐证贝斯的说法。在内战期间，“猛虎组织”在控制区域实施清洗活动，大量驱逐穆斯林。在整个清洗活动中,共有12700个穆斯林家庭、约75000名穆斯林被迫离开了“猛虎组织”控制区。2017年11月，斯里兰卡南部城市加勒一些地区的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发生激烈冲突，政府当晚开始在当地实施宵禁。
我与安东尼聊了聊宗教的事情。安东尼是一名天主教徒，他的妻子却是一名穆斯林。这样的婚姻组合在斯里兰卡是非常少见的。这两天，妻子出门都是他陪着，他的两个在银行工作的孩子已经被单位要求待在家里，好几天没有去上班了。安东尼也不让他们去超市、电影院等场合。
安东尼和妻子在1986年结婚，当时，他21岁，妻子只有16岁。为了这个事情，双方的父母都和他们断绝了10年联系。理由很简单，不同的宗教难以很好地相处。安东尼告诉我，在当时，他的一个表哥跟另外一名信仰伊斯兰教的女孩谈恋爱，在对方父母以自杀相逼的情况下，双方最终分手。安东尼告诉我他很庆幸妻子的父母生活在科伦坡6区，如果生活在10区或者13区，他可能会被对方亲戚杀了。
在与妻子的相处中，双方一直在彼此尊重，比如说穆斯林不吃猪肉，安东尼也陪着她几十年不吃。后来双方亲属有了联系后，妻子也能忍受对方吃猪肉，自己在一旁看着。安东尼和妻子有三个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一直尽力在规避孩子成为穆斯林，或者以后跟穆斯林通婚。“我能接受佛教，他们足够平和，但感觉穆斯林的各种规定越来越严格了。”安东尼举例说，他和妻子认识时，女孩子都是穿普通的纱丽，看起来非常美丽，但这几年，他们的装扮越来越接近于中东那边的穿法，穿黑袍，蒙上脸，他担心他的孩子以后承受不了这些。“我的同学是穆斯林，在她女儿6岁时就给她穿上了黑袍。”一位当地的僧伽罗人告诉我。
第二点让安东尼难以接受的是，当地穆斯林在教育上的态度。“他们认为上学没有必要，女孩子一般15岁就找人结婚了，男生则跟着家里人做生意。”安东尼说，在这样的态度下，孩子们很难好好去学习。在双方家属接受了彼此以后，安东尼还是尽量跟妻子的亲戚保持距离，除了结婚等重大仪式，安东尼和孩子都不会出现，“避免因为信仰不同产生摩擦”。在孩子读中学期间，他还特意把孩子送到了当地一个基督徒的学校。
安东尼住在科伦坡15公里以外的地方。在他住的街区，穆斯林和基督徒各占了50%。尽管安东尼一再强调他跟这些邻居们相处友好，但从他的语气和神情里，能看出他的态度。“现在穆斯林越来越多了，他们生很多的孩子，一家八九个，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斯里兰卡会变成伊斯兰国家。”安东尼告诉我，他妻子的亲戚里，哥哥有6个孩子，妹妹有5个孩子，小弟弟才32岁，也有了4个孩子。新华社记者杨梅菊也感受到了穆斯林族群的增多，以科伦坡7区的维多利亚公园为例，她2014年刚到科伦坡的时候，很多普通人周末在那里游玩，但快离开时，整个公园基本都被黑袍占领了。
4月24日晚上，斯里兰卡警方突袭了一家穆斯林家庭。这家的女主人引爆了炸弹，炸死了自己和三个孩子，她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尚未出生的胎儿。这是伊勒姆·易卜拉欣的家。他是实施自杀式爆炸行动的极端组织成员，他的哥哥伊姆萨特·艾哈迈德·易卜拉欣与他一起参与了这次袭击。两人的父亲是斯里兰卡最大的香料出口商。
此次连环爆炸案袭击者，都受过良好教育，属于当地社会中等收入者中较好的群体，像其中一名袭击者阿卜杜勒·拉西夫·贾米尔·穆罕默德，曾于2006～2007年在英格兰东南部一所大学学习工程。斯里兰卡国防国务部部长维杰瓦德纳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很多参加‘伊斯兰国’的人，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挫折，这些家境和学历都不错的人，往往对自己人生定位比较高，但在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或者族群下，作为一个相对弱势的种群，他们如果想在这个国家获得更高的上升渠道，是相对困难的。他们更容易出现一种焦虑感和挫折感。”钮松向本刊解释。
世界的眼睛
2014年，新华社记者杨梅菊刚到斯里兰卡的时候，科伦坡还不是现在繁华的样子。“刚来的时候科伦坡非常凋敝、落后，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街上车非常少，电子打车软件还没出现，只能电话预约出租车。”
杨梅菊慢慢发现，街上的车成倍增长起来，中餐馆越来越多，高级酒店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建起来。就连北部战区贾夫纳，刚来时还不允许随便出入，但2016年以后，就可以自由通行了。“你能感受到斯里兰卡整个国家都在努力从内战深渊里往外爬。”杨梅菊告诉本刊，除非是到贾夫纳，她才会联想到，斯里兰卡是个经历过战争的国家。
内战时的科伦坡则是另一番模样。在黄朝顺的印象中，当时的科伦坡大街上，基本50米设置一个岗亭，里边驻有警察和军人，吊着一挺机枪，有的地方还有沙包，汽车一律要检查底盘，以防藏匿炸弹，“以前进科伦坡世贸中心，在路口要被检查一次，大楼门口一次，二楼还要进行检查，那时候都没觉得有什么危险性”。黄朝顺告诉本刊，内战结束后的第二年，这些防御措施基本就取消了。
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近10年里，斯里兰卡一直努力从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农业导向型经济向服务业导向型经济转变。服务业已发展为斯里兰卡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2016年斯里兰卡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56.5%。根据斯里兰卡旅游部的数据，2017年，斯里兰卡累计接待了211万名外国游客，其中中国游客超过26万人，成为斯里兰卡第二大旅游客源。
导游宝玉从2009年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欧洲游客到斯里兰卡的已经比较多了，很多人学德语，一个年级有一两百人。宝玉说，老师告诉他，中国游客以后会有很多人来斯里兰卡，学中文比较好，当时班里只有20多个学生，“现在我们系学汉语的也有200多人了”。宝玉告诉我。
谦和友善的斯里兰卡人形象也在旅游业的发展中逐渐树立起来，不止一个到过斯里兰卡游玩的人告诉我，“斯里兰卡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笑脸”，“你盯着一个人不超过两秒钟，对方就会冲你笑”。在这些变化里，关于内战的痛苦记忆也在慢慢消散，斯里兰卡的开放度越来越高。如果不是出现这次恐怖袭击，斯里兰卡政府原本打算从5月1日开始对39个国家公民实行“旅游淡季免签”政策。如今，政策已经被暂缓实行。
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小雪曾到过斯里兰卡，她惊讶这个国家在安保方面的松弛，“南亚的几个国家，我去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安全防卫最弱的就是斯里兰卡，宾馆、火车站都没有任何安检措施。印度则不一样，所有的商场和宾馆都要进行安检”。
杨梅菊告诉本刊，斯里兰卡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2015年上任后，这一变化尤其明显，“相对于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强硬，西里塞纳一直在努力向民众展示友好的一面，他声称自己是农民出身，是从土地里走出来的总统，政府急于向外界展示其友好的一面”。不难想象，对于长期经历内战、处于宗教争端的斯里兰卡人民来说，民主是一个长久的向往。这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西里塞纳的当选。杨梅菊告诉本刊：“新总统上任当天，与老总统相比，身边的安保力量少了很多。”
西里塞纳上台以后，政府之间的内斗将斯里兰卡重新推向了新的“内战”。在2018年10月26日，总统西里塞纳解除了总理维克勒马辛哈的总理职务，并任命前总统拉贾帕克萨为总理。第二天，西里塞纳在电视讲话中称，他与维克勒马辛哈的政策三年来一直存在很大差异，他还声称，维克勒马辛哈领导的内阁卷入了一起针对他的刺杀阴谋。而维克勒马辛哈以总理变更须经议会投票通过为由拒绝卸任。
“新总理，老总理。一个国家，俩总理。新总理曾是老总统，现总统突然罢黜老总理。老总理还住在老总统的那个官邸，新总理难过投票关心里苦。”在持续51天的政治危机下，当地人编出了这样一句顺口溜。最终斯里兰卡最高法院裁定，西里塞纳的决定违宪，维克勒马辛哈重新被任命为总理。
这一形势下，斯里兰卡情报机构对恐怖主义防控有巨大漏洞。据报道，在爆炸发生10天前，斯里兰卡警方就得到有关此次袭击的预警。斯里兰卡警察总监普朱特·贾亚孙达拉11日给多名高级警官发送信息，提醒“得到外国情报机构警告，NTJ组织正打算在科伦坡针对教堂和印度驻斯里兰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动自杀袭击”。
然而，总统西里塞纳多次重申，斯里兰卡高级国防官员和警察局长并没有与他分享有关即将发生的袭击的信息，并公开责怪以维克勒马辛哈为首的政府，一味专注于起诉在2009年结束的内战期间涉嫌战争罪行的军官，导致情报系统遭削弱。“过去我们都觉得恐怖袭击一般发生在中东这样战乱或者民族矛盾尖锐的国家。而这次，他们选择了我们普遍认为不可能的斯里兰卡，这些国家相关的防范措施少，思想上也比较松懈或者是处于相对平和的环境。这或许说明，恐怖主义已经有了开始往一些非焦点国家转移的趋势。所以，在反恐这件事上，任何人都是不能置之度外的。”钮松告诉本刊。
2015年杨梅菊曾写过一篇文章，她提到，一直籍籍无闻的斯里兰卡却有一项世界纪录——在2000万的总人口中，有110万人志愿捐献眼角膜。在斯里兰卡，每一届总统都是志愿者，已累计向全世界50多个国家捐献眼角膜逾7万，可以说斯里兰卡就是“世界的眼睛”。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里发生的恐怖袭击相当于全球的一个映射。
（实习生李秀莉、胡艺玮对本文有贡献。感谢在斯里兰卡的各位朋友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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